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校秩序需要通过良善的教育举措来维护

众所周知，良好的秩序是任何一所学校得以顺利并有效开展教育教学工作的前提。德国教育家赫尔巴特认为：“不注意儿童不守秩序的行为的教育，连儿童本身也不认为它是教育。此外，如果不坚强而温和地抓住管理的缰绳，任何课的教学都是无法进行的。”然而，学校有了秩序并不等于有了好的教育，秩序只是开展教育的前提而已。同时，维持秩序也不应成为学校管理者的终极追求。

秩序虽然是开展教育的前提，但同时教育也要求秩序的获得应该体现出应有的教育特征，即符合“管理育人”的要求。任何一种秩序的获得，既可通过刚性的外部控制来达到，亦可借助内部柔性的教育、引导来实现。良好秩序需要通过良善的举措来获得，应是任何一位学校管理者的行动准则。从教育的立场出发，我们可以认为，形成一个良好的秩序，虽然它是学校教育开展的前提，但这并不意味着可以不计手段、不问方式地去实施维护秩序的目的。孔子曾说：“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这里讲的是在社会管理中，教育对于秩序维护的价值远胜于仅仅依靠外部强制的手段。学校作为教育机构，其维护秩序的方式、手段本身更应体现教育性，这是由学校机构的性质所决定的。然而，在当下中小学教育管理的现实之中，常常将秩序视为高于一切价值的行为，简单化、封闭型、高压式的管理模式似乎在诸多学校颇受青睐。在“这样做最终都是为了学生好”的名义下，诸如“手机禁令”“自杀免责书”等冷漠而暴力的规定屡见不鲜，而像男女生“不能一对一单独玩”、同学之间包括同性之间交往不可过密，甚至周末不准看湖南卫视、生日不可请同学一起过等不近人情，无视学生权益，甚至有悖学生身心发展的“奇葩”校规竟然也堂而皇之地出台亮相。殊不知，高压之下获得的管理秩序和规范，大多只是表面的顺从和短暂的宁静而已。在这种“惰政”式的管理模式之下，却隐藏着巨大的教育危机，最直接的恶果便是激起学生的逆反心理，将本应结成和睦民主的师生关系，扭曲为一种监督者与被监督者的关系，有时甚至变成一种敌对的仇人关系，如一些教师所抱怨的：“现在有的学生觉得自己就是生产线上的产品，对老师没有感情”。2013年9月相继发生在江西抚州临川某中学和山东枣庄某中学的弑师命案，便是这种紧张的师生关系走向极端的典型案例。

师生关系走向极端，原因固然很多，诸如“超级学校”人数众多使得教育者无暇顾及每位学生的情感需求，或基于升学的“压力山大”而导致教育者难以平心静气地去做深入细致的教育工作，或缘于部分教育者“恨铁不成钢”而没有耐心开展说服教育工作。但毋庸置疑的是，在这些教育者、管理者的心目中，学校秩序的维护是完全服务于知识学习甚至成绩的提升，与学校教育工作是两种性质完全不同的行为。相当多的学校管理者自认为在“好心”的旗号下所采取的禁止性甚至惩罚性的管理举措，并没有什么不妥，而其根本目的乃是要求处于成长中的学生能够“听话”，能够循规蹈矩地沿着管理者设计好的要求去行事。殊不知，这些“去教育化”甚至“反教育化”的管理举措，完全消解了学校教育者所应该扮演的教育者、引导者、示范者的角色形象。在这些管理行为的背后，不仅反映了部分学校管理者的懒惰、傲慢和自我中心，而且反映出这些管理举措的制定者们，只是将管理作用局限于惩戒，即将学生视为规训和惩罚的对象而非可以塑造、可以教育的孩子。叶圣陶先生曾说：“教育者绝不该跟学生对立，一对立就没有教育可言。”又说：“教师当然须教，而尤宜致力于‘导’。导者，多方设法，使学生能逐渐自求得之，卒底于不待教师教授之谓也。”当学校管理者、教育者满足于采取高压手段和封闭式管理之类的管理方法时，“管”代替了“教”，学校便不成其为学校，教师的身份亦从塑造灵魂的教育者转变为刚性秩序的维护者，“导”当然也就无从谈起。

值得一提的是，依靠高压手段维持学校秩序，不仅有引起师生关系极端对立的可能，而且存在导致受教育者习惯于被管理、被包办的危险。当听到进入大学不久的新生怀念过得非常“充实的”高中生活，抱怨大学生活异常迷茫、自己不知如何安排学习生活时，你以为这是教育的幸事，还是教育的悲哀呢？■

（作者系南京师范大学教育科学学院副院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