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一代的中产,和他们的未来

一个拥有千万资产似乎已是“成功人士”的人是中产阶层的上层，一个年收入10万自称“丝”的白领，一样也是中产，中产的下层。中产阶层内部“上、中、下”层级的区别，使他们存在着一些差异，但并不能抹去他们的共性。

这个共性是：他们尚处于“青年时期”，理性上还不如西方的中产阶层那样成熟，但心态已然有点老态。同时，希望仍然在他们心中。

未来，他们又会怎么样呢？

本刊记者就此访谈了北京大学中文系张颐武教授。 挤压

《南风窗》： 与西方社会不同，中国的中产阶层常常面临一种“被中产”的现象，为什么在自我认同和对社会结构的感知上，中产会向下倾斜？

张颐武：中国人的自我判断和评估一般是偏低的，这首先和我们的文化有关。实际上，中产掌握的财富可能被低估了，不能以收入来判断。

现在，很多城市中四五十岁的人有两套以上住房的情况非常普遍，超过西方社会中产拥有自主住房的比例，80、90后将来可以继承的财产比之前的任何一代人都要多，中国又是一个没有遗产税的社会，所以只要社会平稳，中产阶层在安全感上是没有问题的。他们的内心焦虑很大程度上来自于落差，中产的心理有一个最直接的判断指标就是“差一半”，简单来说，就是他看中的那套房子和他实际可支配的钱正好差一半，这个状况在他们的一生中是很难突破的。

中产的心理变化与过去10年劳动力市场的逆转有很大关系，原来的老中产尤其是白领遇到的最大变化就是体力劳动者收入增长很快，正在成长为中产，这让老中产阶层产生了相对较大的失落感，新中产对老中产形成了冲击和挤压。

在过去，一个大学毕业生比他做蓝领的同学工资要高得多，而现在蓝领阶层收入增长很快，很多蓝领的起薪是高过白领的，而且很多小白领没有一技之长，没有过硬的本领、英语只能说几句、写的软件也不一定拿起来就能用，这种小白领在中国社会大量存在，本来家庭对他的期望很大，他们的挫折感是最强的。《泰》就是一个很典型的例子，卖葱油饼的蓝领王宝可以和企业高管一起去泰国旅行。

另外还有一个不可忽略的因素就是拆迁对一个人的财富影响，很多普通人一生最大的一笔财富就是靠拆迁获得。600万的时候，他对这块土地还很留恋，700万可以考虑了，750万就可以商量了。对很多处在社会下层的人来说，这是他一生最大的一次机会。

所以，新中产阶层有一个很大的变化，原来大城市周边的孩子急于跳农门，但是他们现在不需要了，在村里能够获得土地收益的分红，很多人上了大学还是愿意保留自己的农村户口。所以说，普通劳动者和原来的社会下层变成中产的机会反而比白领阶层多了，这个变化让老中产或者说中产的后备军非常失落。关于“蓝翔”的段子虽然是搞笑，但也暗合了一种微妙的变化，就是上过大学的准中产阶层的焦虑感。“丝”这个概念正是中产失落的表现，真正的劳动人民不会称自己是“丝”，“丝”群体实际上是中产的后备军，这种自嘲反映了下层白领的失落。一方面他们受到新中产的挤压，另一方面发现财富增长不会像原来那么快了，很难有上升。

图 / 钟智 心态

《南风窗》：中产阶层虽然在中国并没有形成一种组织化的存在，但他们在自我表达上好像也有一种集体意识，是以什么方式表现出来的？

张颐武：中产现在主要是自嘲，像《泰》、《致青春》、《北京遇上西雅图》这样的电影，实际上都传递出中产的焦虑。基本上主流的讲述中国当代生活的影视作品都是在描画中产的生活。新中产中有一种是来自于三四线城市，他们现在也有发言权了，在趣味上开始希望把老中产比下去。所以说，中产阶层自我表达的愿望更强烈。

《南风窗》：成熟的中产社会往往有广泛存在的公民组织、特定的社会精神这样一些特征，中国现在的中产在现实生活中的表现是不是更为消极一些？

张颐武：目前中产阶层的一个特点是在社会和职场中的温和内敛。中产需要上升，对上升有期望，在具体生活中往往上下左右都不敢得罪，不能痛快一时，必须要小心谨慎，许多问题需要自我消化。同时，今天竞争激烈，机会转瞬即逝，压力很大。生活的具体困扰在都市中纷繁复杂，都让中产不得不以温和内敛的形态出现，必须会做人才会有发展，因此，职场生存类的书大行其道。尽管他们在网络表达中是很激愤的，但是在现实生活中其实非常内敛，他们的很大一个表现就是熬。

《南风窗》：他们获取生存资源与发展动力的方式是不是决定了对现行体制的依赖要更强一些？

张颐武：中国的中产虽然对社会问题有很多意见和牢骚，对切身议题有强烈的要求，对于自己的社区受到损害、对于自己的生活得不到合理的制度安排有很强的焦虑，但他们其实对社会结构还是相对认同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中国的中产阶层拥有自住住房的比例比西方很多社会都要高，中国这一代的独生子女组成家庭就可以从祖父母、外祖父母和父母那里一共继承至少6套房，出身于农村的年轻人在北京或许属于北漂，但他的父母在县城有好几套房子，会随着城镇化而增值，或者通过继承宅基地获得很大的拆迁收益。所以尽管他们网络上表现出与真实的社会行动反差非常强烈的情绪，但对社会的认同感比他们自己想象的要高。下一代中产阶层的产生方式也会与以往不同，可能更多是靠继承财富。受此影响，非功利的创造会更多，他们即便不工作也能维持一个较好的生活，同时，中产阶层承受失败的能力、抗压韧性也会更弱。

《南风窗》：现实中的失落感和自我压抑肯定要找到一个出口，他们一方面积极膜拜成功经验，另一方面追求“心灵鸡汤”式的生活经验，这是现在主流的中产文化吗？

张颐武：精致的利己主义实际上也是中产文化的一部分。比如，扎克伯格这样的人，可能就是精致的利己主义者，对西方社会来说，精致的利己主义其实是中产的典型特征和社会的稳定器，这个对社会是无害的。精神升华、超越物欲这套追求其实在任何一个发达社会都非常流行，在一个现实的天花板之下，不可能人人都大富大贵，现世安稳就变得重要。西方社会中产阶层获得安慰剂的一个很强大的力量来自于宗教，在中国，宗教的系统性渗入并不强，所谓“心灵鸡汤”和出世其实就是把这种宗教安慰的力量世俗化了。

西方社会中产阶层获得安慰剂的一个很强大的力量来自于宗教，在中国，宗教的系统性渗入并不强，所谓“心灵鸡汤”和出世其实就是把这种宗教安慰的力量世俗化了。 希望

《南风窗》：中产阶层寻求心理安慰还有一个来源应该是消费文化，很多消费品和商业模式开始迎合中产阶层的口味，比如前不久因为牛腩好不好吃的问题，就产生了关于中产生活方式的讨论。

张颐武：全世界的中产社会都有一套成熟的大众文化，大众文化是中产阶层最主要的精神寄托和心理安慰。一个成熟的大众文化对任何一个中产社会都非常重要。经济有好有坏，但是从大众文化中寻求的感性快乐对中产来说非常恒久。所以美国上世纪30年代大萧条的时期，反而是好莱坞大发展的阶段，当经济不好的时候，中产阶层遇到更多挑战，会转而寻求从大众文化中得到释放。

《南风窗》：从更低社会阶层奋斗上来的中产希望通过高级的生活品味显示区隔，在经济“新常态”增加了很多不确定感的情况下，他们如何显示自己的不同，维持得体又安全的生活？

张颐武：上升的动力不足是“新常态”下的一个基本情况，但是中国人在过去几十年中相对积累了一定的财富，我们可以看到，尽管高端的消费减弱了，一般的消费、体验式的消费依然很火爆。

中产阶层尤其是其中的主流年轻人，他们喜欢的东西开始适应新常态，一个显著现象就是“时尚平价”观念的流行。比如小米和优衣库就是“时尚平价”的标志，小米是有一个概念的，但价格又在2000元以内，年轻的中产后备军买得起，相对“高大上”的人士拿一个也不丢人，这种时尚平价的文化，实际上就是因经济放缓而创造出来。年轻一代的中产文化就是一方面适应经济放缓，同时又不影响品质。与时尚平价相应的还有一种现象，就是“毛衣系”企业家受到中产的追捧，扎克伯格、雷军，包括乔布斯这些人和那种“西服系”的高高在上的企业家完全不同，他们让中产阶层有亲近感，觉得这些成功人士就是他们其中的一员。

《南风窗》：就是说他们找到了一种可以确认他们的存在的东西？

张颐武：对，实际上这也是中产阶层追求与蓝领区隔开来的一种努力，尝试创造一种文化趣味上的优越感。比如电影《心花路放》中所展现出来的，三四线城市虽然崛起了，但是当老中产去观察这些城市的新中产时，还是对这种“杀马特”有一种嘲笑感。

当然，一个成熟的中产社会必须要有三点：第一，需要有一个理性和有远大抱负的精英群体，他们能够赋予社会远景并理性地说明现实。精英群体对社会有信心这非常重要。第二，需要有一个成熟充满活力的大众文化，能够通过大众文化的调适和吸引化解人们的焦虑。第三，还需要有一个能够不断向上发展，能够让中等收入群体看到活力和希望的社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