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美媒体官员报道的五个特点

官员从事的是“公共事务”，既然选择了成为公众人物，就必须和代表公众的媒体打交道。

毫无疑问，官员是人类社会中最受关注的群体之一。官员手握权力，极大地影响着社会的运转和公民生活。权力对官员具有难以抗拒的魔力，当权力得不到实质性的监督和制约时，官员便可以毫无敬畏地用权力损害他人的利益，肆无忌惮地为自己谋利。权力唯有在监督和制约下运行，才能敦促官员自觉履行职责，用手中的权力服务公众、服务社会。

为了最大限度地保证权力始终在监督和制约下运行，欧美主流媒体时刻关注官员的行为。这种关注近距离、全方位、全天候存在，官员随时可能因为一个小小的不检点而翻身落马。媒体的“监视”常常让官员十分不爽，甚至恨之入骨，却也无可奈何。

原因只有一个：官员无隐私。

作为一项重要的公民权利，隐私权受欧美国家法律的尊重和保护，同时受到尊重和保护的，还有公民的知情权。以美国为例，1974年，美国通过了《隐私权法》，保护公民的隐私。1966年和1976年，美国通过了《信息披露法》和《阳光下的政府法》，赋予公民最大限度的知情权和官员最小限度的隐私权，官员的一言一行、一举一动，都要接受民众和社会的监督。

在欧美国家，官员报道是主流媒体报道的重中之重，其中既有对某位官员个人的报道，也有对某个官员群体的报道；既有正面报道，也有负面报道；既有事件性报道，也有非事件性报道……这些报道类型多种多样，内容千差万别，但如果仔细翻阅，不难发现一些带有共性的特点，以及可供借鉴的经验。

以寻常生活中的寻常细节贴近受众

在欧美媒体眼中，细节虽小，力量却无比强大，丰富的细节会凸显新闻报道的真实性，大大增加新闻叙事的感染力。寻常生活中的寻常细节或许司空见惯，却能在瞬间拉近受众和报道内容的距离，使受众产生强烈的“代入感”，赋予有关政治人物的报道吸引并留住受众视线的能力，非比寻常的矛盾和冲突就在平淡无奇的生活细节中悄然展开。

2012年5月30日，荷兰海牙国际刑事法庭以战争罪、反人类罪等11项罪名，判处利比里亚前总统查尔斯·泰勒入狱50年。此前不久，美国《新闻周刊》等媒体报道了利比里亚前“第一夫人”、该国政坛第二位最有权势的女性、参议院的重量级人物朱厄尔·霍华德·泰勒的故事。受众对朱厄尔·霍华德·泰勒的了解，是从一个寻常工作日开始的。

朱厄尔·霍华德·泰勒拉开办公桌的抽屉，拿出一本镶着金边的《圣经》，小心翼翼地翻到《诗篇》第25篇。

那本《圣经》封面的一角，印有朱厄尔前夫查尔斯·泰勒博士优美的签名。那张有镀金女性面庞装饰的暗色木桌，则是泰勒到巴黎旅行时买的。

朱厄尔穿着一件紫色的非洲女性传统长袍，头上松垮地系着头巾，缓慢地读出《诗篇》中的句子。

作为虔诚的基督徒，朱厄尔以朗读祈祷文开始新的一天。

2010年夏，美国《洛杉矶时报》关于官员领取离谱高工资的系列爆炸性报道中，最初给受众留下印象的，却是一个拾荒女普通得不能再普通的一天。

2010年7月的一天上午，美国加利福尼亚州洛杉矶贝尔市53岁的拾荒女简·艾丽斯经过市政厅门口时，里面的一位清理工叫住了她。清理工指着一大堆废纸和一些垃圾说：“帮我把这些垃圾清理出去，我就把这些废纸送给你。”

艾丽斯高兴地答应了，她把垃圾倒进垃圾箱，然后把那一大堆废纸装进自己的人力车。

回到家后，艾丽斯开始整理那堆废纸，一张工资单进入了她的视线，上面清楚地记载着该市“父母官”们的年薪：市长奥斯卡·赫尔南德斯的年薪高达79万美元，约为奥巴马总统年薪的两倍；警察局长兰迪·亚当斯的年薪为46万美元，比洛杉矶市警察局长的年薪高15万美元；助理执政官安吉拉·斯帕西的年薪为37.6万美元……

这本是拾荒女简·艾丽斯寻常生活中的寻常细节，然而，随着工资单上触目惊心的数字一个个显现，不寻常的高薪丑闻逐渐露出蛛丝马迹，受众的阅读兴趣被激发。

媒体必须为受众生动讲故事

官员的工作充斥着枯燥的文件和会议，工作日志式的官员报道无聊而琐碎，很难唤起受众的阅读欲望，无法给受众留下深刻印象。欧美媒体善于捕捉并重现隐藏在文山会海背后具有特殊意义的片段和故事，尽最大努力维护受众的知情权和监督权。

2011年4月，美国《华盛顿邮报》等媒体报道了华盛顿市市长带领民众游行被捕的事件。2011年4月11日，由于不满联邦政府损害华盛顿市权益的预算案，华盛顿市市长文森特·格雷带领同事们赶到国会山，与近300名民众一道游行示威。国会山警察局出动警力，以非法集会、妨碍交通为由，逮捕了格雷市长、华盛顿市议会议长夸姆·布朗等41名抗议者。由于罪名轻微，警察象征性地把他们的手用塑料绳绑在背后，算是戴上了手铐。次日凌晨1点，在被捕7小时后，格雷的女儿支付了50美元的保释金，格雷获释。

在讲述市长被捕故事的同时，《华盛顿邮报》等媒体没有忘记阐释市长领头游行和警察逮捕市长的合法性。

通过这些报道，受众真切地了解了华盛顿市的权益受预算案损害的事实，以及以市长为首的市政府官员为“维权”做出的不懈努力，还顺便补了一堂如何合法游行示威的课。媒体为受众清晰而生动地讲述了这一事件的前因后果，受众的知情权和监督权得到了实实在在的维护，传播效果比详细报道市政府官员为“维权”开了多少会要好得多。

为受众剖析其背后的制度、社会甚至时代

欧美媒体热衷于报道官员工作和生活的片段。大多数时候，这样的片段只是媒体为受众进行深层次剖析的一个小小的切口，通过这个切口，媒体一步步带领受众展开审视一个制度、一个社会甚至一个时代的大视野。

2011年6月，俄罗斯《生意人报》、《消息报》等媒体讲述了在俄罗斯社会引起强烈反响的英雄机长的故事。

故事的主人公名叫安德列·亚历山德罗维奇·利特维诺夫，是俄罗斯国际航空公司的一名机长。2011年6月8日13时，由他担任机长的航班准备按计划从伊尔库茨克机场飞往莫斯科，却一直没有得到塔台的起飞指令，塔台要求安德列机长等伊尔库茨克州州长德米特里·梅津采夫赶到后再起飞。最终，安德列机长按时起飞的努力归于失败，航班晚点半小时。

安德列机长与塔台的对话录音被公之于众，这一事件在俄罗斯引起了强烈反响，机长被民众视为英雄，让航班延误的州长梅津采夫受到了谴责。作为执政党统一俄罗斯党的成员，梅津采夫受到的指责演变为对执政党的指责。统一俄罗斯党高层人士纷纷发表声明，谴责梅津采夫。

机长安德列是这个故事名义上的主人公，以梅津采夫州长为代表的俄罗斯官员才是这些报道的真正指向。通过航班晚点的小切口，媒体审视着俄罗斯官员和社会。详细报道了这一事件的原委后，俄罗斯媒体不忘引用分析人士的观点指出，在新时代的俄罗斯，在号称民主社会的俄罗斯，以梅津采夫州长为代表的众多官员，仍然不能认清官员和民众到底是怎样一种关系。

2009年5月，英国《每日电讯》报等媒体在重要版面上密集报道了英国政坛的“报销门”丑闻，以及卷入丑闻的一众官员。

报道显示，英国官员普遍利用职务之便巧立名目报销：外交大臣戴维·米利班德为一处住宅报销了数百英镑的园丁费；住房与规划大臣玛格丽特·贝克特为自家花园的装饰物报销了600英镑；议会第三大政党自由前领袖孟席斯·坎贝尔曾报销近1万英镑，聘请设计师重新装修公寓……英国议会的三大政党都卷入了“报销门”丑闻，报销名目的五花八门和不着边际令公众大跌眼镜。

这些报道引起了轰动。报道刊出后，一项民意调查显示，英国政府的支持率大幅下滑，议会各党派面临很大压力。布朗首相就“报销门”丑闻向公众道歉，表示将改革经费审计制度和有关补贴的规定，重塑政坛廉洁之风。他说，政治家们“有责任向公众证明，从事我们这份职业的人要为公众利益服务，而不是为自己谋利”。

敦促官员“为公众利益服务”，或许正是俄罗斯《生意人报》、英国《每日电讯》报等媒体批评官员不当行为、揭露政坛丑闻的根本目的。

报道拒绝程式化、脸谱化

在欧美媒体的视野中，官员只是普普通通的人，无需仰视，不必俯视，不能刻意丑化，也不能刻意美化。在欧美国家，受众看不到所谓的典型报道，媒体把正面报道和负面报道有机结合，努力为受众呈现一个官员的“多张面孔”。

2008年3月，美国《纽约每日新闻报》等媒体报道了纽约州带有传奇色彩的盲人州长戴维·帕特森。

帕特森从幼年起就是一位“法定盲人”，双目近乎完全失明，但学习成绩非常优秀，考入哥伦比亚大学学习历史，然后进入霍夫斯特拉大学学习法律，获博士学位。31岁时，帕特森成为纽约州历史上最年轻的参议员。他一直关注少数族裔权利、消除家庭暴力等，工作能力卓越，拥有广泛的人脉，成为在纽约州参议院中的领袖，甚至赢得了共和党对手们的尊重。共和党领袖约瑟夫·布鲁诺曾在议会中向他赠送生日礼物，并称赞他是位优秀的政治家。2007年1月，帕特森成为纽约州副州长。2008年3月，54岁的他成为纽约州首位黑人州长、美国有史以来第二位“盲人州长”。

对于这样一位勤奋工作、影响力如日中天的政治人物，《纽约每日新闻报》等媒体并没有讳言他的“不良经历”——他和妻子都有过婚外情，和他保持“亲密关系”的女子不止一人，其中包括一名州政府女雇员。

重视个性化引语的使用，官员敢说，媒体敢录

为了呈现真实、丰满的官员，欧美媒体的官员报道非常重视引语的使用。官员随心所欲地说，媒体不折不扣地记录，这些个性化的引语把鲜活的官员形象在受众面前重现，官员仿佛就在受众身边。

2010年11月，美国《标准邮报》等媒体报道了纽约州小城曼利厄斯市市长马克·保罗·塞拉芬，因常年“捡”邻居放在路边的垃圾被告上法庭的事件。

这些报道引用了塞拉芬市长的许多说法。塞拉芬市长告诉媒体记者，他每天牵着自己的拉布拉多犬“巴克斯”散步时，顺便捡路边的瓶瓶罐罐，有时也从邻居家的垃圾箱里“捡”。这些垃圾每月能卖25美元至50美元，主要用来为“巴克斯”看病。

“可以这样说，90%的时候，人们都知道是我（把瓶子）捡走了，每逢周二或周三，人们就会在我经过的路线上等我，给我瓶子，还同我交流。这是我同大家互动的一种方式。”

针对指控他偷垃圾的说法，塞拉芬气愤地说：“我捡垃圾的时候从来不避人，小偷才会躲躲闪闪呢！我只是捡人们不要了的东西，而且是在光天化日之下捡的。这怎么能叫‘偷’呢？”

在前文提到的美国华盛顿市市长格雷带领同事们与民众一起游行的报道中，《华盛顿邮报》等媒体忠实记录了格雷市长的愤怒，比如他在一份声明中说，他对联邦预算案感到“愤怒和极度失望”，华盛顿市是两党联邦预算争执中的“间接受害者”。

结 语

不能不说，欧美媒体的官员报道可读、耐读，和媒体的地位、官员对媒体的态度和观念、官员与媒体接触的方式等密切相关。

在欧美国家，媒体被称为立法、司法、行政之外的“第四种权力”。长期以来，欧美媒体形成了舆论监督的传统，恪守新闻专业主义，揭露政府、官员和社会中的种种问题，试图遏制腐败，激励官员尽心尽职。

官员从事的是“公共事务”，既然选择了成为公众人物，就必须和代表公众的媒体打交道。欧美国家的官员大多不怕面对媒体，能心平气和地和媒体保持“亲密接触”。同时，媒体可以在制度的保护下相对独立地报道官员。这些因素相互叠加产生了合力，广大民众的知情权和监督权得以实现，有助于推动社会进步。

（作者为中国青年报社《青年参考》报副主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