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众危机认知之媒介素养问题

我国公众的危机认知素质处于不成熟的状态。尤其是危机意识较差，危机信息的媒介素养十分低下。公众在和平时期里普遍缺乏危机感知能力和预防意识，一旦危机来临，没有较好的承受心理，容易引发社会恐慌。

危机传播是传播学领域新兴的一个研究领域，但研究至今都折射出严重的传者本位意味，不管是政府、媒体还是公众都不太重视危机信息的传播方式，关注的焦点都集中于如何处理危机等一些操作性和技术性的问题，而忽视了危机传播对象――公众对危机的认知。媒介素养主要指主体获取，分析，评价和传播各种形式的信息的能力。有人认为，在危机传播中，公众并不需要媒介素养，只需“唯媒体是从”即可，其实不然。面对危机传播中五花八门的各类信息，公众在获取相关的危机信息后，只有正确地理解信息才能指导应对行为；如果没有一个正确的方式去消化信息，那么这些信息对人们不仅没有帮助，反而会让民众陷入信息过载或信息真空带来的心理恐慌中。面对复杂的危机传播环境，公众如何解读媒体传达的危机信息，产生怎样的危机认知――公众的媒介素养在其中就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

大众传媒影响下的公众危机认知偏差

危机认知，是人们对危机事件危险程度的一种主观评价，强调个体通过直觉判断和主观感受获得经验从而对个体认知发生的影响。各人的危机认知存在很大的差异，期间会有多个方面的因素影响对危机的认知和判断，如大众传媒的报道、政府的权威与指导、社会或群体的支持等，但在这所有的因素中，大众传媒的报道是受众获知危机信息和发展、影响应对行为的最直接渠道。

在危机传播的过程中，受众最关心的是有关危机信息的内容、者和传递的方式。在危机事件发生之后，大众媒体在信息传递、知识介绍、信心鼓励等方面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目前，我国大众传媒的危机信息传播能力较弱，缺乏理性报道态度，容易集中夸张报道危机，或隐瞒报道部分危机信息，有学者称之为“媒体病毒”，其表现为如下四个方面：信息失真、报道失衡、重复传播、急功近利，造成传媒公信力的下降和受众趋向不稳定的局面。①同时，受众面对危机信息传播的媒介素养水平不高，缺乏理性判断各种传播渠道的客观性和可信性的能力，不知道如何接触公共信息源，如何判断大众传媒报道的真伪，对得到的危机信息缺乏科学判断和理性分析，导致轻信来自人际传播渠道的流言。

以上两方面的原因都造成了公众在认知危机上的偏差，带来不安全感，从而影响社会稳定。我国公众的危机认知素质处于不成熟的状态，尤其是危机意识较差，危机信息的媒介素养十分低下。公众在和平时期里普遍缺乏危机感知能力和预防意识，一旦危机来临，没有较好的承受心理，容易引发社会恐慌。由于人们在评价危机事件时常常受到不同因素的干扰，因此人们的主观危机认知和事物的客观风险之间往往存在着很大的偏差。

信息主要影响人们对风险的认知，用不同的方式呈现相同的风险信息都可能改变人们对风险的认知水平。研究已经发现。公众对一些风险因素很敏感，对另一些风险因素又不在意，但事实上可能并无任何科学依据。如果列一张每年各种事故的死亡人数表，再列一张人们对各种风险事件的忧虑程度表，会发现这两张表会有很大的差异一一死亡率高的事件往住并不是人们风险程度知觉最高的事件。③对于“一次死亡××人”的报道，人们的危机感觉大都会有所夸大。人们对能造成死亡，尤其是造成一次性较大规模死亡的风险事件的概率估计会比对长期的、缓发性伤害的风险估计要高，往往对小概率大死亡率事件的风险估计过高，而对大概率小死亡率的风险估计往往又过低。

公众在危机认知中的偏差，是危机认知中的一个必然现象。公众的危机认知结构与专家们的危机认知结构有明显的差异。公众对危机的认知并不因有专家报告各种风险事件、风险活动的统计数据而有所不同。事实上，公众对危机的认识，可能与真正的事实相去甚远。具有专业知识和分析能力的专家是从具体的量化角度来看待危机和接受危机信息的。对于危机的危害性，他们是从“带来危险的概率”和“危害的程度”这两个方面衡量，能够自觉地采用科学的方法对相关数据和信息进行分析和判断。他们获取危机信息的渠道也往往不止大众媒体。而存在更为专业的信息传播渠道，如相关文献、资料等。但“专家”只是个相对的概念，因为不同类型的危机事件涉及不同的专业知识，如在水污染危机中的专家在化学品爆炸事件中可能就是一般公众，其身份是根据不同危机事件涉及的领域而发生变化的。

一般公众很少从科学的角度或数据来看待危机，而是根据自己的主观认识、生活经验和人际传播的要素来考虑和处理危机。公众对危机的判断是基于对危机发生概率的“主观认识”和对不期望发生事件对自己带来损害程度的“主观预测和联想”上的，与专家危机认知具有很大的不同，带有强烈的非理性色彩。公众对特定风险事件的相关知识如果了解得比较全面，对该事件结果的认知能够客观地知觉，或者能够接受多个而不是单一方面的信息，并能够辩证地看待和评价危机事件对自己和对社会的影响以及有适当的行为反应，比如，能够为消除或降低整个社会的受害程度而从事一些公益性的事情，那么，这样的个体能够更理性地对待风险事件。对公众而言，只有当大众传媒信息渠道足够强大，媒介素养高，才能降低非专业信息渠道的负面影响。

媒介素养与公众的危机信息解释

我国的大众媒体在危机报道中常常呈现出政府型解释和专家型解释，比较重视专家学者的判断和结论，对危机事件本身的报道是在政府主导的舆论方针之下进行的，专家往往承担了向公众解释危机原因和应对策略的责任。这些从专业角度出发的危机认知当然非常有价值，也是必须的，为公众正确认知危机，树立应对危机的信心都起到了十分重要的作用，有助于政府、公众对危机进行科学的定位和处理。但危机传播的目标和对象是广大的社会成员，从“一般公众基于直接感受对于危机事件的危害程度的判断”角度，大众传媒的危机传播重点要放在公众对危机的感知方式和习惯上，尊重和把握公众的危机认知的形成和特点，而不是完全基于专家危机认知进行危机传播管理。但是，公众的危机认知特点并不能与专家的认知完全吻合的，呈现出以下特点。

1、公众习惯基于部分信息对危机进行整体判断。人的信息接受能力和消化能力都是有限的，大量的信息会给公众带来认识和判断事物的困难，尤其是在危机应对的短时间内，要求人们迅速地形成对危机事件的认知和做出决定，则更容易受到冗余信息的干扰。

2、公众对危机的认知很大程度上会受自己的主观判断或成见的影响。公众危机认知多属于感性认知，难以对

具体数据和数学概率有精确的认识，即使被告知危机发生的概率和危害的程度，对公众来说也是个模糊概念。对于一则重大事故详尽、透彻的报道，可以让公众感知危机事件的恐怖和威胁。但受个人知识结构和生活经验的影响，每个人对事物都会有一种先入为主的看法，这些看法会左右个人对危机的认知和判断。

3、由于专业知识和背景信息的不足，一般公众的信息处理能力有限，在解码过程中有简单化和单纯化的倾向。当时间有限，公众在接受信息时只接受自己能理解的信息，忽视难以看懂的专业信息重视表面信息，忽视深层信息重视事件本身，忽视原因的读取问题，因此容易导致对危机的判断失误。

可见，我国的公众在危机认知方面具有多层次、个性化、从众性的特点。面对各种危机信息，如何获取，如何为之所用，则是取绝于各人媒介素养的高低。媒介素养是指人们对各种媒介信息的解读能力和评判能力，以及使用媒介资源和信息为个人生活和自身发展服务，参与社会发展的能力。1992年的“媒体素养领袖会议”曾就媒介素养做出了统一的定义：公众使用、分析、评估各种媒介信息，达到沟通交流的目的。该定义包括三个层面，即获取信息的能力、解读信息能力和使用信息的能力。其内容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增加对媒介的了解，学会以评判的意识接触媒介的信息；二是了解自己对媒介的需要，懂得合理地运用媒介服务自我。前者是媒介素养的基础，其目的的是尽可能地减少媒介信息的负面影响，后者是媒介素养的提升，将进一步提升公众利用媒介的水平并使之从中获益。

媒介素养在危机传播中和平时的大众传播中的核心能力有所不同。在平时的大众媒体的信息传播中，多数时候公众面临的问题并不是获取信息，因为公众获得信息的渠道是多样的，关键在于有了信息后，如何正确地理解信息以指导自己的行动，即对分析和评价信息的能力要求比较高，它们也是媒介素养的核心能力；但在危机传播中，由于我国独特的新闻传播体制，媒体在报道危机时的主动权并不大，而公众期待获得有关危机的信息，因此获取信息成为媒介素养的核心一一是期待从传统的大众媒体上获取危机信息，还是相信人际传播中的危机信息，这是衡量公民个人媒介素养的重要指标。假设没有政府和专家的及时表态，公众自发的危机解释通常是体现出以下4种，而这些解释往往是对大众媒体危机报道产生的心理效果，在解读过程中，各人的媒介素养高低直接决定了解释的类型。 一是正常化解释。在危机事件发生后，经过大众传媒的报道，对危机能形成正确的认识，有着健康的应对心态。具有正常化解释的公众往往有着比较高的媒介素养，能积极地获取、分析、评价和传播各种媒介报道的危机信息，也不容易受到其他信息渠道，如谣言的影响。

二是忽视型解释。这种解释倾向将任何事物的发生都看成是正常的，即使是异常的信息，也尽可能地从正常的角度进行解释和判断。具备这种倾向的公众的媒介素养能力也较高，能够自如地使用媒介获得信息，但个人的自信会模糊这些信息，从心理学的角度而言，这种倾向是为了减轻自己的心理压力而产生的无意识行为，但却容易导致忽视现实生活中危机的存在和发生概率，对日常生活中的潜在危险性不够重视。

三是悲观型解释。部分公众即使对发生概率很低的危机也持有很强烈的危机感，对危机信息进行悲观的解释，尤其对危机带来的危害有过大化评论的倾向。如对飞机失事、核电站事故等发生概率很小的危机也经常感到忧虑和恐惧。会进行悲观解释的公众在媒介信息获取方面的能力很强，但解读和利用媒介信息的能力较弱，对危机信息存在过敏反应，容易导致过激行为。

四是经验／非经验型解释。这种解释和公众是否亲身经历过类似危机有着密切关系。当公众曾经亲身经历过某种危机事件，习惯用已有的经验来判断和解释危机信息，本身的经验会极大地影响其判断。同时，如果没有经历过，或对危机处理知识不足，一旦遭遇危机或接受到危机信息往往束手无策，难以做出正确的应对行为。具备经验型解释特点的公众，其媒介素养在危机认知中是几乎不起作用的，主要依靠积累的经验和知识结构做出反应而非经验型解释中，媒介素养是比较低的，面对危机信息无能为力，不能采取积极的措施分析解读危机信息。

我国公众对危机的解释偏向于忽视型解释，也具有非经验型解释的特点。③这与我国社会长期处于相对稳定的大环境有关，同时我国公对危机的危害性认识还不够，日常生活中缺少危机防范意识，缺乏应对能力和成熟的危机接受心理，但也从另一个角度说明了培养公民媒介素养的空间还很大。

提高媒介素养在公众危机认知中的意义

在危机传播中，对公众而言，作为信息的接受者，如何在信息混沌中获取有价值和真实的信息至关重要。面对媒体碎片化和话语权的分散，公众如何分辨信息的真伪，鉴别信息的价值，对待媒体从过去的绝对相信到适度的质疑，成为一项基本的能力。对民众而言，要改善这种局面，关键在于提高面对危机信息的媒介素养能力，其意义表现在两方面。

一是培养和提高公民面对危机的理性

认知是主体接受、编码、操作、提取和利用知识的过程，包括获取信息、分析信息、评价信息和传播信息四个要素，这和媒介素养的核心内涵是相吻合的。现代社会中大众传媒的报道是个人获得相关危机信息的主要渠道，具有不可替代性。2007年6月24日提交的全国人大常委会二审的《突发事件应对法草案》中，删除了有关新闻媒体不得“违规擅自”突发事件信息的规定。媒体对危机的公开讨论为公民创造了一个开放、活跃的信息环境，同时也因媒体各异的报道水平，以及其他信息传播渠道的加入而使之变得愈加复杂，这种媒介环境促使公民不断思考危机问题及其产生原因，从而拥有更强的抗风险能力和面对危机的理性。

二是提高公民应对危机的综合能力

在现代社会中，媒介无时无刻不在反复向受众传递着各种信息及观点，社会主体时刻被包围在一个由媒介信息所织就的网络中。这些信息及观点由浅入深、由点到面地影响着受众的认知、态度、情感，价值观和文化心理，为受众构筑了一个强大的认知场。现代受众的认知结构是在大众传媒所展示的“媒介现实”的基础上形成的，媒介信息是对现实的再架构，是通过符号和符号系统再现现实。而不是简单地反射现实。受众通常所接触到的媒介内容都是一种表征，是用符号构建的现实，受众正是通过媒介表征来认知这个世界。当主体在接收大众传媒报道有关危机的信息时，如果信息不协调会影响受众的危机认知，如果个体持有某种很强的初始观点，一般都难于改变，而且会直接影响对随后信息的理解；只有当新的信息与个体原有的观点一致的时候，新的信息才被个体感知为可靠和有效。但当人们缺乏明晰的背景信息，未形成固定的观点时，个体则很可能受到一些表面信息的影响，比如用不同的方式呈现相同的危机信息会改变人们的认知和行为。在实际生活中，大众传媒便经常充当这种角色。

德国学者乌尔里希・贝克把现代社会称为“风险社会”，危机频发成为时代的重要特征，因此，公民在面对危机时应该具备的媒介素养，也可以被视作是现代公民的基本素养之一。对于危机问题的解决更多地需要公民的“内在性的自觉”，公众的媒介素养程度直接决定了他们对危机的抵抗力和鉴别能力，可以有效防止谣言的扩散，并采取积极的行动防止危机的发生或降低危机带来的损失，是公民实现自我保护的必要条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