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法院上演“量刑博弈”

2009年3月25日,最高人民法院公布《人民法院第三个五年改革纲要(2009―2013)》,提出将规范法官的自由裁量权,把量刑纳入法庭审理程序。在此之前,全国各地法院纷纷试水,探索“量刑辩论”工作。

“判处小阳、小辉、小婕3人一年零六个月至三年不等有期徒刑,并均获缓刑,判处小辰、小云、小玉3人免予刑事处罚。”

这是北京市东城区法院少年法庭对一起6人共同抢劫案判决的最终结果。在普通人看来,这只是一次平淡无奇的宣判。然而,法律业内人稍微留意就会发现,在这例判决中,抢劫案的6名被告人中有3人被判处免予刑事处罚,另外3人虽然被判处刑罚但均获缓刑。

抢劫罪是严重危害人身财产安全和社会安定的犯罪,属于重罪范畴,按照刑法规定,成年人犯抢劫罪通常会被处以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倘若是已满14周岁但未满18周岁的未成年人,在从轻或者减轻处罚的情况下,通常至少也会被判一年有期徒刑。

小阳等6人获得如此轻的量刑,并非法院“法外开恩”,而是得益于一项司法改革措施――把量刑纳入法庭审理程序。

一个“可以有所作为”的案子

2009年2月10日,一份多达6名未成年被告人的书出现在东城区法院少年法庭庭长岳慧青的办公桌上。

案情本身并不复杂,是一场发生在2008年10月18日晚6点的抢劫案:几个小青年在哥们义气作用下一时冲动上演的一场抢劫闹剧。

被害人小燕和发起这场抢劫的主谋小阳原本还是男女朋友。在恋爱期间,小阳把家长给自己的学费在两人浪漫生活中都花光了。到了新学期开学,没钱交学费的小阳找小燕借了钱交学费。后来,两人感情破裂并分道扬镳。小燕找到小阳,要求其还钱。小阳很痛快就答应了下来,并如数奉还。然而,在还款之后,小阳思来想去觉得亏得慌,“我的学费花光她也有份,怎么还能要我再还钱给她。”于是,他找来了自己的5个好朋友――小辉、小婕、小辰、小云、小玉,让他们找机会帮自己把钱抢回来。“朋友的事当然要热心帮忙。”5人不假思索就答应了。

案发当晚,在北京的一条小胡同里,小阳等6人拦下了小燕,在对小燕进行殴打和言语威胁后,抢走了小燕400元现金和一部手机。让这几个孩子没想到的是,这出“先还钱后抢钱”的闹剧已经构成了抢劫罪,等待他们的将是法律的制裁。

在了解案情后,岳慧青认为,“这是一个可以有所作为的案子。”

原来,东城区法院正与北京大学法学院合作试点一项 “建立一个相对独立的量刑程序”的改革举措。6名少年抢劫案让东城区人民法院找到了试行量刑答辩程序的契机。

“这个案件里被告人人数较多,涉及到的犯罪事实和量刑情节有所差异。以犯罪事实为例,有人组织策划、有人实施殴打恐吓、有人纠集同伙,在犯罪中各自起到的作用不同。在法定量刑情节方面,有人属于主犯、有人属于从犯,有的已经成年、有的还未成年,有人选择自首、有人被捕归案。至于酌定量刑情节方面,认罪态度、平时表现、作案原因等也不尽相同。在量刑方面为控辩双方进行辩论留下很大空间,适合作为试点案件。”岳慧青说。

为了保证试点的顺利进行,东城区法院对量刑答辩程序制定了严格的适用条件。

主管少年法庭工作的安凤德副院长介绍说,为保证量刑答辩程序的顺利进行,合议庭主要做了以下几方面工作:第一,对被告人的家庭、所在社区、学校等方方面面情况进行全面了解,做出一份内容翔实、准确的社会调查报告;第二,协助被告人与被害人及其家属达成赔偿和解协议;第三,被害人及其家属表示愿意出庭谅解被告人;第四,协调控辩双方,争取能够形成辩论的局面;第五,合议庭在庭审中认真听取并尊重控辩双方的意见。

一切按照程序按部就班地进行着。承办法官孙宇红对6名被告人的学校、家庭、社会关系等状况做了详细调查了解,在此基础上第一时间做出了6名被告人的社会调查报告。根据未成年人刑事案件执行强制辩护程序,东城区法律援助中心为本案中的未成年被告人联系了庭辩经验丰富的刑事案件律师。律师的专业素质确保了庭审中能够和公诉人展开法庭辩论。

各项准备工作完成后,东城区法院的量刑答辩程序正式拉开了帷幕。

法庭上量刑的博弈

2009年3月23日,经过一个月的紧张筹备,东城法院依法开庭审理6位少年抢劫案。

与以往案件“定罪与量刑程序合二为一”的情况不同,在法庭辩论阶段,首先进行的是定罪程序的辩论。

公诉人首先就被告人行为是否构成抢劫罪(罪名的认定)发表公诉意见。公诉人指出,6人构成抢劫罪的共犯,其中小阳策划、纠集他人,小辉实施殴打、抢劫行为,小婕纠集他人,实施了具体抢劫行为,3人属于主犯;小辰、小云和小玉在共同犯罪中的作用较轻,属于从犯。对于指控的罪名,6被告人均表示没有意见。

在定罪程序结束之后,法官宣布:“根据最高人民法院第三个五年改革纲要中‘要健全、完善相对独立的量刑程序’的要求,下面进行量刑答辩程序。在此程序中,控方有量刑建议权,辩方有量刑请求权。”

公诉人就6名被告的量刑情节提出了量刑建议,“小阳、小辰、小云、小玉在实施犯罪行为时未满18周岁,应当从轻或者减轻处罚。小辉系自首,可以从轻或者减轻处罚。小辰、小云和小玉属于从犯,应当从轻、减轻或者免除处罚。”

紧接着,被害人小燕的父亲就6名被告人的处理结果发表了意见。小燕的父亲说:“我之前与他们的家长接触,也了解了情况,几名被告人都是年龄较小的孩子,我希望法庭对他们从轻或者免予处罚。”被害人父亲的出庭谅解让法庭上出现了温情的一幕。

听到小燕父亲宽容的话语后,4名未成年被告人泪流满面,同时站起来给小燕父亲深深地鞠了一躬,连声说着“谢谢”。

在就控方所讲的量刑情节和处罚幅度提出异议或是补充意见的环节,辩方均表示没有异议。

进入第二轮答辩,辩护人首先发表辩护意见,公诉人随后针对其意见提出公诉方观点。辩方根据酌定量刑情节提出了希望对小阳、小婕从轻或者减轻处罚并适用缓刑,对小辰、小云、小玉免除刑罚的请求。

公诉人就6名被告人的刑期向法庭提出了量刑的具体建议:小辉在3年以下量刑,小婕在3年左右量刑;其余4人在3年以下量刑,其中小辰、小云、小玉可酌情比照小阳减轻量刑。

对于辩护人提出的使用缓刑的请求,公诉人认为,“法庭可以综合案情及法律规定,酌定是否实行缓刑。”对辩护人提出的免予处罚的意见,公诉人表示,“法庭可以根据具体情节和事实情况,依据相关法律规定,决定是否采纳辩护人的意见。”

“考虑到量刑答辩程序中,控辩双方对量刑情节和处罚幅度充分表达了意见并对缓刑和免除刑罚达成共识,合议庭最终尊重了控辩双方的意见。”孙宇红法官介绍说。

“如果这个案子不采用量刑辩护程序的话,按照我的经验,这几个被告人肯定不会被判得这么轻。”辩护人之一的吴秉实律师对记者说。在他看来,正是因为把量刑程序独立出来,给了控辩双方就具体的量刑情节和处罚幅度充分沟通的空间。而程序上的独立,把量刑在司法审判中的地位凸显出来,使得法官更注意听取控辩双方的意见。

作为这个判决的直接受益者6名被告人也因此避免了将最美的一段青春时光交付高墙电网。据了解,6名被告人中被判处缓刑的主犯高三学生小阳如今已经回到了学校继续学习,备战即将到来的高考。

安凤德副院长表示,相比过去的刑事庭审,“量刑答辩”环节更加注重赋予控辩双方在量刑方面的话语权,使法院量刑过程更加透明,更加规范。

“量刑程序独立”的探索

一直倡导“量刑程序独立”的北大法学院刑事诉讼法教授陈瑞华特地旁听了此案的庭审。在庭审结束后,陈瑞华教授告诉记者,“这个案子不仅证明了建立相对独立的量刑辩论制度是可行的、必要的,同时也给量刑制度改革提供了参考依据。”

东城区法院的司法改革并不会就此止步。正如该院的一位法官在接受采访时所说,“一个案件的圆满解决不是我们的最终目的,我们最终希望的是所有案件都能如本案一样量刑程序独立,让这一涉及到当事人切身利益的问题得到圆满解决。”

在谈到适用量刑答辩程序具体审理条件时,孙宇红法官说:“如果辩论的一方不出庭,另一方跟谁辩去?”在采用简易程序的案件中,公诉人可以不出庭,成年被告人的辩护人也可以不出庭,在这种孤掌难鸣的情况下,量刑答辩程序就很难展开。

此外,社会调查报告是法院审理未成年被告人刑事案件所特有的一项制度,对未成年被告人的量刑有直接影响。现阶段,各地法院普遍采取法官调查的做法,或者委托共青团、妇联、未成年人保护委员会等单位调查。孙宇红法官建议,为确保社会调查报告的客观性和专业性,应当由辩护律师取证;必要时,可以由辩护律师委托专业的社会调查机构来完成。

在东城区法院探索量刑答辩制度改革的同时,全国各地法院的量刑程序试行也如火如荼地进行着,但是“各有各的理念,各有各的模式”。对此,孙宇红法官认为,如果这种现状长期下去,会使法律丧失严肃性和统一性。她希望最高人民法院能够在总结经验的基础上尽快制定量刑指南,对法官的量刑给予具体而明确的指引。

“在司法实践中,有80%―90%的案件都是被告人认罪的案件,因此,量刑程序独立出来将会大有作为。即使遇到被告人不认罪的情形,量刑答辩程序也可以继续进行。”

安凤德副院长认为,在美国,刑事案件的审理是定罪与量刑分开进行的,陪审团负责定罪,法官负责量刑。我国能否考虑将刑事庭审一分为二,将庭审分为定罪和量刑前后两个程序。如果被告人认罪,庭审则进入下一阶段即量刑程序,此时控辩双方可以提供与量刑有关的证据,就量刑问题进行辩论。若被告人不认罪,但经合议庭评议认为有罪的,可以先宣布被告人构成犯罪,再进行量刑答辩程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