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爱情圣地暨爱情之都在山西永济蒲州

爱情圣地暨爱情之都,是在长期的爱情文化沉淀积累下,在一定的历史条件、时代背景、社会基础上砥励、自然自觉地产生和发展的历史文化必然结果;而不是由一两个孤零单一的,或者是再生移植流传爱情故事而来的;亦不是在为刺激经济发展大潮下商业炒作的随心所欲。

黄河,是中华民族的母亲河。永济所在地之河东,是华夏文明的摇篮,是中华儿女爱情文化的发源地,是永济爱情圣地和爱情之都产生和形成的奠基石。

永济自古以来就处在戎狄四环之中,华夏族与戎狄长期杂居,胡汉相融,在交往通婚过程中形成了兼容并蓄的自由婚习俗,使永济成为中华儿女反封建争民主,追求和向往婚姻自主、恋爱自由的爱情圣地暨爱情之都。

华夏文明与爱情文化是永济爱情圣地、爱情之都产生和形成的社会基础

在远古时,河东蒲坂(今山西永济蒲州)就是最适人居的风水宝地,吸引着各方民族。

早在180万年前,西侯渡河人就在此繁衍生息,成为中国历史上最古老的人群,亦是世界上最早用火熟食的居民。古老而原始的华夏文明与爱情文化,就在此孕育而生。

伏羲、女娲的母亲华胥氏,原是并州风峪华胥部落的首领,在气候恶变、北方难以生存时,与族叔率其部落,沿汾河南迁,来到气候温和、水草丰盛的冀州蒲坂定居。她与雷泽氏酋长结识后,在雷泽履大迹生伏羲与女娲。

传说伏羲女娲是“人首龙身”或“人首蛇身”,他们繁衍了整个中华民族,所以中华民族称为“龙的传人”。

伏羲、女娲所处的时代,正是我国由母权制向父权制、由对偶婚向单偶婚转变的过渡时期。当洪水泛滥,淹灭了人类,伏羲与女娲则成为洪水后仅有的孑遗。为了繁衍人类,只得兄妹结婚,传下后代,使中华民族得以繁衍孳生在神州大地上。

伏羲兄妹婚配为夫妻,虽然有悖于伦理,但在洪水造成人类灭绝的非常时期,则成为绵延人类的无奈之举。当他们认识到血缘婚对人类繁衍生殖的危害后,便禁止兄妹通婚,遂制订婚礼,置嫁娶,正姓氏。我国原始社会由血缘婚进步到族外婚。

华夏文明看山西,山西文明看蒲州。

胡汉杂居兼容并蓄的婚制是永济爱情之都产生和形成的基本条件

永济处于远古中国之中心,晋国处于中原王朝的边陲。自古是华夏族与戎狄族、农耕民族与游牧民族杂居、交往频繁之地。尤其是沿长城一线,更是农耕为主的民族与以游牧为主的少数民族交战、交往、杂居、通婚的主要区域;从而形成了与大戎、犬戎、西戎、骊戎、赤狄、白狄等胡族相融的习俗。汉长城一线的偏头关、宁武关、平型关、雁门关、娘子关、杀胡口(今名“杀虎口”)、克胡镇(今名“克虎镇”)、新平堡、威望堡、马坊、马邑等,都是历史上北方游牧民族进入中原与长城内农耕和农牧民族交战、交往中相融的遗迹遗址。闻名天下的唐开元黄河大铁牛旁的八个铁人,就是汉、满、蒙、回、藏、维等多民族组合的群体。亦是胡汉相融、交往、和睦、和谐、共存共荣的历史见证。

周成王封其弟叔虞于唐,叔虞子燮父改唐为晋。晋国所处的周边环境是“戎狄之民实环之”。他通过“启以夏政,疆以戎索”的“入境从俗,因俗而治”的治国方针,与异族文化融为一体,初步形成了中华民族大团结大融和的雏形。

晋献公在位期间,积极开拓疆土,征服了戎狄,攻灭霍、杨、耿、魏、虞、虢等小国,征服了骊戎、西戎、北狄,并把赤狄、白狄、长狄小民族、小国家合并起来,使疆土扩大到黄河西岸和南岸,使晋国成为北方大国。晋文公继位后,重用孤偃、赵衰等人,对政治、经济、军事、文化、内政、婚制等方面进行改革,遂“政平民阜”、“财用不匮”(《国语・晋语四》),使国力更加坚挺,创造了从事霸业活动的条件。晋景公时,兼并赤狄,悼公时的“魏降和戎”,平公时征战戎狄联军、灭北戎、北狄等,使疆域大有扩张,拥有山西大部、河南北部与中部、河北南部与中部、山东西南部、陕西洛水以东及关中一角。

山西因其重要的军事战略地位,成为兵家必争之地。北方游牧民族南下,山西是胡汉逐鹿的主要战场。游牧民族逐水草而居,广袤的草原生活使他们形成强悍粗犷豪放的文化特色。他们南下,使民族间南北交往频繁,促进了农耕文化与游牧文化的交流与融和。他们把直爽、豁达的个性,开放自由的男女交往,不受父母干预、没有法制约束的性选择,“小伙子跳墙狗不叫”的性自由等都带进华夏族。

以农耕为主的华夏族,在婚俗上文明但保守;以游牧为主的胡族在婚前追求爱情和性选择上自由但粗鲁。华夏族在婚制上遵从“父母之命,媒妁之言”,坚持同姓不婚,反对;而胡族青年却是“以季春月大会饶乐水止,饮宴毕,然后配合”(《后汉书・鲜卑传》)。“父兄死,子弟妻其群母及嫂”(《隋书・突厥传》)。胡汉杂居、通婚兼容并包的自由婚习俗,促进了河东爱情文化、河东永济爱情圣地和爱情之都的产生、形成和发展。

首先冲破宗法血缘婚而与胡族通婚的先行者,就是晋献公。在晋献公的六位夫人中,就有四位是戎狄妇女。他率先把女儿嫁给秦穆公,从此,秦晋两国王室世代通婚,结为“秦晋之婚”,成为“秦晋之好”。献公之后的惠公、文公、景公等,晋卿赵衰、赵鞅等纷纷效仿。

晋国对自由婚采取了支持、保护的政策。旧贵族祁盈的家臣祁胜与邬臧,互相与对方的妻子相爱私通,以抵制其宗法血缘婚的婚配,祁盈抓捕并杀害了祁胜与邬臧。晋顷公知情后,就逮捕并处死了祁盈,灭其族(《左传・昭公二十八年》)。此事在《史记・晋世家》中有载。楚国大臣巫臣与郑国国君的女儿夏姬热恋私奔,被楚国通缉时,投奔晋国。晋侯不但不歧视不惩办,反而加以保护,委以重任,加封官职。这就是成语“楚材晋用,晋得楚材”典故的内容之一。

胡汉杂居通婚、交汇相融的精神和魅力是可贵的。它把传统意识与开放意识、时代精神与进取精神有机地结合在一起,在扬弃与升华中得以发展,构成了河东爱情文化的基本特质和特殊魅力。文明而科学的男女婚配在晋国受官方保护,这是形成自由婚的政治保证。自由婚的可持续发展,是胡汉婚俗交汇相融后迸发的五彩火花,大大促进了永济爱情文化、爱情圣地、爱情之都自由婚内容的形成与发展。渊源于河东春秋进代的“上巳”情人节,则成为从晋地腾空而起,照耀影响全国乃至东亚国家的一颗爱情“闪光弹”。

三月三情人节是爱情圣地、爱情之都之爱情文化发展的结晶和巅峰

春秋时期,农历二月上旬巳日至三月上旬巳日(魏时定为三月三),是当时青年男女临水聚会、歌舞联欢、自由恋爱、选配佳偶的节日,古称“上巳”情人节。实为中国青年男女自主婚姻,谈情说爱、择偶婚配的传统情人节。它比公元270年2月14日在罗马形成的情人节,早1000多年。起源于晋国涑水、汾水(晋水)流域的“上巳”情人节,是河东爱情文化、爱情圣地、永济爱情之都自由婚发展的历史必然,是青年男女自主婚姻、自由恋爱的真实写照与见证。是自由选配佳偶的族外婚战胜宗法血缘婚的一大成就。

晋国的自由婚之举,大大促进了周王室改革落后保守的婚制婚俗。周始,凡同姓者,不问远近亲疏,有无血缘关系,一律不得婚配。“同姓不婚”,自周以降,不仅为礼教所倡导,而且从唐朝开始还被写进了法律条文。

西周初年,在统治阶级内部还残留母系氏族社会血缘婚遗风遗俗,即为维护和巩固以血缘婚为纽带的宗法制,婚配只能在华夏本氏族内进行,保持着以黄帝氏族的姬姓和炎帝氏族的姜姓两大氏族为主体的华夏族内部互为姻亲的习俗。随着历史、社会的进步与发展,宗法血缘婚带来的种种弊端被人们所认知。他们认识到“男女同姓,其生不蕃”(《左传・僖公二十二年》)。“同姓不婚,恶不殖也”(《国语・晋语》)。所以,就连晋国大臣旧贵族叔向,亦矢志不娶舅家的女儿为妻。晋国的自由婚,对周室传统宗法血缘婚带来极大冲击与挑战。

晋献公率先与胡族通婚,娶胡族女子为妻,从此打破了血缘婚的禁忌,迫使周王室及晋邻各诸侯国改革陈规陋习,革故鼎新。

在强势之下,周王室只能由管理团体生活的机关或政府组织,选定在万物复苏、桃花盛开的多情季节,在环绕流水柔情的江河湖畔,打破氏族界限,组织青年男女在仲春二月巳日至季春三月巳日临水聚会联欢,唱歌跳舞,漫步遨游,赠送鲜花,在区别姓氏后倾吐衷肠、谈情说爱,选配佳偶。

为了保证“自由婚”活动中的正常正规开展,周王室还用法典以明文加以规定。《周礼地・官・职氏》载曰:“媒氏掌万民之判(配合)。……仲春之月,令会男女,于是时也,奔者不禁(不禁止淫奔);若无故而不用令者(无故不参加者),罚之,司男女之无家者而会之,凡男女之阴讼(发生争执),听之胜国之社(管理机关)”。《管子》卷十八《入国》载曰:“凡国皆有掌媒(媒官)。丈夫无妻者曰鳏,妇人无夫者曰寡;取鳏寡而合之,予田宅而家室之,三年然后事之,此谓之合独”。对无故不参加者进行惩罚,这是政府用政治法律手段采取的保护措施。为了开展推广自由婚的实施,政府还用赐田宅予以奖励。

在生动活泼、温馨欢乐、无拘无束中谈情说爱,在三月三情人节时期自由自主地选配佳偶的情景与场面,《诗经・国风》有120余篇记载。《唐风》、《魏风》19篇属于晋国。《唐风・绸缪》,就是记载唐国一对由婚姻自主、恋爱自由而结合的新婚夫妇在洞房花烛夜的欢庆中,怜悯、同情、眷恋、思念被天帝和王母娘娘破坏、惩罚在营室(天宫)做苦工的牛郎与织女的民歌民谣。《绸缪》歌颂了牛郎与织女的婚姻虽然被破坏,幸福被河阻隔,但他们爱情忠贞不渝。虽然只有一年一次的相会,但却是一生一世的爱恋。《绸缪》是我国民间闹洞房之滥觞,亦是历史上最早记述牛郎织女传说的经典文献(详见2008年第3期《太原理工大学学报》,任振河《解析〈诗经・唐风・绸缪〉的历史背景与“三星”所指》一文。)

《国风》120余篇,其中既有恋爱成功的喜悦,亦有不幸失恋的痛苦;既有朝三暮四的薄情女,亦有见异思迁的负心汉;既有忠于爱情永不变心的痴情丈夫,亦有对爱情不专一的轻浮女;既有示爱急切的男女,亦有中途变卦的懊悔;既有赠送鲜花香草积极主动求爱的,亦有老实巴交似如不知下水捕鱼的鹈鹕;既有追求小寡妇的帅哥,亦有小寡妇拒绝有妇之夫的求爱……如此等等丰富多彩,生动活泼,弥足珍贵的 恋歌,不胜枚举。这些,皆由自由婚的魅力而致。

三月三情人节发源于河东,《太平御览》卷三十引晋成公绥《洛禊赋》曰:“考吉日,简良辰,祓除禊,同会洛滨。妖童媛女,嬉游河曲(即渭河湾之蒲坂),或涣纤手,或濯素足。临清流,坐沙场,列樽,飞羽觞”。吴自牧《梦梁录》卷二“三月”曰:“三月三上巳之辰,曲水流觞故事,起于晋时。唐朝赐宴曲江,倾城禊钦,踏青,亦是此意”。

三月三情人节自西汉武帝于灞水祈子祭祀后,冲淡了情人节以青年男女恋爱为主题的中心内容。可是,据《汉书・外戚传》载曰,武帝正是在此情人节与山西平阳(临汾)女子卫子夫(即西汉抗击匈奴的名将卫青的姐姐,名将霍去病的姑母)自主结为夫妻并立为皇后,生其太子戾。正是汉武帝此次祈子祭祀后,堙灭了婚姻自主、恋爱自由这一璀璨明珠。目前,除了岭南边远的,即昔日天高皇帝远,封建道德鞭长莫及的今之黎、苗、白、傣等少数民族地区;受中国传统文化影响的日本、泰国、缅甸等东亚国国家每年欢度三月三情人节外,在我国内地,特别是中原地区,却把它衰变蜕化成春游、踏青之类的一般性活动。

自西汉武帝采用董仲舒的“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以来,在封建伦理的“三纲五常”、“三从四德”、“男尊女卑”、“父母之命,媒妁之言”压抑下,“婚姻自主,恋爱自由”的自由婚被扼杀。特别是宋明理学的“饿死事小,失节为大”,反对寡妇改嫁等,使妇女失去自由。但青年男女为争取婚姻自主、恋爱自由的斗争从未间断,他们执着地追求和向往爱情的纯洁、忠贞、和谐,婚姻的美好和幸福。他们顶礼膜拜牛郎织女和《西厢记》中的张生与崔莺莺,就连《红楼梦》中人物贾宝玉和林黛玉亦为之感动涕零。蒲州爱情圣地萌发的凄美爱情故事,深深影响和鼓舞了一代又一代的青年男女。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说:“婚姻自主,恋爱自由”已成为爱情圣地和爱情之都形成和进一步发展的思想基础。

西方的情人节影响全球,亦影响吸引了中国青年,而我国对我们的三月三这一传统的情人节却缺乏广泛深入的宣传、保护和传承,所以诸多爱国青年乃至一些年轻学者在年复一年的2月14日西方情人节时扼腕叹息:“我们中国怎么就没有一个表达男女青年相互爱慕之感情的节日呢?”我们的传统情人节被尘封了2000多年,实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一大悲哀。

自中西文化发生碰撞以来,西方文化裹挟着西方式爱情似乎成为一统天下之势。可是,当我们丰衣足食之后,却发现本土文化背景下的爱情观更能表达自己的情感。我国女子自古以来的“未见君子,忧心忡忡”的焦虑,男子的“思之不得,辗转反侧”的相思,都质朴地表达了恋爱中男女的真实情怀。“执子之手,与子偕老”的爱情誓言和“山无棱,天地合,乃敢与君绝”的忠贞信念,如此等等的中国式爱情,是西方爱情文化所无法比拟的。本土爱情文化给我们的享受,更能贴近我们,更能表达我们对爱情的理解、向往与追求。所以振兴我国含蓄而婉转、温馨而浪漫的本土爱情文化,是社会需求和时代精神,亦是中外青年男女喜爱迷恋中国传统爱情文化的一大靓点。

我国的传统文化是墙内开花墙外红。过去,我们对我国的传统文化不屑一顾。可是,当我国传统的“端午节”被韩国以“端午祭”申报为世界非物质文化遗产成功后,这才引起我国的重视。外国朋友喜爱中国的传统文化,目前已形成有5000多万人学汉语热,还成立了400余个孔子学院,在北京还设立了“孔子学院总部”,使汉语热不断升温。我们需要“洋为中用”以发展我们的社会主义新文化,但亦要“古为今用”,不能割断历史。诚如同志所说:“新文化是从旧文化发展而来的”,“我们必须尊重自己的历史,决不能割断历史”。我们设想打造永济“爱情之都”为旅游热土,正是对古老的传统的旧有的文化的继承和发展。

打造永济“爱情之都”暨“爱情圣地”为旅游热地之展望

在河东爱情圣地、永济爱情之都,自唐虞时代至盛唐时期萌发的娥皇女英与虞舜、牛郎与织女、嫦娥与后羿、梁山伯与祝英台、百里与唐杜氏、虞姬与项羽、杨玉环与寿玉瑁、玉真公主与张果老、张生与崔莺莺、董永与田仙、龙门的薛仁贵与柳迎春、宓妃与九隆、赵匡胤与京娘等众多的凄美爱情故事(详见2006年第3期~2009年第4期《太原理工大学学报》有关文章),是打造永济“爱情之都”和河东爱情圣地得天独厚的优势条件和内容。

在永济的爱情文化资源中的张生与崔莺莺、梁山伯与祝英台、牛郎与织女的爱情传说已闻名遐迩。国际友人把“梁山伯与祝英台”誉为“中国的罗密欧与朱丽叶”。描写张生与崔莺莺的《西厢记》,与《红楼梦》合称为“双壁”,举世瞩目,轰动世界。作为中国古典文学代表性杰作,700余年来在舞台上演出经久不衰,几乎所有戏曲剧种剧团都演出过,并把它作为优秀的传统的经典剧作。其版本有100余种之多。外文版亦有英、日、俄、朝、越南、西班牙等十余种。研究《西厢记》的人士,从明、清、民国以来,难以数计,遍及日本、俄国、美国、荷兰、法国、德国、越南、朝鲜、韩国、印度、冰岛以及港、澳、台地区。美、法、英、苏、日等国的《大百科全书》都有记载,评价很高。就连曹雪芹笔下的《红楼梦》人物亦钻研欣赏《西厢记》,喜爱张生与崔莺莺。中国《西厢记》研究会于20世纪50年代在北京成立以来,召开过多次国内外学术交流会,进一步使河东爱情文化成为中外文化交流的使者,使更多喜爱中国文化的外国朋友为之喝彩。张生与崔莺莺的爱情传说之龙头已昂首翩翩起舞,何患永济“爱情之都”萌发的其他众多的爱情传说群龙不腾空而起,飘洋过海。中国四大名妃之一的杨贵妃,在马嵬坡事变后,流亡东瀛,重获爱情之自由,繁衍了日本籍的杨氏后代。日本著名女影星山口百惠多次在电视、报刊露面,声称:“我是中国杨贵妃的后代”,认祖归宗。在日本的杨贵妃后裔,已于1998年2月重新入中国《石林杨氏宗谱》。“近几年,来我国旅游观光、学术考察的日本客人,曾多次查询、寻觅杨贵妃故里”,其中就有杨氏山口百惠的宗族。

永济,是由蒲坂――晋阳――蒲州演变而来的。蒲坂是尧舜古都,晋阳是晋顷公十三年秋,晋卿大夫赵鞅在蒲坂侧旁建立的边秦城堡。西魏灭东魏后,宇文泰夺蒲坂与晋阳(春秋末,魏、韩、赵三家来晋后,赵鞅之子赵襄子迁晋阳城于并州晋中,即今之晋源),迁城黄河岸边改名为泰州。北周时,宇文护在泰州城侧改土城墙为砖城,改名蒲州。永济县府设在蒲州府城内。20世纪50年代,黄河洪水淹毁蒲州城,永济县府搬迁蒲州城遗址东12公里的赵伊镇,即今之永济市。

古之蒲坂晋阳蒲州,即今永济市,位居黄河河曲(渭河湾)内侧。背靠巍巍中条山(亦称历山),面俯滔滔黄河水,土地肥沃,环境优美,物宝天华,人杰地灵,民风纯朴,交通便利,是历代帝王祭后土,登历观,追寻尧舜古帝之遗风的风水宝地与历史文化名城。古为畿辅重镇,商贸十分发达。

永济特殊的地理位置和悠久的历史文化,造就了丰富奇特的风景名胜和文物古迹。中国古代四大名楼的鹳雀楼、《西厢记》爱情故事发生地普救寺,亦是最受唐玄宗喜爱的小儿子寿王瑁与杨玉环邂逅、自主结为眷属之地。有梁山伯与祝英台同窗共读的“河东书院”,国家重点风景名胜区五老峰,风景优美的王官峪,规模宏大的古刹栖岩寺,中条第一禅林的万固寺,杨贵妃故里独头村,中华瑰宝唐开元大铁牛,不食周粟的“二贤祠”,纪念娥皇、女英的“二妃坛”,纪念祭祀舜帝妻妾的娥皇、女英、登毕氏;舜帝的亲家西王母与舜帝的孙女织女的“女神圣母庙虞舜与织女故居”、“妫舜都”、尧舜故都,道教吕洞宾故居永乐宫及元代壁画等,形成独具特色的根祖文化“黄河文化”、“爱情文化”旅游区。

上述大量史实证明,打造永济“爱情之都”为旅游地的历史文化品牌,并非空穴来风,永济作为“爱情圣地”亦应当之无愧。事实上亦已被人们所认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