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析在“一带一路”战略中

摘要：“一带一路”战略引起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而语言互通则是“一带一路”建设的重要前提。“一带一路”战略背景下俄语的语言生态系统存在多维度的生态平衡问题。根据语言生态学理论，语言生态系统中语言多样性对于整个语言生态系统是十分重要的。当前我国非通用语言政策改革势在必行。

关键词：俄语；一带一路；语言生态学

提出的“一带一路”战略是全方位的发展规划，勾勒出的不仅仅是中国的发展蓝图，更代表亚洲乃至世界的发展方向。该规划的顺利实施可以重塑世界经济结构的格局，完善全球金融秩序。俄罗斯作为我们的友好邻邦，无论是在经济、政治、文化还是军事方面，都与我们有着密切的联系。随着欧亚经济联盟与“一带一路”对接，俄罗斯正式决意融入“一带一路”，因而在“一带一路”战略中将扮演更加重要的角色。俄语作为俄罗斯的官方语言，由于历史原因，它在丝绸之路经济带沿线的中亚地区仍然发挥着不可忽视的功能。

目前，我国在“一带一路”建设中面临着严峻的语言生态问题，英语作为通用语一家独大的局面很难适应“一带一路”建设的要求。俄语目前在中亚地区仍然广泛使用，而我国俄语人才储备自上世纪60年代中苏关系恶化后大幅减少，相应的俄语教育资源并不丰富，因而俄语语言生态系统在新的社会环境下也面临着多维度的平衡性问题。只有充分认识到当前“一带一路”战略中俄语生态系统的多维平衡性失调，我们才能合理有效地制定相应的语言政策改革方案，更好地使我国俄语人才储备服务于“一带一路”建设。

语言生态学作为一门语言学与生态学交叉学科，它对语言的健康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本文以语言生态学作为理论基础，结合当前“一带一路”的战略背景，对俄语的语言生态系统进行了全方位的深入研究。首先，在梳理文献的基础上，我们界定了语言生态学和生态语言学，明确了二者的不同的研究对象和研究目标。其次，结合语言生态学理论，构建语言生态系统与生物生态系统的类比模型，指出二者的相似性和内在联系。在此基础上，文章深入分析当前“一带一路”战略背景下俄语语言生态系统面临的多维平衡性问题，揭示内在规律，深入探讨不同维度的因素对俄语生态系统的影响。最后，文章针对影响“一带一路”战略背景下俄语语言生态演变进程的语言政策改革提出了合理的意见。

一、语言生态学与生态语言学

很长一段时间内，我国学者将以豪根理论为代表的语言生态学和以韩礼德理论为代表的生态语言学混为一谈，认定二者均在研究语言与生态之间的相互关系，仅仅是研究同一个主题的两种不同的研究范式。实际上，尽管二者均是语言学与生态学的交叉学科，但是二者的含义并不相同。豪根理论与韩礼德理论这两种研究范式实际上既有密切联系又有本质区别，是相对独立的学科分支，即语言生态学和生态语言学，它们有各自的研究对象和研究目标。

20世纪80年代，美国语言学家豪根（Hau-gen）教授提出从生态学的视角来研究语言学的发展和变化问题。豪根教授的理论建立在语言生态环境与自然生态环境的类比关系之上，从自然生态环境对生物物种、生态系统影响出发，通过研究社会环境对语言生态的影响，总结二者之间相互作用的规律，最终回归到语言的生存、发展、变化这个本质中来。正是因为社会生态环境对语言生态系统的发展至关重要，因此只有维护好良好的社会生态环境（诸如政治环境、经济环境、文化环境等），语言生态系统才能保持其多样性，维持自身生态平衡，因此能稳定地可持续发展，这是语言生态学的基本要义。

以韩礼德为代表的生态语言学理论是在20世纪90年代才逐渐发展起来的。与豪根的语言生态学理论不同的是，韩礼德的生态语言学着重研究语言对自然生态环境变化所起的作用，即语言与自然生态之间的相互作用规律。其研究的核心思想在于，通过对语言使用的合理化、科学化，潜移默化地增强人们对生态环境保护的意识，发挥语言科学的积极作用。

总的来说，豪根的语言生态学中“生态”一词着重强调“社会生态环境”；而韩礼德的生态语言学中的“生态”着重强调“自然生态环境”。从学科结合的角度来说，生态语言学的研究方法及其结论有其合理之处，将学科融合研究发展到了一个新的高度。但不可否认的是，韩礼德提出的“批评的生态语言学”在多学科交叉过程中使得语言学成为其他学科理论的研究载体，这脱离了语言学研究的本质。

本文充分联系语言学自身领域内的理论，结合语言生态学理论，来分析当前“一带一路”战略背景下的俄语语言生态问题。这种分析方法将语言生态分析融入语言学理论中，实现语言学本质的回归，揭示该语言生态内在的演变规律和社会发展之间的联系，并针对当前形势下的语言政策改革提出了合理的建议。

二、语言生态系统与生物生态系统的类比模型

生物种群在自然界中不是孤立存在的，它们与其生存环境之间时刻发生着能量交换和物质交换。与之类似，在我们的社会生活中，任何语言之间同样不是孤立的，它们为了实现信息在不同语种之间的传递而发生相互作用，因而形成所谓的“语言生态系统”，这个生态系统与我们所处的社会环境息息相关。

实际上，虽然语言生态学在20世纪80年代才被美国斯坦福大学豪根教授提出来，但是其思想根基早在19世纪就已经形成。19世纪，语言学家便认为语言是具有生命力的有机体，在他们眼中，语言是人类作为有机生命而最具有感性并且充满精神活力的一种最为直接的表现。德国的历史学家提出，“语言也是有机体并且有自己的进化规律”。该思想为语言生态学理论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思想基础。豪根教授所提出的语言与生态的关系指的便是那些特定语言与所处的社会环境之间所产生的相互影响、相互依赖以及在这样的过程中所存在的语言生存、发展以及变化的一种状态。在豪根提出这一理论之后的几十年时间里，语言生态学研究发展迅速，在语言研究中已经成为一个崭新的领域。

语言生态系统和生物生态系统之间的类比模型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从个体角度来说，语言产生、存在、发展的过程都与自然生物的生态相类似。语言如同生物物种，在这个生态系统中，语言和语言、语言和环境的关系是相互联系并且相互影响的，这如同生物生态系统中各个物种之间、物种与自然环境之间相互联系且相互影响，如图1（a）所示。

（二）从外部环境来说，生物生态系统所依赖的外部环境主要是指自然环境，比如太阳辐射能量、空气、水分、物种生存所依赖的营养物质；而语言生态系统所依赖的外部环境主要语言存在的自然与人文社会，也包括任何特定的语言与其他语言之间的关系。

（三）从结构角度来说，生物生态系统一般由外界物质和能量、生产者、消费者、分解者这四部分构成。物质和能量在生态系统的这四个部分之间传递，一般从外部环境到生产者，再到初/次级消费者，再到最终消费者，最后经分解者回到自然环境中去。而语言生态系统在传递信息的过程中实际上也存在类似的关系。以信息在多个语种之间的单向传递（例如单向翻译）为例，被翻译的源语言相当于信息的生产者，而翻译的目的语则是这个过程中信息的消费者，如图1（b）所示。

（四）从系统角度来说，任何一个生物生态系统都是半开放的。处于生物生态系统内的生物必须从外界环境吸收能量和物质才能生存，这个过程中必定也会将能量和其他物质输送到外部环境中去。同时，一定区域内的生物生态系统有其自身区别于其他生态系统的特点，因而一定程度上，生物生态系统是半开放的。语言生态系统也遵循同样的特点。一方面，语言生态系统自身时刻与所处的社会环境发生密切关系，这个语言生态系统是信息的传递者与传播者，并在这个进程中影响着社会的变革。同时，不同地域之间的语言生态系统相对而言有其自身明显的特征和封闭性。

（五）从功能角度来说，生物生态系统在受到外界环境影响而随之发生变化的同时，也具有自我调节的功能。生态系统并不是完全被动地接受环境的影响，在正常情况下即在一定限度内，其本身都具有反馈机能。生态系统自身调节可以降低因外界干扰而受到的损伤，维持正常的结构与功能，保持其生态平衡性。语言生态系统同样具有这样的特性。在一定程度上和时间限度范围内，一个语言生态系统会随着其外部社会环境的变化而发生相应的变化，这个变化进程有时候是缓慢的，有时候是很迅速的（比如政权变化导致的特定区域内语言生态的改变）。语言生态系统的这个特性也是反馈调节的体现。

语言生态与自然生态之间的共性类比模型可以用图2形象地表达：

生物生态系统是一种生命系统，而语言世界的生态系统则是经验系统。它们既有共性，也有各自的特性。一般来说，能量在生物生态系统中的传递是单方向的，即从外部环境到生产者再到消费者再到分解者，最后返回外部环境中。语言生态系统在信息传播方面有所不同。在一个区域中，总是存在一种或多种语言。其中，往往有一种语言是主要的通用语言，而其他语言则是非通用语言。这些语言之间关系如同生物生态系统之间的关系。但是，信息在语言生态系统中不同语种之间的传播往往是双向的，甚至是多向的。

语言生态学理论的提出，使得语言学领域内的相关学者第一次能够从生态学的角度来看待语言文化与生物多样性之间的相似关系，同时也使得人们加强了对强弱语言、濒危语言以及语言消亡等诸多语言学问题的深入研究。有学者指出，随着全球化进程的加快，以前需要很长时间才会出现的语言衰弱直至消失的情况，如今只需短短几十年时间就能完成。这种非常态的语言演变状态正是当今社会全球化大环境给语言生态带来的负面影响，它导致语言活力逐渐丧失，语言生态系统遭受较为严重的破坏。语言生态学理论对研究语言与社会环境之间的相互作用关系、应对语言生态危机、维护语言生态平衡具有重要而深远的意义。

三、俄语在“一带一路”战略背景下面临的语言生态系统多维平衡性问题

2013年，主席就当今时代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的主题，提出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以下简称“一带一路”）的重大倡议，得到国际社会高度关注。该倡议旨在促进沿线各国经济繁荣与区域经济合作，加强不同文明交流互鉴，促进世界和平发展。

互联互通是“一带一路”建设的主要内容。而语言互通作为实现互联互通的基础，它在推进“一带一路”建设过程中便成为“一带一路”战略的根本保障和重要支撑。“一带一路”建设涉及60多个社会文化各异的国家以及大约65门外语。除了在我国已经被广为知晓的英、俄、法、德、意、西、阿拉伯语外，这些语言大多都是非通用语种。目前，我国面向非通用语种的语言资源匮乏，语言教育薄弱，语言人才奇缺，语言服务滞后，远远不能满足“一带一路”语言互通的需要”引。语言资源特别是非通用语种资源已成为国家发展不可或缺的战略资源。“一带一路”战略的提出凸显了我国当前语言生态系统中英语独大、小语种人才匮乏的现实问题。随着该战略发展，越来越多的学者开始关注新环境中非通用语语言人才的培养、教育、储备等问题，同时这也意味着原有语言生态必将发生改变。具体地讲，语言生态平衡涉及以下几个方面，如图3所示。

（一）“一带一路”背景下俄语语言外在环境的生态平衡

随着“一带一路”战略的推进，越来越多的学者注意到我国目前面临的严重的语言生态问题。英语在我国外语教育中一直占据着绝对的主导地位，其他语种所占比重明显不足，更不用提“一带一路”中涉及的非通用语言了。这造成我国外语语种较为单一，难以满足“一带一路”建设需要。而且各个高校的外语教育课程基本使用的是统一的教材，无法适应人才多样化培养的要求，因此语言生态环境外在资源存在自身的不平衡性。不仅如此，我国目前能够开设小语种课程的高校比较少，而且专业和课程设置单一。已经开设的小语种课程基本是面向欧洲主要国家的，而面向其他地区的非通用语言专业几乎是空白。“一带一路”建设涉及的非通用语大约有60多种，很少有高校开设相应的课程，这反映出现有非通用语种分布和布局存在不均衡性。

因此，文秋芳、沈骑等人从“国家语言能力”这一概念出发，分析新时期语言政策改革，强调“国家战略利益”，聚焦“政府层面的关切”。国家语言能力建设强调国家作为语言行为的主体。在他们的研究中提出了国家语言能力建设面临的四大战略转型任务，即从“引进来”向“走出去”转型、从“内需型”向“外向型”转型、从“单一型”向“多元化”转型和从“工具型”向“专业型”转型，并给出了国家语言能力建设政策战略转型的对策与建议。

随着“一带一路”战略的实施，中俄两国关系必将日益紧密，合作领域将不断扩展，文化交流、经贸合作将更加深入，诸多行业对俄语人才需求在一定时期内将持续增长，俄语人才需求呈现逐步攀高的态势，俄语教育也在逐步走向国际化和规范化，专业发展前景看好。这引起我国很多相关学者的重视，培养和储备新型合作框架下的俄语人才、增强国家语言能力、充分发挥俄语在“一带一路”建设中的语言桥梁作用成为一个十分重要的议题。

但是，我们也应该考虑到“一带一路”战略框架的实际情况。语言互通作为实现“互联互通”的基础，它在推进“一带一路”建设过程中便成为“一带一路”战略的根本保障和重要支撑。在互联互通中，政策沟通、货币流通涉及国家作为语言行为的主体，是国家语言能力的体现；但是在道路联通、贸易畅通、民心相通这些主要领域内，“一带一路”建设会带来大量工程技术人员、经贸人员、交通运输人员等跨国工作和大量的国际业务。而这些语言行为的主体更多的是个人或者相关的组织、公司或机构。因而，这些个人、组织、公司或机构不仅要掌握相应的专业知识和技能，还要掌握一种或多种工作地的通用语言。这些小而数目庞大的语言行为主体是“一带一路”战略的真正建设者和践行者。

因此，在“一带一路”建设中，我们应该要考虑好俄语语言外在环境的生态平衡问题，而俄语语言政策就是其中举足轻重的一个方面，俄语语言政策的改革必将对俄语语言的发展乃至语言生态产生深远影响。要维护好俄语语言生态平衡.必须首先要维护好俄语语言生态中这个外在环境的生态平衡，尤其是俄语语言政策的“平衡”。语言政策改革方向是否正确，语言政策是否合理，这决定了俄语语言生态这个大系统能否健康合理发展。

（二）“一带一路”背景下俄语与不同语种之间的生态平衡

阿里氏原则（Allee's Principle）指出，种群之间是存在疏密的，这种水平会伴随着生物种类以及环境条件的不同而发生一定的变化，如果过疏或是过密都会成为其限制。所以，每种生物都有自己最适合的密度。这个原则同样适用于语言生态系统中。对于目前我国语言生态环境基本的特点，我们应该从两方面来看待：

1.中国境内交流语言生态环境：国内参与“一带一路”建设的省、自治区和直辖市遍布大江南北。在这个庞大的地域范围内，除了普通话外，北方方言、吴方言、闽方言、粤方言、湘方言、赣方言、客家方言等七大汉语方言使用也十分广泛。这种官方语言、方言、少数民族语言在一国之内长期和谐共存的现象，是世界语言史上的奇迹。这种多语种的语言生态环境对于“一带一路”建设中境内跨地域沟通交流有着重要的积极意义。这样的多语种语言生态环境有利于维护其自身平衡，积极推动“一带一路”建设健康、快速发展。

2.中国国际交流语言生态环境：“一带一路”建设涉及60多个社会文化各异的国家，使用的语言也各异。除了在我国已经被广为知晓的外语语种如英、俄、法、德、意、西、阿拉伯语等，还有很多语种在我国目前很少有人了解，甚至从未听说过。这凸显了目前我国国际交流语言生态环境中英语独大、小语种等非通用语种的语言资源匮乏，语言教育薄弱的现状。语言人才奇缺，语言服务滞后，已经成为“一带一路”建设中的阻碍。语言资源特别是非通用语种资源已成为国家发展不可或缺的战略资源。我们必须意识到，仅仅依靠某种通用语交流，这种交流的深度和广度是有限的。因此，掌握这些非通用语言，建立相应的人才培养体系，做好相应的人才储备，建设并维护好一个平衡的国际交流语言生态环境，即文秋芳所说的“国家语言能力”，无疑会对“一带一路”上的交流带来极大方便和许多好处。

中亚地区是“一带一路”建设中的重要地区。中亚国家都是多民族、多语言国家，由于长期和俄罗斯人接触，受俄罗斯文化的影响巨大，中亚地区逐渐形成了双语环境，中亚国家各民族在语言使用上表现出比较典型的双语制特征，尤以主体民族语――俄语双语制最为常见。在中亚五国独立20多年后，这种双语环境不仅没有因政治独立而大幅缩小，而且国家还倡导社会朝着双语、多语方向发展。俄语在除土库曼斯坦之外的中亚其他国家的教学、大众传媒和居民日常生活中都发挥着重要作用。随着政府机构办公国语化政策的制定和实施，俄语在公共事务中的使用空间将会受到限制。但是，从俄语所承担的信息文化功能来看，俄语不会在短时间内退出中亚语言市场；另一方面，主体民族语言长期以来一直处于与其国语地位不相适应的状态中，不但暂时还无法承担起其应有的功能，而且也还无法在族际交际中替代俄语。

从目前情况来看，俄语居民在中亚不同国家所占比重并不相同，在哈萨克斯坦占绝对优势，达到85%，在乌、吉两国分别占40%和50%，土库曼斯坦的俄语居民较少，其比重从1990年的13%下降到2000年的4.4%。

所以，在“一带一路”建设中我们首先需要正确的语言政策导向，即平衡的语言生态外部环境；其次我们要努力维护好多方面的平衡关系，不仅是国际交流语言生态环境的平衡，而且还包括境内交流语言生态环境与国际交流语言生态环境之间的平衡。这是一个复杂而艰巨的系统工程。

（三）“一带一路”背景下俄语所依赖资源及市场的生态平衡

正如前文所述，目前我国国际交流语言生态环境存在小语种等非通用语种的语言资源匮乏、语言教育薄弱、语言人才奇缺、语言服务滞后等诸多问题。国内大约只能开设20门非通用语种的课程，其中很多语种只有1所高校能够开设，这远远不能满足“一带一路”语言互通的需要。这种资源的生态不平衡将会直接限制“一带一路”建设。“一带一路”背景下语言所依赖资源及市场的不平衡性体现在以下方面：

1.语言教育资源配置的不平衡性

虽然我国目前有不少培养小语种等非通用语专业人才的高校，但是这样的教育资源多集中在北京、上海等中心城市，而直接参与“一带一路”建设的边疆地区极其缺乏这样的教育资源，因此从语言依赖的教育资源的空间分配来说，这是极不平衡的。

就俄语语言教育资源而言，目前东北三省开设俄语的学校普遍减少，为培养优秀俄语人才带来一定的困难。而内蒙古自治区也需要大量的俄语人才为其与俄罗斯在经济、文化、外交等方面的交往服务。但是在内蒙古自治区开设俄语的中学仅有8所，显然不能满足其对俄语人才的需求。这也充分说明我国中学俄语教育发展还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其发展还很不完善。

我国的东北三省、内蒙古自治区、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及丝绸之路经济带沿线地区具有与俄罗斯接壤的地域优势，也有俄语教学传统，更是俄语人才需求量最大的地区。因此，国家、省、市教育行政部门可出台一些相关的俄语教育政策，合理分配俄语人才教育资源，把上述省区建成为布局合理、发展科学的俄语重点发展区。更重要的是要起到以点带面的作用，把俄语教育的发展辐射到全国各地。

2.语言人才市场需求的不平衡性

在“一带一路”建设中，政府在主导语言政策改革，引导培养、储备一部分外语类人才尤其是非通用外语人才的同时，也必须意识到语言人才市场需求的不平衡性。俄语在中亚地区是一个广泛使用的语种，它在“一带一路”今后的建设中必将发挥极其重要的作用。但是我们也应该认识到，相比于传统的英语通用语，俄语毕竟只是小语种，不可能达到英语的发展状况。如果盲目地培养并储备该非通用语语言人才，会造成人力、物力、财力及相关资源的浪费，新的人才培养过剩还会影响大学生就业，挫伤人们对学习非通用语言的积极性，给以后的语言发展带来负面影响，最终导致该语言生态系统的失衡。所以，语言政策要为非通用外语类人才制定相应的事业发展规划，充分考虑到这些非通用外语类人才今后的就业方向和相关领域的人才需求，统筹兼顾、科学改革，使这些非通用语言人才真正做到学有所成、学有所用、学有所获。

四、结论

自然界中的生物生态系统是处在不断变化发展之中的，语言生态系统也是如此。俄语至今在中亚地区仍然发挥着不可忽视的功能，因而俄语语言生态系统是“一带一路”建设中的一个重要的语言生态子系统。

当前“一带一路”建设中俄语语言生态系统在新的社会环境下也面临着多维度的平衡性问题。我们必须意识到该问题的严重性和迫切性，积极寻求解决方案。无论是倡导俄语语言政策改革，还是俄语语言资源的重分配，或者俄语语言人才市场需求的调整，我们都应该做到统筹兼顾、科学改革。笔者认为这个过程中，语言生态学可以作为指导我们改革的方针，我们应该从过去单方面的“需要语言作为工具而学习语言”的观念，转变为从语言生态系统的可持续发展的高度来认识问题并解决问题。这不仅仅关系到我们国家语言能力的发展，更直接关系并影响到我们当今的经济环境、政治环境、文化环境、生态环境等诸多方面，这些正是语言生态系统所依赖的社会大环境。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合理有效地制定相应的语言改革方案，更好地使我国俄语人才储备服务于“一带一路”建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