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校图书馆媒体舆情监测探索术

关键词：媒体舆情；舆情分析；信息服务；高校图书馆

摘要：通过对媒体舆情理论和实践应用的分析，探讨高校图书馆信息服务的新方式，阐发高校图书馆应回归社会、服务社会的理念。

中图分类号：G250文献识别码：A文章编号：1003-1588（2013）01-0064-03

1媒体舆情理论研究

对媒体舆情的理论研究在国内呈现出起步晚、发展快、研究较分散的特点。笔者以“媒体舆情”为关键词在CNKI中进行模糊检索，从1980年至2011年，共检得相关学术文献407篇。这些文献平均分布发表于新闻类期刊、图情类期刊、计算机科学类期刊上。2010年是舆情监测分析井喷的一年，仅2010年至2011年，相关学术文献总量达到320篇，约占总检得数的78.62%。通过这些数据分析研究，可以看出，媒体舆情理论研究已初具规模。但通过精确检索，笔者发现专门研究“媒体舆情”的文章仅有四篇，这四篇不约而同都在讨论“图书馆”开展“媒体舆情”工作的相关研究，都发表在图情类期刊上。

1.1舆情和媒体舆情

笔者查得“舆情”一词最早的文献记录为二十四史《旧唐书》列传第一百二十七“冠岁名升于甲乙，壮年位列于公卿，趣向有闻，行藏可尚。朕采于群议，询彼舆情，有冀小康，遂登大用。殊不知漏卮难满，小器易盈，曾无报国之心，但作危邦之计，四居极位，一无可称。”在宋、明、清等朝，“舆情”已是较为常见的词汇，多用于朝堂之上，表“民众的意愿”的意思。

中国新闻研究中心认为舆情就是社情民意，是“指社会各阶层民众对社会存在和发展所持有的情绪、态度、看法、意见和行为倾向”。[1]现代意义上的舆情大致沿袭了“民情，民意”的概念，只是对于舆情的主体、舆情传播的范围有了更多的拓展。媒体舆情就是其中的一个典型概念。

广义的媒体指信息表示和传播的载体。从其出现的先后顺序来划分，可以得到如下结论：报纸、期刊为第一媒体，广播为第二媒体，电视为第三媒体，互联网为第四媒体，移动网络为第五媒体。其中第四、第五媒体属于新媒体范畴。根据实际情况以及技术层面的限制，笔者主要探讨的高校图书馆媒体舆情监测分析的主体对象――这里的“媒体”应为是以报纸、期刊为主的第一媒体和新媒体的中流砥柱第四媒体――互联网。

1.2媒体舆情的特征与影响

媒体舆情通过媒体，可以让民众及时、客观地了解中介性社会事项，并反映民众的意见和看法。它增强了社会透明度，调动了民众积极性，激发了他们参与国家事务和社会事务的热情，从而实现民众参政议政的民利。[2]

媒体舆情具有：传播途径广泛、内容多元泛化性强、触发随机交互实时等显著特点。

传播途径广泛是指媒体舆情可以在多个媒体中生成并互相影响，实现跨媒体的二次传播、三次传播。

内容多元、泛化性强是指媒体舆情以媒体为平台，涵盖社会各方面，内容丰富多元，讨论开放，容易出现泛而杂的特点。随着新闻或事件的发生，焦点极其容易转移。

触发随机交互实时则是指媒体舆情在微博时代依靠手机、平板电脑等移动设备在时效性上已经实现了最大化。每个参与者可以实时地参与媒体的讨论，就某一事件发表个人观点，媒体也可以根据参与者的反馈随时掌握舆情的动态。

基于以上几点特征，可以看出，媒体舆情的影响力之深远。要想把握社会脉搏，及时掌握指定人群对某一问题的态度，从而制定出科学合理的政策，就必须紧紧依靠媒体舆情。在决策过程中，这一点显得尤为突出。可以说，舆情，尤其是媒体舆情，通过充分反映民意，反映大多数民众对某一个问题的看法，是科学决策的基本依据，是决策的第一要素[3]。

2高校图书馆信息服务方式的变迁

媒体舆情监测分析这一新兴信息服务内容的前身可以追溯到图书馆的专题剪报服务、科技查新、科技定题等专题信息服务。与传统的专题剪报服务相比，媒体舆情监测分析除了对平面媒体的内容进行监测、统计、合并同类项之外，还对所获得的信息进行分析、研判，得出结论，此外还可以根据用户要求对同一主题的不同媒体报道进行比对分析，得出面向决策的参考性意见。与科技查新、科技定题等专题信息服务相比，媒体舆情监测分析更重视动态分析，大多以周报、月报、季报、年报的方式向用户提供持续的数据采集和信息分析服务。

高校图书馆开展面向决策的媒体舆情监测分析及应用这一研究是有极大优势也是极具丰富的现实意义的。

第一，高校图书馆走向社会化是图书馆事业发展的必然趋势。新的社会形势下，高校图书馆面临着新的挑战。高校图书馆应抓住机遇，拓宽自身的生存途径，努力提升在校园内外的话语权。国际图联（International Federationof Library Associations and Institution，IFLA）在其发表的一份关于学校图书馆的宣言（The School Libraryin Teaching and Learning for All）中强调，学校图书馆是地区性和全国性公共图书馆以及信息网络机构的重要合作者。[4]从国外的先进经验和教育部的文件看，高校图书馆面向社会开放是图书馆服务职能的重要组成部分。也就是说，向社会开放并提供服务将是高校图书馆义不容辞的使命。高校图书馆社会化服务现实意义重大，不仅意味着社会资源的合理利用，也是社会财富、人才的再分配、再利用，对全民教育、终身教育等课题也都有重要的指导作用。

第二，开展媒体舆情监测分析有利于提高馆藏资源的利用率，有利于发挥高校图书馆自身优势，是体现信息生产力重要作用的不二途径。我国高校图书馆数量众多，截止2009年年底，我国拥有普通高校图书馆2，305个[5]，且大多数都有自己悠久的建馆历史，在长期的发展中已积累了宝贵的馆藏资源。此外，高校配有先进的信息服务系统和设备，以计算机、存储、网络、通信等技术为主要内容的现代信息技术已在高校图书馆普及，实现了计算机管理，接入“中国教育科研计算机网”，并与国际互联网相连，与全球范围的信息网络接轨，检索与获取信息的能力得到空前提高。再次，高校图书馆则拥有专业化的信息管理人才。在长期服务教学科研的工作实践中，高校图书馆已培养和积累了一大批高素质的专业化人才，他们不仅在为本校教学科研服务中发挥着重要作用，同时也具备了面向决策提供优质服务的能力。现实情况是，高校图书馆的优势并没有得到充分发挥。全国高校图书馆的文献利用率不足40%。

第三，高校图书馆开展媒体舆情监测分析研究大有可为，这一新兴复合式信息服务新内容的实行能收获较好的社会效益和一定的经济效益。

高校图书馆是高校中重要的科研单位，也是为广大读者提供文献保障、信息服务的资源中心。长期以来，高校图书馆的服务性与科研性，始终不能平衡发展。21世纪以来，随着WEB2.0等技术的日新月异，高校图书馆的服务性被一再强调，一再提升，然其科研性则在逐渐弱化，甚至丧失。统计显示，我国高校图书馆产出的科研论文数量虽有所增加，但论文质量却呈下滑趋势，课题立项较少，科研主题较雷同，缺乏创新意识。实际上，高校图书馆作为一支重要的科研力量是不可忽视的，要构建“教学科研型”图书馆，就要贯彻以教学科研促服务，以科研促发展的理念，并以此提升高校图书馆核心竞争力。

3媒体舆情监测的实践探索

目前社会上的媒体舆情监测机构总体可以分为四类：第一类是政府部门自身成立的舆情监测机构。这类机构因受到体制的限制，在投入上的不足显得尤为明显，同时，考虑到舆情监测分析的结果除了对政府是重要的参考资料外，在某种程度上，也是政府政策实施执行的检验和反馈。因此，由政府部门自身成立的舆情监测机构有一定的主观性，也有视角上的局限、职能上的局限。第二类是主流媒体设立的舆情监测机构，如人民网的舆情监测室等，这一类机构附属于某些主流媒体，主要为该媒体提供新闻背景、舆情监测等。通过几年的发展，人民网在这方面已经遥遥领先于国内其他媒体，打响了自己的口碑。第三类是软件公司和传统的市场调查公司成立的网络舆情监测机构，这类机构从数量上来说，是目前舆情分析的主体单位，但其侧重于对网络舆情的分析，大部分不涉及对平面媒体的舆情收集分析。第四类是高校或学术机构成立的网络舆情监测机构。总的来说，这些监测机构主要包括以下三个基本功能：一是媒体舆论信息采集。二是信息处理分析整理。三是信息服务与推送[6]。可以说，高校图书馆因其自身的特点具备了开展媒体舆情监测的可操作性，潜力无穷，颇具优势。

在图书馆媒体舆情监测分析这一领域中，在实践中领先的是上海图书馆与广州大学图书馆。两者都取得了较好的实际效果，体现在服务开展时间长、涉及范围广、体系构建完善、客户信息服务个性化时效性突出等多个方面。通过媒体舆情监测分析这一新兴的信息服务内容，图书馆的社会影响力、信息话语权获得了极大提升，效益显著。特别是广州大学图书馆。该馆从2002 年开始为地方政府提供媒体舆情信息服务，经过多年的发展，现已建成了较完整的媒体舆情信息服务平台，形成了以信息速递、信息汇编、舆情分析、专题数据库为代表的系列舆情信息产品，为广州市委、广州市人民政府、广东省公安厅、广州市档案局、广州市公安局、广州市政协等政府机构提供个性化的媒体舆情信息服务。为地方政府了解舆情、科学决策提供有效的信息支持，获得用户的广泛好评[7]。

4结语

高校为地方经济建设服务的理念起源于19世纪初的西方。19世纪初，美国一些著名的教育人士提出用大学的人才优势解决当地的实际问题，大学要为当地的经济建设服务。之后这一理念便被广泛传播。

20世纪，无论是硅谷模式，还是日本等国盛行的产学研联盟的模式在中国也推广了一段时间。但一方面中国人在思想上首先并没有彻底接受这种方式，很多学者一直认为校园理应是不染铜臭的地方；另一方面，中国高校中正在施行的产学研结合也颇有些画虎不成反类犬的味道。实际上，我国的高校、科研院所集聚了大量的资源，但是，成果转化率偏低，项目创新与市场需求未能有效对接。在已转化的一些项目里，大多是理科的研究，文科的成果往往乏人问津，一定程度上显得“重理轻文”。究其原因，还是对接的力度不够大，对接的思路不够广，对接的程序过于复杂。在高校为地方经济建设服务的过程中，行政化干预过多地主导了参与者的思路。更多的地方人士是从经济效益的角度出发，哪些项目最赚钱、哪些项目最快出成果，就上马哪些项目。实际上，“孵化”的概念不仅在科技领域是非常重要的核心概念，在人文领域同样需要“孵化”，只要给人文项目足够的空间去发展去沉淀，一定会有熠熠闪光的成果出现。

参考文献：

[1]中共中央宣传部舆情信息局.网络舆情信息工作理论与实务[M].北京：学习出版社，2009：6.

[2]王来华.舆情研究概论――理论、方法和现实热点[M].天津：天津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3：142.

[3]张克生.国家决策：机制与舆情[M].天津：天津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4：66-74.

[4]王璐.大学图书馆向社会开放途径分析[J].图书馆学研究，2006（10）：7.

[5]中国图书馆学会，国家图书馆.中国图书馆年鉴（2010）[M].北京：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10：461.

[6]陈忆金等.网络舆情信息监测研究进展[J].图书情报知识，2011（6）：47.

[7]杨玫.图书馆开展媒体舆情信息服务的实践与思考[J].情报资料工作，2011（4）：80.（编校：马怀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