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析“东盟方式”

摘要：东盟自成立以来，经过不断的发展，成为在东亚地区一体化程度最高的组织。“东盟方式”是对东南亚国家之间合作方式的一个总结，它为东盟的发展和壮大做出了巨大贡献。对它进行研究对于构建一种普适性的地区一体化理论具有重要意义，本文在考察东盟历史发展的基础上，对“东盟方式”的内涵、形成原因、主要特征及其意义做一个系统分析。

Abstract: The Association of Southeast Asian Nations since was established, undergoes the unceasing development, becomes in the East Asia integration degree highest organization. “the Association of Southeast Asian Nations way” is to the Southeast Asian country between an approaches to cooperation summary, it has made the great contribution for Association of Southeast Asian Nations's development and the strength. Conducts the research to it regarding to construct one kind of universality local integration theory to have the important meaning, this article in inspects the Association of Southeast Asian Nations historical development in the foundation, right “Association of Southeast Asian Nations way” the connotation, forms the reason, the chief feature and the significance makes a system analysis.

关键词：东盟 “东盟方式” 东盟国家

Key word: Association of Southeast Asian Nations “Association of Southeast Asian Nations way” ASEAN country

在20世纪60年代，东南亚区域安全和稳定的状况非常严峻。新建立的民族国家的虚弱的社会―政治凝聚力，殖民后期政府的合法性问题，国家之间的领土纠纷，区域内意识形态的两极化，以及外在实力的干预，这些都表明了东南亚地缘政治的特征。这些冲突不仅对该地区某些新独立的国家的生存构成威胁，而且也威胁到该地区整体的秩序。在这种背景下，东盟在1967年建立时对于这个地区的和平以及稳定并没有过高的期望。东盟在70年代为本地区描绘的宏伟蓝图，诸如和平、自由、中立的地区，仍然只是一张蓝图，一张没有任何实际进展的蓝图。实际上，在笔者看来，在东西方冲突中寻求中立、寻求经济上的合作以提高该地区在世界经济格局中的地位、寻求谅解以解决内部存在的各种争端是东盟成立的直接原因。然而，东盟不仅生存了下来，而且还取得了重要的发展。到了20世纪90年代，其成员国声称它们的集团是发展中国家之间区域合作最为成功的集团之一。究其背后发展的原因，笔者认为东盟在发展的过程中形成了一种“东盟方式”，“东盟方式”的形成对东盟的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一、“东盟方式”的由来

一般认为，“东盟方式 ”一词是作为东盟早期决策人之一的印度尼西亚将军阿里・莫尔托波(Ali Moertopo)首先使用的。他在1974年将东盟的成功归结为“许多工作以协商为标志，我可以将其称为处理它成员国所面临的各种各样问题的东盟方式”。[1]在东盟成立30多年后的东南亚经济危机时期，这个概念的运用达到了高峰，新加坡外交部长贾古玛（S. Jayakumar）对那些被认为是构成“东盟方式”的有机组成部分的原则作了罕见的解释。他将“东盟方式”经典地归纳为 “非正式性、组织最小化、广泛性、深人细致地协调以达成一致与和平解决争端”[2]。在笔者看来，“东盟方式”是东盟国家在处理东南亚次区域安全问题时普遍遵循的基本原则和政策，是东盟国家内部的一套独特的对话与合作机制、决策和行为方式、外交与安全文化的总称。

二、“东盟方式”的形成原因

1、东盟国家特殊的历史背景和国内政治因素

东南亚各国特殊的历史背景和国内政治因素影响了东盟国家间相互交往的过程，而“东盟方式”正是通过这个过程才得以形成。东盟国家中，除了中立国泰国之外，其余各国在近代都有一段被殖民统治的血泪史。对于共同的殖民地历史的记忆，使这些东盟国家对原则都很敏感，因而各国都非常尊重彼此的。同时，东盟国家都将维持国内稳定作为对外政策中优先考虑的因素。因而，平等的不干涉原则就是成为“东盟方式”的一项重要原则，这能使东盟各国把精力集中在国内事务上，同时又能与其他国家保持合作关系。

2、东盟国家间存在巨大的差异

东盟地区作为亚洲、欧洲和大洋洲以及太平洋和印度洋的十字路口，深入亚洲腹地和印度洋次大陆的锁链，不同的人在这里交汇，各种文化自然会不断在这里交融汇合，东盟国家在文化、语言、民族、宗教呈现出纷繁多样的特点。因此，东盟的成功，特别是在维护地区的和平与安全方面所取得的成就，都归因于“东盟从成立时起就一直遵循求同存异、循序渐进的原则，并且将这个原则具体化，使之有很强的操作性，由此形成了被国际社会称道的‘东盟方式’”[3]。

三、“东盟方式”的主要特征

首先是它的非对抗性的协商一致方式。协商一致是进一步讨论问题的基础，不存在表决，也没有否决。对于文化迥异、经济发展不平衡的东盟国家而言，坚持这样的原则是必要的。[4]

其次是它的平等的不干涉内政方式。在对待东盟国家内部事务方面,“东盟方式”使东盟采取了十分谨慎的态度,在坚持不干涉原则的基础上 ,对成员国内部以及成员国之间的冲突和矛盾进行调解。有的学者认为这是东盟得以维持团结并得到发展的根本原因。1976年《东南亚友好合作条约》就强调了互不干涉的原则。这一原则对消释成员国之间的猜忌、增进互信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5]。

最后是它的非正式性。非正式方式主要通过非正式对话、论坛等磋商机制来推进成员体之间的互动并获得一致性，并通过东盟国家之间的共识、习惯和道义的约束而形成或保持一种关系。对等与协商和建立共识为主的非正式方式是东盟国家间对话与沟通的框架与渠道，是维持东盟秩序、保持内部团结的方式。[6]

四、“东盟方式”的重要意义

首先，“东盟方式”灵活的决策方式和风格实现了东盟政治和经济、安全、外交间的合作。相对各国间的巨大差异来说，在尊重各国的国家利益和寻求东盟的整体利益之间找到了一个比较好的结合点。

第二，“东盟方式”灵活的决策风格较好的解决了东盟内部之间的纠纷，促进了东盟的团结。由于东盟各国的不同历史、文化背景，各成员国间存在很多经济、政治、领土之间的纠纷，为了避免矛盾激化，促进东盟团结，东盟方式灵活和多样性保证了东盟整体的利益与合作。

第三，“东盟方式”促进了东盟意识的形成。建立一种共同的东盟意识是东盟组织的一个明确目标。1976年东盟第一次首脑会议通过的《东盟协调宣言》就敦促成员国：“大力发展一种地区认同意识，尽各种努力创建一个强大的东盟共同体(ASEAN community）”，而建立东盟意识是东盟成功的关键。

五、“东盟方式”面临的挑战

一是它的的非正式性给东盟的运作带来的挑战。其非正式性使得一些问题没有及时的、有效地得到解决，使东盟在决策过程中缺乏应有的果断。因此，在处理问题时难免困难重重、步履维艰。例如，面对1997年7月爆发的金融危机，东盟最初的迟钝和后来集体抗御能力的缺失，使东盟国家的信心受到了沉重的打击。

二是地区大国对“东盟方式”造成了一定的冲击。东盟作为一个小国集团，其内部成员国政府治理能力较弱、经济社会发展不平衡，加之东盟各国之间普遍存在的边界问题等隐患导致其内部凝聚力不足，使其在面临强大挑战的时候力不从心，在与大国周旋的时候尤其如此。所以东盟要想整合东南亚，平衡亚太大国在东南亚的力量，使各方能够和平共处，就必须加强内部团结，增强凝聚力，这必然涉及到对东盟方式的进一步完善。[7]

综上所述，东盟的发展创造了一种独特的“东盟方式”，这对区域一体化理论的丰富和普适性地区一体化理论的建立都具有重要意义，尤其是目前一体化理论都是根据欧洲经验所总结而言。“东盟方式”的出现打破一体化理论中的“欧盟模式”一统天下的局面，对于地区一体化而言，“欧盟模式”不具有普适性的价值。随着东盟的不断发展，“东盟方式”也将不断的丰富和完善，它创造了一条不同于“欧盟方式”的一体化路径，对其它地区的一体化必将产生重要的借鉴意义。

参考文献：

[1]谢碧霞，张祖兴．从《东盟》看“东盟方式”的变革与延续[J]．外交评论，2008，（04）：37-44

[2][加]阿米塔・阿查亚著．建构安全共同体：东盟与地区秩序[M]．王正毅，冯怀信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4：88

[3]任一雄．东盟方式值得称道[N]．人民日报，2003-06-26

[4]段小平．东盟方式与东盟的发展[J]．湖北社会科学，2004，（09）：110-111

[5]陈寒溪．“东盟方式”与东盟地区一体化[J]．当代亚太，2002，（12）：47-51

[6]陈寒溪．“东盟方式”与东盟地区一体化[J]．当代亚太，2002，（12）：47-51

[7]段小平．东盟方式与东盟的发展[J]．湖北社会科学，2004，（09）：110-1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