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建民:民乐人要葆有中国面孔

民乐仍待升温

记者： 2003年，您来到上海音乐学院担任附中常务副校长，三年后担任民乐系系主任，至今近十年间，您认为中国民乐大环境发生了怎样的变化？

王建民：这十年，刚好是我进入上海音乐学院的十年，中国民乐的大环境在向好的方向改变。近几年，正规的、有规模、有计划的大赛纷纷举办，金钟奖、文华奖、央视大赛等一些国家级的民乐大赛在这段时期设立、举行。从这些赛事可以明显地看出，哪个乐器项目推动的力度大，这个项目的发展就较快。

从院校的角度，这种普及的程度一定与院校的现状有关系。在很多专业音乐学院和艺术院校中，民乐招生比例成倍增长，普及了，需求量也多了。可以非常清楚地看到，考生的入学水平在不断提高，这与院校毕业生的水平、普及的程度、教学水平的提高、曲目的扩张等一系列条件是有关联的，绝非是单一的现象。从学校发展的角度来讲，目前，仍然呈现出由中央音乐学院、中国音乐学院、上海音乐学院等三校领先的态势。北京是全国的中心，众多艺术院团和专家云集在此，使北京具有强大的引领和辐射作用。

当前，舆论越来越多地谈及民乐，但很多时候，大家谈民乐还是表面现象，实际的举措并不理想。据我观察，新加坡、香港、台湾等地的民乐近十年发展快、提高多。如新加坡的民乐发展得益于政府给学校在艺术教育上一笔比较可观的拨款，用于购买乐器、组织活动等，正因如此，他们这么小的国家，能在举行比赛时显示出强实力和大规模。台湾也是如此，在十多年前，其水准一般，通过广泛的普及和与大陆的密切沟通，民乐水平发展很快，普及程度相当可观。

从民族音乐长期发展的角度，我们应该做的事情不是简单地让孩子学民乐、普及民乐或是成立一个民乐队，我觉得民族音乐的教育，应当写入国民音乐教育课程，真正在孩子中做好民乐传承工作，只有如此，民乐的专业发展才能根深叶茂。

态度，创作民乐作品的基石

记者：现在，越来越多的专业作曲家开始关注民乐，为民族乐队写作品。有人说民乐好写，有人说民乐不好写。您怎么看待这个问题，写好民乐作品的秘诀是什么呢？

王建民：民乐好不好写？按照我的看法，好的东西都不好写。比如歌曲，我认为也不好写。民乐的创作，也可说是态度与观念的问题。写的时候，要花功夫去了解，还要跟演奏家不断沟通。比较成功的作品，需要创作者与演奏家有深入的交流，当然，还要考虑民族音乐独特的语法问题，因为音乐语法与其他学科完全不同，它包括跳跃式的对接、转换等。

专业音乐创作上有个断层。我们长时间处于西方音乐教育体系中，产生了很多该体系下培养出来的民乐作品，这些作品本土性不强。改革开放以后，从八十年代的新潮音乐开始，各种音乐形式及技法的涌入，使院校的教学发生了180度的大转弯。此后，作曲家倾向于用各种现代技法写曲，这使得很多演奏家感到很惶惑――怎么这些东西一下子不能演奏了，其实这是作曲家的审美观的问题。

我写《第一二胡狂想曲》的起因是邓建栋的约稿，从那时起我开始关注民乐，觉得民乐有待开垦的空间。《第一二胡狂想曲》是我的第一首民乐作品，当时也有很多人质疑我的写法，但我很坚信，因为我写民乐作品始终没有忘记一个重要的原则――旋律。我在旋律写法上坚持“不断根又不守旧”，并想办法融入一些个人的特点。另外，我很喜欢民歌，有些特别好听的民歌记得很牢，也很想用民歌好听的元素表达我的情感。我现在仍然认为民乐有待开垦的空间，因为作品太少，现有的作品不够支撑这个专业从小学到大学的全部课程。

技术和审美的结合

记者：技术和审美哪个为先，已经成为艺术教育和艺术生产的热门话题，作为院校中的作曲家，您如何看待技术的重要性？

王建民：一门学科，技术的教育不放在首位，是不可取的。所以我在学校里强调，当一个孩子音拉不准时，先别谈其他的，错音一大把或者“微错音”一大把，是让人不能容忍的。不管拉得如何，如果有错音，就如同米饭中的一粒沙子，首先得把这粒沙子剔除掉。现在，院校中有很多人提议加强传统音乐教育，但是我的看法不同。我觉得现在的孩子们拉传统曲目一点儿也不比老演奏家差，他们非常优秀，稍加点拨，他们就能拉得很好。

艺术生产也一样。面对市场要演出什么作品姑且不论，但身为国家级乐团，无论作品是何种技法、哪国人写的，都应当胜任，这就是技术和审美的结合。不过，要先解决技术问题，再解决审美问题。

我更关注院校的建设，学科化、标准化、体系化是民乐系亟待解决的问题。在当今多元化的社会背景下，我们要形成民乐自己的核心。比如形成规模后的民族乐队，不能指责它拷贝西洋乐队的模式，或者主张小型化发展。因为这个现状是几十年发展的结果，我们要做的是使乐队更加完善；在研发方面，开发出适合这个乐队的作品；作曲家方面是为这样的乐队写曲子时，创作出更动人的音乐，使乐队发出更漂亮的声音。如今有很多乐队都是中小型的，如新疆木卡姆乐队，要把它发展成几十人的大乐队也不可能。民间的乐队会存在，但是需要确立一个标准的、体系化的制度，就如欧洲的传统音乐，有着严密的体系、一整套教科书，就是标准化、体系化，我们在这方面有待完善和发掘。

保持中国人的纯粹面孔

记者：当前的艺术态势下，您认为民乐需要更加开放的发展还是纵深方向的发展？

王建民：民乐越开放越好，其实这也是一种多元化的体现。现在不是流行跨界吗，民乐可以尽情去跨界，跟电子音乐、爵士、流行音乐融合，而不能一直抱有中国民乐必须是独立的概念，中国的民族音乐在本身发展过程中就是不断融合、吸收各流派的产物。

但身为民乐人，一定要坚持在发展过程中，塑造中国人纯粹的面孔。本次六月份举行的首届华乐论坛，就是替代了政府的一些职能。这个专题很好，应当每次定一个专题，如室内乐，因为当代民乐室内乐是个新名词，在院校中很受重视。其实民乐室内乐在中国历史上也有前身，我们现在谈的室内乐，作品是以现代或者当代创作为主，胡登跳的丝弦五重奏，最早开辟了院校室内乐教学的先河。我很注重室内乐教学，并将它列为一个重要的学科。但室内乐人才的培养很难，比如没有固定的模式，因为教学，就必定要产生一个基本的模式，这个要慢慢研究才能确立，并在摸索中“看菜吃饭、因地制宜”。有的院校，在弹拨方面很强，就可以组建一个弹拨乐团，在这方面培养挖掘，从而形成民族乐队多元化的另一个春天。

急需解决教材建设问题

记者：由上海音乐学院民乐系主办的全国艺术院校民乐作曲比赛，已经连续举办了五年，它的影响越来越大，该比赛取得了哪些成果？

王建民：学校做了五届的作曲比赛，每年的分类是我系发展的常规项目，比赛吸引了九大音乐学院的学生参加。我主要关注的是在高校领域的发展，比赛主要起到了引领作用。对于各个院校来讲，教材建设是一个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我们的比赛跟教材建设有关，因为比赛曲目可以积累后写进教材。

比赛设计上目的性很强，每年有不同的分类和主题，比如，第一届我们规定编制是五到八人，并规定了运用哪些乐器；下一届专门为弹拨乐而作，有琵琶、中阮、古筝、柳琴的独奏和重奏；前年开了全国的二胡会议，主题便是二胡带一个伴奏而作，并且是单项；今年为民族管乐而作，包括笛子、唢呐、笙三件乐器。五届比赛后，我们积累了一大批民乐曲目，虽然有些比较稚嫩，但坚持长期举办就会有好作品产生。比赛促进了各大院校作曲专业的学生更多为民乐创作作品，从而形成了专业的民乐作品展示平台。这样，学生们为民乐写作的兴趣越来越高，因为民乐系学生演奏的水平不断提高，作曲系学生的作品能很好地演绎出来，更提高了学生创作民乐作品的兴趣。

高标准高要求地做民乐

记者：十年前，您曾对媒体呼吁过中国应当建立职业化的民族乐团，如今，这个愿望还没实现。除了职业化的问题，您还关注哪些民乐话题？

王建民：我一直在想，我们出访时往往主打民乐，看来民乐具有重要性。但是为什么有很多职业化的交响乐团，而没有一个或者几个职业化的民族乐团呢？真正职业化的、总监制的民族乐团在中国内地还没有。民乐团的发展应该再超前一些，现在年轻人的演奏技艺很高超，我们不愁生源、不愁团员，因为一流的学生非常多，我希望国内能建立一个一流水准的职业化民族乐团，为内地民乐团的发展投石问路。

理想的民乐作品，各个专业、各个院团都存在相当规模数量的缺口，要培养作曲家队伍，我只能在我的层面上来做自己能做的事情。从长远发展来讲，梯队、人才结构永远是首位的，不能断档。

我觉得当前的创作环境非常好，作曲家拥有很大的自由空间，想表达自己的审美观念时，没有任何障碍，那么作品能达到的水准就完全是个人的能力问题，就需要高标准、高要求地创作作品。现在民乐的创作有很多非常好的现象，乐队在“等米下锅”，院校里，学科经费越来越多，里面很重要的一部分就是委约创作费，跟国家级的差不多。很多作曲家清醒地意识到，写民乐作品能够演出的几率高、机会多。我们这个专业，有时候会说到“洋作（曲）”和“民作（曲）”，我希望今后从专业角度来说，不要再分什么“洋作”、“民作”，任何一个学习作曲的人，都应该写中国作品。

王建民，著名作曲家，上海音乐学院民乐系主任、教授，中国音协民族音乐委员会委员、中国民族管弦乐学会副会长。多年来，他谱写了大量各类体裁的音乐作品，在全国的各类音乐作品比赛中，多次获奖；其民族器乐的乐曲创作方面颇具影响力，作品有《第一、第二、第三二胡狂想曲》《天山风情》《幻想曲》等；他的作品在全国各类民族器乐大赛中多次被指定为必奏曲目，多次在国内外音乐会及艺术节上演奏，并有多首在《音乐创作》等刊物上发表；他灌录和出版了几十辑CD专辑，并出版了个人作品专集《王建民古筝曲选》《王建民二胡曲选》。除此之外，他多次出任各类民乐大赛的评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