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企业主的“下坠”焦虑

插图/李晓倩

在经济下行中，中产阶层现在过得如何？和过去有什么不一样？他们打算如何去让自己有一种新的生活？一线城市的北上广深是一个视角。但长三角、珠三角的苏州、东莞等城市，更是一个能触摸到变化的视角。

《南风窗》记者把目光投到了东莞。

2015年1月15日下午，大朗镇，阳光透过别墅的落地玻璃，照在考究的茶几上。

嘬一口，放下茶杯，别墅主人豪哥说：“精神状态？就两个字：痛苦。”

这个依靠实业经营从底层爬上来的中产者，在实体经济的衰落面前无能为力。迷茫多年，试图寻找出路，但遍寻不见。

于是，按他自己的话说，人变得懒惰，变成自己不喜欢的那种人。

曾经，他最厌恶的是那些无所事事的城市食利者，“他们”日甚一日地拿走“我们”实干创造的财富。而他现在，也在四处买房、买铺面，试图用收租来维系中产的生活水准，而不至于重新掉入下层。

他正在变成“他们”。 掉落风险

现在的豪哥，拥有超千万身家，发家经历如下。

1976年出生，1993年以前，他是一名乡村放牛娃;1994年到2003年，在广州照相馆打工，后来开了照相馆;2003年，到东莞大朗镇创办一家服装辅料公司;2008年以后，转型为服装辅料贸易。

一路势如破竹，从一个穷人，成为一个城市中产，住好房，开好车。

现在，生意日渐地坏了起来。2008年是一个转折点，先是美国，后来是欧洲，金融、债务危机蔓延，以欧美市场为主要导向的生产型企业进入空前的衰败期。因为做制造业太过折磨人，他快速转型，做起了服装辅料贸易。

前几年生意还可以，每月营业额在120万元左右，毛利率在20%以上，但趋势上一路下行，如今月均营业额只有六七十万元，萎缩了将近一半。 东莞私企老板

经济增速放缓，尤其是以制造业为代表的实体经济陷入困境，让好不容易从底层走入中产行列的企业主面临重新坠入底层的风险。图 / 石头

为了刺激销售，他对员工实行过提成制。先是按营业额提成，员工就低利抛售，影响利润;后来改为按利润提成，员工则高利报价，打压销量。

“需求环境变了，怎么想、怎么做都没用。”豪哥说，“供应环境也变了，虽然行业不景气，但市场主体还是不断增多，那些原来跟客人说话都畏畏缩缩的员工，我们培养出来以后，他们很快就另立山头，带走一部分客户，同时变成我们的竞争对手。”

豪哥不怪他们不忠诚，“人往高处走，可以理解，我们当年也是这样，靠胆识、勇气和经验创造今天的生活。”

但豪哥预计，今天另立山头的人，大多是“死路一条”。只要敢做就有钱赚的时代过去了，胆识、勇气、经验，这些不必依附于权力的个人禀赋，对财富创造的边际效益正在日益衰减。

一个穷人，通过努力变为一个生活体面的人，现在比以前要难得多，因为更容易碰到瓶颈。事业的天花板，时间往前，它在往下，越来越容易被触及。

胆识、勇气、经验，

这些不必依附于权

力的个人禀赋，对

财富创造的边际效

益正在日益衰减。

豪哥这一代顺利成为“中产1.0”，但中产本身，就是一个天花板。“走到这一步，再往前就使不上劲了，以往的办法不管用了，经验成为废纸。”

然而，愁城困坐，止步不前，不等于可以安于现状。所谓“千万身家”，都是滚动维持的，一旦现金流停止，就可能系统性崩塌，陷入危机―从中产掉回下层。

在豪哥身边，这样的例子并不缺乏。有些老板被实体套牢，难以脱身，资不抵债;也有些老板因前景迷茫，沾赌，染毒，最终破落。 怎么办？

怎么办？困思难决。

一个朋友看准了大酒店生意季节性起落的特点，做起了针对星级酒店的劳务派遣，生意不错，因为资金不足，希望豪哥投资。

“我首先去确认的一点是，他不是依靠刻薄工人来挣钱，如果这样，良心上做不下去。”豪哥说，“我去看过了，一个工人每个月大约能帮公司赚两三千元，但不是从他们的工资里克扣，这是酒店甩脱淡季养臃的包袱和员工的社保负担之后自愿给出的价格。”

能否自觉防范道德风险，正是谨慎的中产阶层可否在社会中确立一个积极的群体形象的重要依托。

转投一个完全陌生的行业，相当于人生中的第二次创业，豪哥的朋友柳成认为，再次搞实业没什么希望。

柳成也是一名中产人士，目前在东莞经营一家财税服务企业，业务包括为企业代记账、出审计报告、注册垫资和破产清算等。他出身贫困农村，1990年代从一家国内名牌大学毕业后，在一个小县城的财政局当公务员。新世纪后，辞职下海，10年以后赚下超千万资产。

能否自觉防范道德

风险，正是谨慎的

中产阶层可否在社

会中确立一个积极

的群体形象的重要

依托。

小企业压力大，破产清算业务从去年10月起就多了起来。以前从没有出现过的一个现象是，500元一个月的代记账“最低收费”，还有客户专程上门讲价。1月20日见到他的时候，他正在办公室向一名老客户分析为什么“一个月500元一点也不贵”。

“这就是老板，就是你说的中产，都斤斤计较到了这个份上了，掉价呀，”柳成说，“做实体的确实不容易，很苦，现在是陷入了一个恶性循环。经济下行，财政收入指标却在上调，远超经济增幅。在税收压力下，有关部门就会到企业去查税，倒查5年，以前睁一只眼闭一只眼放过去的，都要补缴，这就会进一步加剧企业的经营困难。”

多名东莞企业主对《南风窗》记者表示，现在有钱也不愿意投资，“不如炒股”。去年12月份，股市出现一波新的上涨行情，豪哥的同行中，就有许多人把手头资金砸入股市。豪哥说，有的朋友一个月赚了几百万，胜过在实体干10年。

这是一种动员，让厌倦于做实业的疲惫和折腾的中产，将实体经济内的资金更多地推向虚拟经济。

这两年，国家逐渐在更宽的范围内进行金融试验，柳成看到了新的机遇，“放开一个领域，就会起来一批富人”。

为此，柳成渐渐疏离十几年的主业，转向金融，自己炒股票、外汇、贵金属，或者民间放贷，他都尝试过。现在他把大宗商品投资作为确定的方向，去年年底在深圳前海注册成立了一家证券类公司，主要业务是金银等贵金属交易，别人在他的公司开户，公司收取交易手续费。

柳成承认，自己正在成为一名金融食利者，能不能从中产往上再爬一个层次，全系于此。他认为，现在试图从中产通往上层，依靠继续干实业是根本无法实现的。

“如果说从下层到中产的距离还是以公里为单位的话，那么从中产到上层就只能用光年为单位了。像以前那样傻乎乎地跑，不行，累死你也到不了，只能坐飞船，金融就是飞船。”

他希望说服豪哥放弃实业，投资在大朗镇设立一间贵金属交易分公司。

“我一个小学文化的人，搞不懂金融。”豪哥拒绝了，“而且要我砸上全部身家去干一件事，现在已经没有这个勇气了。”

“怕它个鸟”是豪哥以前的信条，他也是凭借勇气、胆识和不断累积的行业经验，从一个穷得没饭吃的孩子变成中产阶层的一员，他从没想过自己会这么快变得瞻前顾后。

胆小，一方面因为已经有家有室，不再是光棍一条，必须保守、稳重，另一方面，这个社会已经不像当年那样单纯，很多隐伏的风险无法发现。

也有人愿意跟着柳成干，但是，“钱都已经套在不死不活的加工企业里，抽不出来了”。 嬗 变

创业时代，豪哥最厌恶的一类人，是依赖占有的土地资源拿走实业利润的食利者。

本来，可以把更多的土地资源留存下来，用于降低实业企业的要素成本，但城市总是在无节制地铺张，产生了一大批依赖物业出租或炒地炒房为生的食利阶层。

“价格不断升高，我们做实业的，就要用更多时间给他们打工。”豪哥说，“他们无所事事，但生活无忧，钱从哪里来？都是从我们身上来。”

豪哥抱怨，发展早期，政府就应该出台一些规则，限制乃至禁止这种懒惰的食利行为。正因为不加限制，让许多本地籍的原来做实体经济的同行都已经撤离，依靠物业租赁为生。

“那些早年买地、建房子或者直接买物业的人，一年收租一百几十万元，很正常，他何必像我们这样，干得这么苦逼？”豪哥说，“做一单业务，从谈判到生产再到结算，都有无限的麻烦，却只能赚几千元，他们根本看不上这点钱。”

事实上，现在一单业务做下来，甚至可能没有分毫利润。

“以前默认人民币结算，现在欧元汇率哗哗往下掉，客户就在收货之后要求用欧元结算。不同意，那就在原订货价基础上打95折付款，白白损失5个点，这几乎吞掉了我们的全部利润。成本没变，甚至更大，这样下去都要撑不住开支了。”

物业，成为这个困

惑的企业主心理

撤退的物质大后

方，至少是继续“中

产”下去的一条相

对可靠之路。

对比之下，那些早前有了利润不用于企业内部业务循环，而是用于买房置地的食利者，就显得如此明智。

为了“撑住开支”，也为了维系当前的生活方式，豪哥开始成为自己原本讨厌的那种人。这几年来，他在东莞市区、镇区、村子里买下的门面、商品房和宅基地房，至少有十几处：买下一处，抵押出去再买另一处。

见面的时候他就在生气：刚在大朗买的宅基地房，对方总是拖延过户时间，差点错过政策窗口期，过不成户。

物业，成为这个困惑的企业主心理撤退的物质大后方，至少是继续“中产”下去的一条相对可靠之路。在心理上的疲惫和现实中的无力浸染下，他选择了自保，即便自保的代价是一部分的自我价值迷失。

“我现在也很讨厌自己怎么变得这么懒，也想勤快起来，但一想到勤快不会有什么成效，就泄气了。” 退 守

中产最大的幸福在于，他们较少地被各种明显的社会不公所困扰。既得利益者常常从对资源的垄断、对义务的推脱、对权力边界的拓展中获利，下层则往往在既得利益者的动作中受损，而中产，相对好一些，但一旦有人生的起落，比起下层来，那就是大起大落，因此，心理上更焦虑。

他们被社会学家称作“社会的稳定器”，总是缺席于既得利益者和下层之间展开的博弈。

缺席，过去是因为太忙碌，现在则是因为太迷茫，太疲倦。

逢年过节，就会更累：讨好靠山，讨好员工，讨好客户。过年和其他一些重要的节日，柳成就要采购堆满了一个放杂物房间的礼品，送一些关键的人，自己开着车，一家一家地送，以保证公司业务正常开展、少受干扰。

豪哥、柳成都是社会参与过程中的“聪明人”，他们对许多荒谬的运作逻辑和不公的基本事实都有看法，但从不在公共平台上表达，自保本能，还驱使他们去适应一些不合理的规则。

如果说下层是因为游戏规则而无法安生，那么中产则是因为屈从游戏规则才得以安生。

柳成说，对于敏感话题，最好不去介入，因为“枪打出头鸟”，太多事实证明，权力“想要搞死一个老板”，太容易了。“人家愿意的话，仅查税一项，就可以把你搞进监狱里去。”

“不平则鸣”的实践机会很少，所以他们对构建一种新的社会规则缺乏兴趣。

这让他们看起来在社会观念的进化上是如此的“无为”。从这个意义上说，所谓中产阶层的“相对好过”，是以放弃一部分公认为“高贵”的却在生活中不那么急切的权利为前提的，体格虽未长成，心态早已衰老。

不断努力地去赚钱，是他们稳住自己的阶层位置必需的状态。电影里有一种人力发电机，要靠一个人像踩单车一样不停地踩，房子里的灯才能亮着，在家里，豪哥就是那个踩单车的人。

单纯从物质生活上看，中产显然比下层要富足得多，但在某种程度上，他们又比下层活得更累，因为下层至少已经适应了“油灯”。

豪哥依然保留着带有乡土气息的善良，看到连“油灯”都点不起的下层，他也会出手帮助。他在家乡的多家小学捐献了几百台电风扇，在贫困地区的学校一次性给付一点助学金，在容易内涝的学校捐资建一道防洪围墙……

这让他从心理上确立自己的社会价值。个人追求上，则早已少了财富膨胀的冲动，但求守成，过一种不那么累的、体面的、还算宽裕的生活。

傍晚，豪哥把吊灯打开，金灿灿的，冲淡了天色的昏暗。

（应受访者要求，豪哥、柳成为化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