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中国第一家中外合资企业

“对外开放”、“中外合资”是近30多年频频出现的词语，更是现实生活中的伟大实践。这一决策改变了中国面貌，提升了中国在国际社会的地位，乃至改变了世界格局。通常认为，似乎对外开放是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才出现的，但就近代中国来说，早在20世纪20年代就已经有了对外开放的实践，实行中外合资的企业就已经现身于中国大地了。

2007年，天津人民出版社出版由王述祖（曾任天津市副市长）、航鹰（作家）编著的《近代中国看天津――百项中国第一》，在“工业”栏目中，将1921年在天津成立的“耀华玻璃公司”列为“中国第一家中外合资玻璃企业”。

耀华玻璃公司自成立以来几经演变，在社会动荡的旧中国，经历了中比合资、中日合资、官商合办几个阶段，新中国成立后则经历了公私合营、国营国有的不同发展时期，它从一个侧面见证了近现代中国社会历史风云的变迁。

耀华玻璃公司的创办人、著名实业家周学熙（1866―1947年）在其《自叙年谱》中记载：1921年“创办耀华玻璃公司。盖滦矿公司自联合后，盈余颇厚，余以为此乃华北利权。既具财源，应用之提倡华北实业，以裕地方而富民生。故历年盈余，除发股息每股二元四角外，尽力兴办地方公益事业，为直省谋幸福。又投资新兴各实业中，以资辅助。今更筹办制造玻璃厂于秦王岛（即今秦皇岛），成立公司，名为‘耀华’。由滦矿、开平各拨款附入，作为股本。其营业亦由开滦局代为经理”。这百余字的记述，扼要地把创办耀华玻璃公司的缘由、投资、经营都做了简明交代。依据这条线索，便可获知耀华公司的由来及其基本状况。这里需要说明的是，当年天津属直隶（今河北），为省会所在，不是现今平行的省、直辖市关系和地域划分。当年周学熙创办的“北洋实业”大户，启新洋灰、滦州煤矿的厂区均在唐山，而管理机构则设于省会天津。

“滦矿公司”（以下简称“滦矿”）全称为“北洋滦州矿务有限公司”，后又改称“滦州官矿有限公司”，是清末光绪三十三年（1907年），袁世凯出任直隶总督时期，兴办“北洋实业”的一项业绩。其时，为与被英国骗占的开平煤矿竞争，由周学熙主持创办，周并出任公司总经理。滦矿有借官方批地330方里超大矿场的优势，本想由“以滦制开”，进而达到“以滦收开”的目的，但因资本投入不足（原定200万两，只集一半），且经验欠缺，未能抵住开平矿压价倾销的竞争，致使不得不“委曲求全”，采取与开平矿“联合营业”而放弃与之竞争，进而收回权益的办法，使当初谋划的“以滦收开”，竟演变为“以滦合开之事实”的结局。造成这种后果的一个重要原因，是当年恰逢辛亥革命爆发，绝大多数股东害怕利益受损，认为一旦与开平联合，有洋人背景做庇护，这些官僚、军阀股东的利益可获得保障。于是在民国元年（1912年）组成了新的“联合营业”的开滦矿务总局，周学熙对此“抱憾良深”。开滦总局拟聘周出任督办，因“联合营业”非其所愿，周坚辞不就，只专任“正主任董事”。

根据双方协议，联合营业后，如净利在英金30万镑以内时，开平股东得60%，滦矿股东得40%，超过此盈余之数时，两家公司股东平分，这种不合理的分配，俱因英帝国“态度强悍”，北洋政府“不欲开罪友邦”所致。在滦矿方面，公司为谋划未来发展，又规定每股股息只派发给股东不超过二元四角（每股15元，合年息一分六厘），余下则作为“新事业基金”，准备再投向其他企业。自“联合营业”之后，果然“盈余颇厚”，1912年至1921年的10年中，获利达6809万余元；1922年至1926年的5年，又获利3896万余元，为其他企业所望尘莫及。

1921年，开滦总经理、英国人那森依例假回国，其间曾往比利时各玻璃制造厂参观，发现“弗克玻璃制造法”工艺先进，产品精良，至1919年已有12个国家采用其工艺，办起玻璃制造厂25个，认为可引入中国设厂仿造，从而再开辟一条谋取厚利的渠道。那森返回中国后，经与滦矿董事周学熙等商议，拟由开滦直接投资设厂，经营玻璃制造。由于当年中国的玻璃生产多是停留在制造玻璃瓶一类简单工艺，平板玻璃市场几乎皆被洋货垄断，我国虽有江苏宿迁、山东博山等地可生产平板玻璃，但工艺落后，质次价高，也有引进外国技术的厂家，但均不成功。周学熙遂亦赞同投资此项目，但主张另组新公司，独立经营。于是，紧锣密鼓地与比国洽商，最终达成引进技术专利、合资建立公司的协议。

1921年12月22日，一份《耀华机器制造玻璃股份有限公司华洋合同》正式签订。规定“专利转让金资本金”339.3万法郎，折合526863银元。公司股本120万银元，每股100元，中、比各6000股。董事会中方4人，比方3人，总董由中方出任，协董为洋人；监察人中方1人，洋人2名。总经理则由洋人出任，协理为华人。还规定总事务所设天津，总工厂设秦皇岛，等等。周学熙并未担任任何职务，而由李伯芝（士伟）等出面，但实际上一些大政方针皆听命于周学熙。滦矿方面的股本投入，全部由其所积累的“新事业基金”拨付，并未由股东另行集资，耀华公司的经营完全由开滦矿务局代为经理。

这里要对中、比两国之间的关系略加说明，或可进一步了解这项中、比合资企业促成的背景。其一，比国的传教士很早便来到中国，最知名的是康熙帝的洋师南怀仁（1623―1688年），1659年来华，以传播近代科学技术而知名，曾在中国被授二品高官，任工部右侍郎，1688年于北京逝世。其二，1900年八国联军侵华，比国虽未出兵，却借庚子之乱时机，以天津为通商口岸为由，于《辛丑条约》中分得一杯羹，在天津割了一块740余亩的租界，这也是比利时在中国唯一的租界地。比国为示友好，于1931年交还，由于是中国收回的首例，是日，全市机关学校放假一天，商民悬旗庆祝。其三，1904年，比国在天津获得电车的垄断经营权，中、比双方签订了《天津电车电灯公司合同》，至1918年已建成6条线路运行；1906年，比国又在天津开办了华比银行分行，1922年自建了银行大楼（现今为天津市历史风貌建筑保护单位之一）。1912年在天津成立了“仪品放款银行”（比、法合资），又称“仪品公司”，经营房地产抵押放款和建筑工程。这些，无不是看中了天津有着投资兴办企业的良好环境，以攫取利益。最后，据周学熙《自叙年谱》记载，周卸任北洋政府财政总长后的1914年，获比国“大君主特赠黎欧布勒第二大十字勋章，由比公使贾尔牒转来，并致贺词”。表明周氏与比国有着特殊关系，只是此“赠勋”的来由，却因史料失散已无可考，只能推测比国对周氏早有印象，或是后来促成合资创办耀华的因素之一。举出以上几件事例，在于说明处于弱国、半殖民地的中国同比利时国早有联系，合资兴办耀华玻璃公司，并非突然而至的异常事件，对于比利时来讲，说到底还是为本国谋求利益。

1922年3月，耀华机器制造玻璃股份有限公司正式成立。注册股本金120万元，中、比各占50%，股份分甲、乙两种，甲种属中方，并规定不得转让或抵押于非中国籍人士；乙种为比国财团的“秦皇岛玻璃公司”掌握。而实际上比方应缴股款60万元则是以出让“弗克法”专利折扣，即专利权购买价6万英镑，折合中国货币52万余元，其他费用约6万元，实缴现金仅1.7万余元。双方协议，耀华公司投产后，每一平方米需再付比方“提成费”4便士，一直交足10万英镑（合80万银元），经交涉比方同意减至40万银元。同时，还规定耀华公司不得在中国境内转售此项专利权。此后，于1923年、1924年，又先后增募股金50万元、80万元，仍为中、比各半。这样，耀华的股本金，总计达250万元。

耀华创建初期，依照公司《章程》，在天津设立董事会和总事务所。董事会组成已如前述，而最初成立的“总事务所”，只存在了约两年时间，1924年5月便予撤销，一切经营委托开滦代管，耀华每年向开滦支付管理费7万元。

在耀华登记注册时，却出现了为“避税”而隐蔽中外合资的一幕。20世纪20年代，政府与民间都十分强调“提倡国货”，北洋政府为鼓励国内工业仿造洋货，以便与进口洋货竞争，对国内仿造洋货的产品，只征收“正税”一道，产品在国内流通，不再重征税款。此类商品出口，还可免税、退税。加之当年国家尚未颁布公司法，只有公司条例，而条例里还没有“中外合办”一说。耀华为减轻自己的税负，隐藏外股，甚至将比方股东的译名，全给起了中国人的姓名，如比方监察人甘恩泰（Percy H.B.Kent）在天津当律师多年，还出任过北京政府的法律顾问，他使用多年的译名是甘博士，此次于耀华注册时，却给改为酷似中国人姓名的“甘恩泰”。有知情者称，耀华此举是“欺骗政府，逃避国家的正当税收”的不当行为。

耀华建厂于河北省秦皇岛，占地131亩，由开滦拨给（这是因滦矿创办时，直隶总督袁世凯批给了比开平矿多约三十倍的土地，“联合营业”后统归开滦掌握），其中部分为开滦执有永占权，耀华每年每亩向开滦付租金10元；余下土地属国家所有，耀华每年每亩仅付租金1元。耀华厂又紧邻开滦，煤炭供应就近，燃料有保障。厂区距秦皇岛火车站仅一英里余，也由开滦代为敷设一条直通工厂的铁路专线，运输十分方便，建厂所需部分砖料也由开滦供给。原曾商定，耀华所需水电，统由开滦供应，但因开滦本身已不敷使用，遂改由耀华自建发电所，购自天津英工部局电灯房弃置的直流发电机一套，安装使用，并另行凿井取水。

1922年1月，比国技术图纸、资料132份运抵天津。中方又从比国购进设备47台（套），建厂所需特种耐火砖、异型砖均自比国定制运来。机器设备的安装，熔窑的修建，由比国工匠负责。工厂建成时，计有熔窑1座，引上机10架，煤气发生炉9具。自此，中国的玻璃制造业，具有了先进机械装备和可大批量生产的条件。

经营实业有方的周学熙，历来注重人才，遂指示李士伟和耀华公司驻比经理处，不惜重金聘请了比国推荐的玻璃制造世家古伯任总工程师，于1922年8月到厂。又聘请曾任北京清华学校校长的金邦正为副工程师。金原本在美国学习农科，来耀华后便被派往比国实地见习；同时，选取学徒7名随往学习。他们学成归国后，即成为耀华公司的技术骨干。

1924年，产品注册“阿弥陀佛”图像为商标；次年改为标有“耀华”及英文“YH”字样的“双套金钢钻”新商标。1924年5月，工厂开始试生产，因直奉战争波及秦皇岛，生产被迫停顿；直到次年初，试产才又启动。1925年，正式出货16万箱（每箱100平方英尺），此后产量均在20万箱左右。1933年起，扩充设备，当年即生产32.5万箱，直至达到45万箱上下。产品不仅在国内畅销，甚至远销海外，出口至日、美、东南亚一带国家。1930至1935年，产品多次参加国内国货博览会，屡获好评。

如前所说，耀华公司的经营一直由开滦，自1924年5月即签订委托代管合同。这既是因有其创办的历史渊源，也因开滦历史悠久，经营有方，且在全国各大中城市遍布销售处，它尤其重视市场调查。当年每月按时向耀华报送《市场调查报告》，内容包括市场情况概述，每月销量（含规格、品种、价格），各国进口销量、品种、价格，玻璃优劣比较，市场竞争；前景展望等。并另有“年报”制度，这一制度一直坚持到1950年前。中日合营期间，产品销售不再委托开滦，1941年重建耀华总事务所，产品委托日商三菱会社包销。日本投降后，政府接收日资，耀华成为官商合办，改为自营销售，先后在上海、广州、台湾设经理处或营业所。

企业初创，自然也难免曲折，至1926年，仍为亏损经营。致使多年未派发股息。当生产经营走向正轨，也并非一帆风顺，克服了资金、销售乃至暂时停产等困难，仍是盈利颇丰。至1931年，经董事会议决，根据上年盈余的财务状况，按每股8厘提付股息。1932年又加发1分又2.536厘红利，总额达51.3万银元，约为股本总额的五分之一。

中比合办时期，华人、洋人工资待遇悬殊，洋人总经理月薪2000两白银，折合3000银元；华人协理月薪750两，折合1125银元。比国工人年薪4000银元，折合月薪333银元；中国工人手艺优等的日薪为0.7银元，普通工人仅0.5银元，与洋工匠相差十几至二十几倍。若与洋人总经理相比，差距竟达2000倍之多。

20世纪30年代初，日本帝国主义策动“九一八事变”，华北局势日渐紧张。1936年，在中方毫不知情的情况下，比利时方竟私自将其全部股权秘密出售给日本旭日玻璃公司（旭硝子株式会社）。日、比的秘密交易被我驻比大使所闻，急电告国内，却由于政府的腐败，并未引起真正重视，似乎相比于东北大片国土丧失都毫不抵抗，区区一个企业已没有必要去斤斤计较。从此，耀华由中比合资变成为中日合资的企业。而随着抗日战争的胜利，耀华公司的日本股份作为敌产，先由的河北省政府接收，不久又由政府的资源委员会接管，翁文灏任董事长，姚南枝为官股常务董事，商股常务董事为袁心武（袁世凯之子），耀华又变成了官商合办的企业。

据相关史料记载，最初中比合办的13年里，公司共盈利397.36万元；中日合办的9年里，盈利2752.84万元（伪联银币）；接收后的官商合办期间盈利1453826.78万元（法币）。不过，各个时期币种、币值不同，难以从数额作比较，只能说明公司盈利颇丰，投资人获得相当优厚的利益回报，如有些年份股息高达2分，甚至达到4分之多。

解放后，的官僚资本由我人民政府接收，官僚资本变成人民资本，耀华遂又成为新中国建立前最早出现的公私合营企业。原商股常务董事为袁心武继续留任，后为副董事长。

解放前耀华便是天津证券市场上市交易的13种股票之一。1949年1月15日天津解放，军管会明令暂时禁止证券交易；不久，为引导游资，发展生产，于1949年6月又重开证券市场，总共有12家上市公司获准参与，耀华玻璃仍是其中之一，1952年“三反”、“五反”运动后，证券交易所撤销。

至今，耀华公司仍有着“中国玻璃工业摇篮”的美誉。只是它的“近代中国第一家中外合资企业”的历史身份却已少有人知了。

（作者系天津师范大学退休教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