浅谈李杜妻儿诗(上)

李白（701―762）和杜甫（712―770）是盛唐诗坛的杰出代表，分别被世人誉为“诗仙”“诗圣”。一“仙”一“圣”在妻儿诗方面的差异是显而易见的。

李白在《李太白全集》中，以妇女孩子为题材的诗歌多达130余首，约占全部诗歌的九分之一。但李白为妻子儿女所作，吟诵妻子儿女或是隐含妻子儿女的诗篇却只有寥寥十余首。

反观杜甫，作为诗坛之圣，其创作的现存世的一千四百余首诗歌中，描写妇女儿童的诗歌并不特别多，妻儿诗却有相当数量。笔者粗略统计了一下杜诗中涉及对妻子杨氏和子女的诗篇，有四十余首之多。值得注意的是，杜甫的妻儿诗绝大多数是在安史之乱后所作的，这些诗反映了杜甫中晚年的家庭生活。

综合相比，李白和杜甫在妻儿诗方面存在着明显的差异。那么两个人的妻儿诗有什么不同？又为什么会有这样的差异？本文从两人妻儿诗的内容和差异形成的原因对此加以解析。

一、李杜妻儿诗的内容

李白思想庞杂，个性鲜明，常恃才傲物，不容于人。他是诗歌界的天才，有着率真与洒脱的一面。在李白的妻儿诗中，诗人又是如何描写他与妻子的关系的呢？这些诗作的内容又是什么呢？总体上来讲诗人对待不同的妻子，有着不同的一面。

在《南陵别儿童入京》中，李白把得到唐玄宗征召的那种喜悦之情毫不掩饰地表现出来。从这首诗中不难看出，李白得志之后有点得意忘形。“呼童烹鸡酌白酒，儿女嬉笑牵人衣”，与一双儿女欢笑嬉戏，展现出诗人慈父的一面；但“会稽愚妇轻买臣，余亦辞家西入秦”却是对轻视自己、嘲笑自己的刘氏的警告，另外也是希望刘氏能够善待自己的一双儿女。

反观李白对待另外一位妻子宗氏，则表现出深情款款、两情相悦的一面，与对刘氏形成了天壤之别。

李白别出心裁，站在妻子的立场写自己如何思念丈夫。诗人大胆发挥其浪漫主义的想象，把自己妻子塑造成一个思念丈夫的怨妇。这种站在妻子角度，代替妻子倾诉对丈夫的爱慕之情的表现手法以一般人的感受而言是无论如何也写不出来的。此种表现手法与杜甫的《月夜》有着异曲同工之处。可以说，李白是一位善于将妻子的情感转化为自己的心理，并将其美化升华的诗人。

对待一双儿女，李白又表现出舐犊情深的一面。天宝八年（公元749年），诗人离开东鲁漫游已经三年，此时在金陵的他念及在东鲁的一双儿女，作《寄东鲁二稚子》以表思念之情。

由该诗可以看出，诗人认为自己不是一个合格的父亲，心生内疚之情，甚至到了“念此失次第，肝肠日忧煎”的地步。到此，诗人舐犊情深的一面也就到了极点。可惜生活没有给李白机会，他终身与子女都是聚少离多，一双儿女始终缺少父爱。

总之，从李白的妻儿诗中可以看出李白是一个个性鲜明，感情细腻，思想复杂丰富的多情才子。他有讴歌妻子的诗，也有非议妻子的话，有舐犊情深的语句，也有不得不将子女抛之于外乡的苦闷。

杜甫作为人们心目中的“诗圣”，他的诗明显具有儒家传统的人文关怀精神，这不仅体现在他的忠君爱国的思想中，也表现在他于安史之乱中对妻子儿女的关爱与牵挂上。

纵观杜甫创作的诗歌，诗人照顾妻子、抚育子女，可谓是万虑丛集，操碎柔肠。在这些诗作中，杜甫累次使用了十种不同的称谓描述杨氏，其中出现频率最高的是“老妻”“妻子”“妻孥”“妻”等。而杜甫也时常称儿子为“娇儿”“熊儿”“骥子”“稚子”等，称女儿为“娇女”“痴女”“小女”等。这些无一不表现出诗人是一个恋爱妻子、宠爱子女的贤夫慈父。在诗人一生创作的诗篇中，表现妻子儿女的诗篇和词汇量之多，足以使人感受到诗人对妻儿那份真挚而朴实的感情。

杜甫29岁成婚，其妻杨氏乃司农少卿杨怡之女。在元稹《唐故工部员外郎杜君墓志铭并序》中可知“夫人弘农杨氏女，父曰司农少卿怡，四十九年而终”。他们婚后琴瑟相和，感情十分融洽。在杜甫诗歌中，字里行间我们都可以看到他对发妻的浓浓深情：

至德元年（公元756年）8月，杜甫在羌村得知太子李亨在灵武即位的消息，便只身前往投奔，不料在途中被叛军俘获，押回沦陷的西都长安。当时正值中秋，诗人不禁望月思亲，写下了著名的妻儿诗――《月夜》。

至德二年（公元757年）寒食节杜甫仍为叛军所困，滞留长安无法脱身，于是诗人又一次提笔倾诉对妻子的思念，写下了《一百五日夜对月》。

安史之乱中，杜甫携妻儿辗转逃难，历经艰辛，一路上一家人冻饿交加，疲惫不堪，饱尝了衣食无着和寄人篱下的痛楚。

《乾元中寓居同谷县作歌七首》组诗血泪纵横，倾诉了杜甫一家颠沛流离、漂泊异乡的经历和苦苦挣扎的痛楚。当时正值乾元二年（公元759年）11月，杜甫携妻儿由秦州来到同谷，不久就从这里前往成州。这是诗人一生中行路最多、生活最困苦的一年。

上元元年（公元760年），杜甫携妻儿前往成都投靠好友严武，生活才短暂地安定下来。这时的杜甫在成都的浣溪畔获得一安家之地，建成了草堂，总算让妻儿过上了较为安定的生活。闲暇时的杜甫或与妻子对弈为乐，让孩子垂钓溪畔，或与妻子儿女乘舟遣兴。

可惜好景不长，随着好友严武的去世，杜甫在成都也失去了依靠，于是又开始了晚年最后的漂泊。晚年的杜甫不仅贫困潦倒，而且诸病缠身，情绪恶劣，使得妻子杨氏终日为他担忧：“老妻忧坐庳”（《遣闷奉呈严公二十韵》）。直到770年诗人去世为止，妻子儿女从未跟着杜甫过过荣华富贵、锦衣玉食的生活，甚至连安定的生活对他们来说也是可望而不可即的。

杜甫一家人的主要生活内容就剩下贫穷、饥饿、疾病、频繁的离别与担惊受怕了。这一些都深深刺痛着杜甫的神经，使他深感愧为人夫，愧为人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