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制造业参与国际生产的外包承接策略

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国际经济研究院北京100029

基金项目：对外经济贸易大学校级课题(06QD141

作者简介：

杨立强(1977-)，河北邢台人，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国际经济研究院助理研究员，经济学博士，主要从事中国对外经贸理论与政策研究。摘要：近年来，随着经济全球化的发展，以生产工序国际转移和生产制造外包为主要特征的全球生产分工体系逐渐发展起来，中国制造业企业参与国际生产，融入全球生产分工体系就成为一个不可回避的现实问题。文章重点探讨了外包推动下的自主成长模式.以此为基础提出了参与国际生产的外包承接策略。承接跨国公司及其在华投资企业的生产外包业务完全可以作为现阶段中国部分制造业企业参与国际生产的主要途径，从而有可能借助外包承接活动的推动实现制造业产业的成长和升级。

关键词：制造业外包：国际生产：产业升级

中图分类号：F407

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2-0594(2008)01-0077-05　收稿日期：2007-10-10

近十几年来，跨国公司国际直接投资和生产制造外包的迅猛发展，为中国制造业企业融入全球生产分工体系，推动自身价值链的跃迁提供了难得的机遇。中国制造业企业如何通过参与国际生产分工，承接跨国公司及其在华投资企业的外包业务的途径实现自身价值链的跃迁以及整个产业的成长和升级，就成为理论和实践亟待研究和解决的问题。

Gaulie等考察了东亚地区生产分工的状况，认为融入东亚生产网络是中国20世纪90年代贸易迅速增长的动力，中国与东亚地区其他国家和地区的中间品贸易逆差’以及与欧美国家的最终产品顺差，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中国组装大国的分工地位。UNIDO围绕着创新和学习能力的培养，从发展战略和政府政策的角度研究了发展中国家企业参与国际生产的可能性及必要的政策支持。UNIDO以东亚地区纺织产业的发展为背景提出了“发展中国家企业参与全球价值链及全球生产网络”的发展思路。

不少国内学者提出发展代工生产(OEM)是中国制造业的成长道路之一。江霈和王述英认为对于那些本身不具备资本、技术比较优势的中国企业而言，从事专业代工生产是符合实际的理性选择；对于那些有一定实力的中国企业来说，应着力于代工生产本身层次的提升。刘志彪也指出中国制造业在参与国际竞争中走“国际代工”的道路，是一种内生性的自然选择，“国际代工”方式是中国企业最佳的低成本学习途径。隆国强通过调研认为加工贸易的蓬勃发展是经济全球化不断深化的必然结果，是我国在经济全球化背景下迅速推进工业化进程的一条有效途径。郑江淮和高春亮，从产业配套的角度提出了本土企业在国际制造业资本转移中可能会陷入产业配套“陷阱”的问题。为此，郑江淮和高春亮提出了两个权衡，一是在产业转移初期，在短期内过分地或过快地吸引国际制造业资本向本土转移对本土企业投资和技术学习的“挤出效应”与产业配套收益之间的权衡；二是在产业转移后期，产业配套收益和长期风险之间的权衡。应该说，这两个权衡较好地概括了中国制造业发展正在或可能面临的问题。

一、国际生产的外资和外包模式

从外资和外包的视角看，中国制造业参与国际生产存在两种不同的模式：一种是外资模式，即引进国外制造业资本，利用外商直接投资，承接国际制造业产业转移；另一种是外包模式，即内资企业承接跨国公司及其在华投资企业的外包业务。由此，利用外资和承接外包构成了中国制造业参与国际生产分工的两个主要途径。其中外包因素集中表现为中国制造业企业承接跨国公司或其在华投资企业的外包生产业务。可以分为两种类型：一种是承接国外跨国公司的外包业务，通常把这种外包承接形式称为国际代工生产；另一种是承接跨国公司在华投资企业的外包业务，一般表现为国内企业为外商投资企业进行产业配套生产。

图1给出中国制造业的外包和外资因素及其联系。图中所示(1)、(2)和(3)属于外包范畴，其中(1)描述的就是国际代工生产行为，(2)描述的是外资企业的国内产业配套行为，从国内企业的角度看，外资企业的行为也称为外资企业中间品本地采购，(3)是外资企业之间的外包行为。除此之外，(4)描述的是跨国公司在华直接投资行为，(5)是国内分包企业的再分包(转包)行为。

由以上分析可见，中国制造业企业的外包承接活动主要以国际代工生产和外资企业国内产业配套两种形式为主。中国制造业企业为国外企业进行贴牌生产很早就已开始。贴牌生产涉及到的商品覆盖绝大多数制造业行业和门类。中国制造业企业外包承接活动还包括外资企业的国内产业配套部分。从国内几项调研或调查报告的结果估计，大致有60％的外商投资企业有国内配套企业，而国内采购的比率大致为30％一35％。

二、外包推动下的自主成长模式

所谓中国制造业产业成长的外包推动方式，指的是中国制造业企业通过承接跨国公司及其在华投资企业的外包业务或者承接其他中国制造业企业的再分包业务等途径融入全球生产分工体系，并在承接外包(再分包)业务过程中通过外包促进作用的传导不断提升学习能力，从而实现自身价值链由低端向高端的跃迁的作用机制。

外包推动方式的核心在于外包促进作用和中国分包企业价值链跃迁的实现。在外包推动方式中，制造业产业成长的动力源自那些既具备一定的潜在外包承接能力，又拥有一定学习能力基础的中国企业。而承接外包业务活动为上述中国企业学习能力的提升和价值链的跃迁提供了重要的机遇和外部推动力。因此，外包承接行为在外包成长模式中起着企业跃迁平台和外部推动力的作用。

产业集群(技术集群)在外包成长模式中发挥着比较特殊的作用。产业集群在层次上介于单个企业和整个产业之间，一方面，外包业务的再分包(转包)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国内产业集群的形成和发展；另一方面，国内产业集群的健康发展也有利于知识在集群内流动与传播，从而有助于集群内企业学习能力的提升。

外包推动方式的实现条件可以从两方面来看：首先，从中国制造业企业内部来看，外包成长模式要求中国制造业企业具备起码的外包承接能力，并拥有一定的学习能力基础；其次，从企业外部因素来看，外包成长模式的实现还需要降低贸易成本和搜寻成本，改善市场环境等措施相配合。

(一)外包推动方式的优势首先，外包推动方式顺应当前国际分工的发展趋势。当前以工序国际转移为主要特征的国际分工模式为发展中国家制造业企业参与国际生产提供了机遇。因此，从某种意义上说外包推动方式是发展中国家和地区企业顺应当前国际分工发展趋势的一种成长方式选择，是参与国际分工的便捷途径之一。

其次，外包推动方式充分利用了中国的比较优势。中国的比较优势主要体现在劳动力成本优势和国内市场规模优势上。一方面，中国企业依靠劳动力成本优势可以承接大量的劳动密集型生产环节。据估

计，与在台湾地区生产相比，主板在大陆生产每片成本可节约3～5美元，印刷电路板节省15％的成本，笔记本电脑仅人力和材料成本就可节省25美元以上。毋庸置疑，中国的劳动力成本优势对外包企业来说具有巨大的吸引力；另一方面，国内市场规模优势促使外包企业将中国企业作为其合作伙伴，以便减少运输和贸易成本，直接贴近目标市场。当然，随着中国社会经济的发展，中国的比较优势也会变化，而且上面提到两种外包承接活动对中国企业价值链跃迁并不一定有大的促进作用，但就当前国际分工形势来说，外包推动方式本身是利用中国比较优势的方式之一。

再次，外包推动方式为中国企业提供了部分渠道和一定的技术。中国企业要想进入国际市场就必须解决好销售渠道和生产技术的问题，否则很难插足国际市场。外包推动方式加速了中国企业的外向发展，在避免出现渠道和技术依赖的条件下，外包推动方式应该可以成为中国企业进军国际市场，参与国际生产的途径之一。

最后，外包推动方式可以促进产业集群的形成和发展。分包企业的再分包(转包)行为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产业集群的形成和发展，外包促进作用通过传导机制可以影响到集群内的各成员企业，而产业集群的发展和壮大进一步加强了集群内部成员企业之间的产业协作联系，从而有助于进一步降低成本，提高效率，并可能形成区域品牌，从整体上提高产业集群对跨国公司外包业务的吸引力，并促进跨国公司的技术转移，放大外包促进作用的影响。

(二)自主成长的必要性自主成长并不排斥外包，而是外包推动下的自主成长。实际上，自主成长是企业发展壮大的最主要途径之一。自主成长主要强调企业要有自主学习和创新，要拥有自主发展能力，换句话说，自主成长就是要尽力弥补外包推动方式的不足。外包推动方式的不足主要表现为承接外包对突破性技术创新的促进作用有限从而可能给分包企业造成发展瓶颈问题，路径依赖问题以及可能出现的产业配套陷阱问题。

1.对技术突破的推动不足。首先，外包企业的知识外溢和扩散不足以保证分包企业实现突破性技术管理创新。以外包企业的定制投资为例，此类投资的主要目的在于使分包企业生产的中间产品能够完全满足外包企业在产品功能、规格、式样、质量等各方面的要求，属于一种连带性的辅助投资。因此，一方面，它们有助于分包企业生产工艺的改进，产品质量的提高，以及生产管理效率的提升，从而在一定程度上为分包企业实现技术管理方面的创新和突破创造必要的基础和条件；但另一方面，考虑到处于技术领先地位的外包企业往往为了保住自己的技术优势而严格控制具有突破性的技术诀窍和管理经验的转移。“跨国公司虽然是转移操作性技术的内行，却不太愿意转移或者培养更高层次的技术能力”。跨国公司即使转移技术也主要以次新技术为主，因此，具有突破性的技术管理创新一般不大可能单独依靠外包企业的定制投资来实现。

其次，巨大的成本压力挤压了分包企业自主创新投入。竞争压力尤其是不断增加的成本压力大大削减了分包企业的利润。利润的减少势必将迫使分包企业相应地减少自主创新的投入，这将影响到企业学习能力的提升。

再次，分包企业与外包企业之间过大的技术差距抑制企业学习能力的提升。联合国工业发展组织就指出：“发展中国家的独立公司是可以进入这些系统(跨国公司全球生产系统)的，但能够符合尖端技术标准的却寥寥无几。近年来大部分加入这些系统的国家，都借助于外商直接投资。”因此，过大的技术差距反而抑制了分包企业学习能力的提升，更不要说实现技术突破了。

最后，如果缺少支柱企业的话，产业集群实现突破性技术管理创新的动力不足。产业集群介于分包企业与产业成长之间，其发展有助于知识在集群内的流动与传播。然而如果没有若干支柱企业的突破，单靠产业集群效应不大可能实现突破性的技术管理创新。

综上所述，外包推动方式在推动技术管理创新和突破方面存在不足。这些不足如果不能从其他方面予以弥补，就有可能给分包企业的价值链跃迁造成技术和管理上的“瓶颈”。

2.路径依赖。这里的“路径依赖”主要指的是分包企业在外包承接活动中可能出现的对外包企业的渠道和技术依赖。这种依赖表现为分包企业被动接受跨国公司的产业转移，而“缺乏延展全球要素分工的能力及主动性”。从某种意义上说，中国制造业企业在参与跨国公司主导的国际生产与分工时，可能存在以上两种依赖：对外资的技术依赖和对外资渠道的依赖。上述路径依赖是跨国公司力图保持其技术垄断优势，尽可能延长产品(产业)生命周期从而攫取高额利润等做法的必然结果。这就有可能给中国制造业未来的发展形成技术和渠道瓶颈。

台湾地区的半导体电子业的代工生产就部分地存在这一问题，其国际代工生产活动带有较强的对美日信息技术企业的路径依赖性。一方面，台湾地区半导体电子企业的关键技术和零部件主要依赖美、日等国；另一方面，产品外销渠道或者代工订单也依赖美日品牌厂商。

3.产业配套陷阱问题。产业配套陷阱的思想源自资产专用性导致的“套牢”问题。郑江淮和高春亮就指出：“如果这种配套一直持续下去的话，本土企业为国际制造业资本所在产业配套投入的资产专用性程度会越来越高，本土企业被国际制造业资本‘套牢’程度越高，即使本士企业通过配套获得较多的技术能力，但是对本土企业的积极影响会经过一个最优点转变为消极影响……使得本土企业配套的专用性投资成为沉没成本，丧失产业创新能力和本土经济持续增长的源泉……甚至在下一轮的国际制造业资本转移中，本土企业由于没有形成自主的产业创新能力，原本有希望形成自主创新能力的产业配套可能沦落成一个‘陷阱’，即不断地为‘他人’进行新一轮的产业配套，本土企业自主创新能力始终落后于国际先进水平。”

外包推动方式可能出现的产业配套陷阱问题的关键在于：如果中国分包企业(尤其是其中的支柱企业)未能以外包承接为契机提升自主学习创新能力，实现技术管理上的突破，那么一旦外包企业将原来分包给中国企业的业务转移给其他国家和地区的竞争对手，则中国企业及所形成的产业集群就有可能由于缺乏持续发展的源泉而逐渐消亡。因此，外包推动方式要想避免出现产业配套陷阱问题，就必须大力培养中国分包企业(尤其是支柱企业)的自主创新能力。

总之，外包推动方式的不足阻碍了外包促进作用的充分发挥，这需要自主成长予以弥补。

三、参与国际生产的外包承接策略

中国制造业企业参与国际生产，借助外包推动实现自身成长，存在一个最优策略的选择问题。一方面，借助外包推动顺应当前国际生产分工的发展趋势；另一方面，中国的特殊国情决定了中国制造业的成长与发展又不能完全借助外包推动，而必须立足于自主成长。因此，较为符合中国国情的制造业成长策略应该是以自主成长为基础，充分利用中国的分包优势，以外包承接为推动力，参与国际生产，承接跨国公司及其在华投资企业的外包业务，促进企业学习创新能力的提升及价值链的跃迁。

以上提出的外包承接策略的核心在于外包推动下的自主成长模式，这一模式在强调综合利用外包推动优势的同时，立足于自主成长，从而最大限度地弥补外包推动的不足。

强调自主成长并不是要否定外部推动的作用，尤其是外资的推动作用。从改革开放二十多年的发展来看，外商直接投资为中国制造业的发展作出相当大的贡献，但从中国制造业的发展角度来看，外资企业实际上仍然是跨国公司的一部分，这种经济成分不能代表中国制造业产业发展的真正水平。因此，外商直接投资对于中国制造业的产业成长来说应该是一个辅助推动力量。联合国工业发展组织，就指出：“那些成功建立起真实的技术能力的后来者，一般经历从组装到真正制造，再到本地设计和开发的前进过程，这是一个更为漫长、冒险和花费更大的过程。这些活动中的大部分并没有跨国公司的投资一一甚至禁止外商进入，以鼓励本地企业进一步提高水平。”从某种意义上说，只有内资企业健康、快速的发展起来，才能说中国制造业真正实现了产业成长。

应该说，外包承接策略并非任何时候或任何制造业产业都适用。外包承接策略实际上是在当前国内外经济环境、中国制造业发展现状的基础上提出的。对于某些特定行业来说，现阶段可能适用于外包承接策略，但未来发展并不一定就适用；同时，外包承接策略又具有行业和地域性。部分地区的若干制造业产业适于采取外包承接策略。

同时，外包承接策略应该是以产业成长和升级为主要目标，兼顾社会发展目标的阶段性发展策略。比如在一定的发展阶段内，可以考虑在一定范围内支持部分内资企业从事附加值较低的劳动密集型生产环节的外包承接业务，以便缓解社会就业压力。

(杨立强电子邮箱：ryang.省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