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代宫廷燕乐兴盛发展的历史探究

摘要　在隋唐宫廷艺术中，宫廷燕乐作为一种重要的艺术形式，代表着隋唐文化艺术的高度水平，在历史的发展和演变过程中，呈现出多元化的特点，它以优美的旋律和恢弘的气势，在国内外古典音乐艺术领域产生了重大影响。对其兴盛之原因进行探究，将会促进我国民族传统文化艺术的繁荣与发展。

关键词　音乐文化　宫廷燕乐　艺术审美

在每个民族的传统艺术中，都包含着一种具有象征意义的神韵，而中国唐代的宫廷音乐以其异彩纷呈、姿态繁盛而著称于世。唐代音乐文化作为我国传统文化中最具代表性的艺术形式。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对我国民族音乐的发展都产生了重大的影响，因此，对唐朝宫廷音乐兴盛之缘由进行探究。将会促进我国民族音乐的繁荣发展。

唐代宫廷燕乐是一种综合了器乐、歌唱和舞蹈，含有多段结构的大型乐舞，它来源于汉族传统音乐的不断积累和汉魏以来外来音乐的大规模输入，集中反映了这一时期音乐文化的最高成就，在隋唐宫廷艺术中据有重要位置。其风格庄重、肃穆、典雅，气势宏大。是我国封建社会音乐文化精华的长期积淀以及当时的政治、经济等诸社会条件催化下的必然产物。

一、中外音乐文化的交流促进了唐代宫廷燕乐的发展

隋唐三百年间，是我国封建社会经济、文化高度开放的时期。此时，中外音乐文化的双向流达到空前高涨的程度。陆上、海上的“丝绸之路”通过西域诸国向西延伸到欧洲大陆，我国与东邻日本、朝鲜也有了更加频繁的往来。唐都长安是世界文化名城，各国使节、商贾往来于此，络绎不绝。“(大业)六年，诸夷大献方无物，突厥启民以下，皆国主亲来朝贺。乃于天津街盛陈百戏。白海内凡有奇伎，无不总萃”。唐代宫廷乃至都市街头，外国伎人更不罕见。“鬈发胡儿眼睛绿。高楼夜静吹横竹”。“玉螺一吹椎髻耸，铜鼓千击文身踊”。这些都反映了具有异国情调的音乐在唐代盛演的状况。日本自隋文帝开皇二十年(600)至唐昭宗乾宁元年(894)先后派出22批“遣隋使”和“遣唐使”来到中国，其目的在于学习和吸收唐代文化。日本留学生吉备真备于开元四年八唐，留学8年，归国时带回《乐书要录》十卷，铜律管一部，归国后竭力主张效法唐制。使唐乐在日本广泛普及。唐代宗永泰二年(766)，中唐著名音乐家皇甫东朝和女儿皇甫升女东渡日本演奏唐乐，后定居日本，被日本政府任命为“雅乐员外助”。从此，唐代燕乐大量流传到日本并逐渐成为日本文化艺术重要的组成部分，这些对促进中日两国之间的文化交流和传播隋唐文化起到了重要的媒介作用。除此之外，唐朝宫廷上层人物和西域少数民族之间的联姻也促进了音乐文化的交流。北周武帝在天和三年(568)娶突厥女子阿史那氏为后，“西域诸国来媵随嫁相送，于是，龟兹、疏勒、安国、康国之乐，大聚长安”《旧唐书・音乐志二》。其中，随同阿史那氏来到中原的乐人当中，有一位叫苏祗婆的艺人，出身音乐世家，善弹琵琶，精通乐理，并提出了“五旦七调”理论，这一理论对于隋唐时期宫调理论的发展，具有重要的艺术审美价值。

二、唐代政治、经济的稳定发展为音乐文化的高度繁荣提供了雄厚的物质基础与艺术氛围

在我国历史上，隋朝的建立实现了南北的统一，结束了从东汉末年以来长达三个多世纪的分裂割据局面。后来唐袭隋制，在大唐帝国统治的近三百年中，尤其是自唐太宗的“贞观之治”到唐玄宗的“开元盛世”的一百多年间，政治稳定，国家强盛，民族和睦，经济繁荣，使唐王朝一度成为我国历史上最为强盛、稳定的朝代。这一时期，全民族文化素质的空前提高。促使诗歌、音乐、绘画、书法等文化领域取得了全面的突破。“童子解吟长恨曲，胡儿能唱琵琶篇”(宣宗《吊自居易》)：“《六么》《水调》家家唱，《白雪》、《梅花》处处吹”(白居易《杨柳枝词》)。乃是唐代音乐文化高度发展与普及盛况的真实写照。民族的大融合和社会经济的高度繁荣发展，使得唐初在边疆所进行的保卫国境的战争取得了重大胜利，同时，这些战争又在客观上促进了东西各国音乐文化的交流。隋、唐时期。中国是世界上经济文化最发达的国家，曾有许多亚洲国家派人到中国来学习音乐，中国人民对外来的音乐和音乐家也极为尊重和欢迎。唐朝的首都长安是世界音乐文化名城，西凉、龟兹、天竺、高丽、扶南、中亚及国内各民族的歌舞会集于此，在国内外各民族音乐文化长期交流融合的基础上，创造出了具有崭新风格的唐朝音乐艺术，即使与欧洲拜占廷帝国、阿拉伯诸国相比，也当之无愧地站在当时世界的前列。当时的唐朝，形成了举国朝野普遍喜爱音乐的社会风气，贵族文人接连不断的大小宴席必以歌舞相佐：唐代出现了高质量的大型音乐机构“太常寺、教坊和梨园”，为培养高水平的宫廷艺术表演人才提供了重要保障：同时，民间俗乐中的“曲子”和“变文”，也促进了歌唱艺术的发展与说唱形式的兴起。由于各民族音乐的大融合和音乐实践的累积，唐朝产生了“工尺谱”和“琴曲减字谱”。在器乐演奏技术方面也出现了许多改进和革新，这些都为唐代宫廷燕乐的发展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三、宫廷燕乐的发展与最高统治者对音乐的重视与嗜好有着密切关系

唐代的宫廷燕乐，一向以规模宏大、气势恢宏而著称于世。然而，它的发展与繁荣和唐代最高统治者的重视和嗜好是密不可分的。唐玄宗李隆基是盛唐音乐的设计者与缔造者之一，他有着多方面的音乐才能，演奏乐器相当出色，“尚通晓音律，凡是丝管，必造其妙”。尤擅长于演奏羯鼓与玉笛。他“造曲”时才思敏捷，“随音即成，不立章度，取适短长，皆中点拍”。他创作的《霓裳羽衣曲》，是根据印度《婆罗门曲》改编的一部富于浪漫主义色彩的歌舞大曲，充满了浓郁的民族风格。虽时过已久，但仍具有较高的艺术审美价值。李隆基还是一位杰出的排练者与指挥者。“玄宗又于听政之暇，教太常乐工子弟三百人为丝竹之戏”。除此之外，还创立了适应唐代宫廷音乐发展的大型音乐机构“太常寺、教坊和梨园”。唐代“教坊”的扩展和“梨园”的建立均在开元二年(714)，正值唐玄宗即位之初的“开元盛世”，也是唐代宫廷音乐发展的黄金时代。二者的建立，不但满足了统治阶级的声色之娱，客观上也极大地促进了唐代宫廷艺术的高度发展。另外，唐代在隋朝“九部乐”的基础上。又增加了“十部乐”，无论是汉族乐舞或外来音乐，都是在保留了原有传统的基础上进行了改革，使其具有浓郁的异国情调和乡土气息。“坐部伎”和“立部伎”确立于唐玄宗时期，它从两个不同的侧面展示了唐代宫廷音乐的又一独特的艺术风格。“坐部伎”幽雅抒情。表现细腻，所谓“堂上坐部笙歌清，笙歌一声众侧耳”。“立部伎”则场面宏伟，伴以擂鼓，气势磅礴。白居易曾在《立部伎》一诗中这样描述：“立部伎，鼓笛喧，舞双剑，跳七丸：袅巨索，掉长竽……”。“坐”“立”部伎作为唐代宫廷音乐的重要形式，充分显示出唐代文化艺术高度的繁荣和发展。唐玄宗作为一代国君，为此所作的一切努力，对于唐朝举国上下普遍形成爱好音乐的社会风气，有着不可磨灭的历史功绩。

综上所述，唐朝音乐文化的兴盛发展与当时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的发展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唐代的宫廷燕乐不但在中国音乐史上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而且，在世界民族艺术宝库中也是首屈一指的。对其作进一步的探讨和研究，意在引导人们去重新审视中国传统艺术在当今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中的作用，无论是从历史或现实的角度，都有着重大的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