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时尚理论的研究

[摘要]對经典时尚理论进行研究可知，时尚理论不是时尚和理论之间简单的概念相加，而是各种不同学科用它们各自的方式参与时尚的实践，并用一整套的思想和概念框架去分析、研究、定义时尚，最终建立各学科自己的时尚理论和假说，时尚理论随时代的发展而不断更新。

[关键词]时尚；理论；时尚理论

[中图分类号]G11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511X（2012）03—0108—06

时尚是西方市民化的最高成就，或者是琐细和虚幻的西方消费文化的见证。她也是一种艺术，使得个体和文化能够传达其内部感情和性格，或者可以认为是一种對资源的过度开发，她使得人们为自己和社会努力工作和高消费。按照英国著名作家韦尔斯（Herbert GeorgeWells）的论断，时尚是狂野的海洋上泛起的泡沫，是庸俗的繁荣。另一个英国作家赫利特（William Hazlitt）也认为时尚不过是放荡和空虚的代表。但在服装史家莱佛（James Laver）的眼里，时尚和服装是思想的体现。曾在多家世界级艺术博物馆任职的布兰德（Susan FerlegerBrades）认为艺术和时尚交替进行，共同追求视觉的新发现。

《现代汉语词典》解释时尚为“当前的风尚”。《牛津英文字典》提供了九种关于时尚的解释，诸如：“形成和产生的过程”、“服装”、“风格”、“一种特别的形状或交集”，“典型的或者惯常的实践”、“当下流行的生活消费品的形式”、“最新的和最为人称道的风格”等。然而，“时尚”作为名词和动词用有着区别，作为名词，时尚意味着“种类”、“分类”、“风格”或“样式”，作为动词用，时尚指做某一件事的行为。美国人类学家特德（TedPolhemus）和南美洲的林恩（Lynn Procter）在其1 978年合作出版的《时尚与反时尚：人类学视野的服饰与装饰》中认为，在当代的西方社会，时尚一词的意义已经等同于“装饰”、“服饰”和“风格”，“装饰”意义的加入使得时尚的定义变得更为复杂。

时尚的定义与“服饰”、“装饰”、“风格”等有关，伦敦时尚学院的恩特维斯特尔教授（Joanne Entwistle）在其名著《时尚的身体》中指出“装饰”与“服饰”都具有人类学的血统，因为人类学在寻找一种表达人类對其身体所做一切事情的术语，时尚比“装饰”和“服饰”更为精确地表示西方社会的特性，时尚包含了“很时尚”的意思。同样的意义也体现在“风格”一词，作为“做一件事的方式方法”不知不觉陷入了一个“社会或者文化认可的行为方式”。当然，它们既不能帮助我们找到一个简单明了的时尚的定义，也不能阻止我们理解什么是时尚，要定义时尚，我们需要建立一个由各种元素组成的网络：一种我们习惯的语言风格。

艺术史家贺南德（Anne Hollander）说：“早晨，我们每个人不得不穿上衣服开始工作……，大家做这件事已经具备了丰富的形式，这就是时尚。”这听起来很讽刺，时尚就是“人们穿什么”，而且人们穿什么应该理解为包括为穿而产生的一切事物，从过街天桥的发明，到天桥商店和甬道的生意，这种理解将时尚与它周围的事物广泛联系。另一个问题，正如贺南德说的，如果时尚是人们穿什么去开始他们每天的生活，那么时尚应该包括我们平常称之为的衣服，但是时尚听起来有别于服饰，假设我们每天穿戴的东西是平常的，时尚则意味着魔力，与服装有着很大不同。

界定时尚概念的意义在于，引起了一个关于什么是“西方”和“现代”的问题。时尚只不过是對生活是否现代化和西方化的证明，在没有不同的社会阶层、而且没有人想向上爬的社会结构里，时尚既不必需也没有价值，这种情况也可以被认为是既不现代化也不西方化。正如恩特维斯特尔所言，时尚也许与身体有关，通过时尚的身体，人们知晓身体不是一个自然的和自由的身体，而是被有意为之的“文化的”身体，之所以这样说，一部分原因是时尚作为动词有“制造”和“生产”之意，另一部分原因是它不能是简单、没有教养的和原初的身体，（如婴儿是非常原初的，不像他们的父母，他们對时尚没有兴趣。）甚至当人们时，身体也会摆出某种姿态，这些姿态同样是意味深长的。

时尚的身体通常是文化的身体也是有意味的身体，这也可以认为是沟通。认为时尚是有意味的身体也就是认为时尚是一种文化现象，之所以这样认为是因为文化代表着意义的分享和交流，分享意义和交流是文化群的第一要事，基于此，我们可以认为不同的文化身体依靠他们穿戴的不同（服装、时尚）交流不同的事情（意义），时尚因此被定义为现代的、西方的、有意味的和爱交流的身体的服饰或装饰，也被解释为一种深刻的文化现象。

二

早期的经典时尚理论大都来源于20世纪初，代表人物有美国经济学家凡勃伦、德国哲学家和社会学家齐美尔、美国人类学家克鲁伯、英国心理学家福坷、英国服装史家莱佛五位大师，他们大都通过研究女装的社会性来说明时尚与经济、阶级、历史的联系，接下来我们了解一下这些经典的时尚理论。

美国经济学家凡勃伦（Thorstein Veblen）是對传统经济学理论最尖锐、最诙谐的批判者之一。1899年，他的《有闲阶级论》问世后即刻成为当时知识分子人手一册的风行之作，这本书是针對“有闲阶级”的存在而发，书中指出服装是金钱文化的一种表现，如：他列举了主导女装时尚变化的三个要素，那就是外表体面、显示有闲、讲究时新。他用“炫耀性消费”和“明显浪费”原则解释人们追求时尚的行为，他认为服装具有证明支付能力的职能，是炫耀性消费的代表，服装式样的改变受到“明显浪费”原则的制约，他说：“一切革新比被它顶替的原有式样，不但在美观程度上必须有所增进——或是在丑陋程度上有所减低——而且必须与公认的浪费标准相适合。”因此他推断，社会（尤其是社会中的富有阶级）在富裕和流动性方面、在人类相互接触的范围方面越向前发展，“明显浪费”原则在服装上的势力将越加巩固，审美观念则将更加陷于停滞状态，更加受到金钱荣誉准则的抑制，这时时装将变换得更快，而一个接着一个出现的新样也将越来越变得光怪陆离，越来越使人难以忍受。

凡勃伦透过时尚看到了人们的社会和经济关系。他认为诸如高跟鞋、长裙、胸衣、不切实用的女帽以及不顾到穿戴者舒适的女装，证明了在现代文明的生活方式中，在理论上妇女仍然处于经济上依赖男子的地位，或者可以说她仍然是男子的动产。妇女之所以要显示这样的明显有闲，要这样打扮，就是因为她们处于奴役地位，她们在经济职能的分化中接到的任务是，为她们的主人的支付能力作出证明。他还认为，当富裕阶级有了充分发展乃至形成一个社会集团（这些人對于消费方面比较精深微妙的种种窍门是有充裕时间来深入钻研的）以后，人们自我表现的方式就有了由粗到精的变化，如：“过火的”服装表明穿的人所要配合的是流俗的口胃，就会引起于此道研究有素的人的反感。對于一个有高度教养的人来说，只有与他属于同一上层阶级的成员才是他所注意的，只有这些人给予他好评和敬意，才是有实际重要意义的。

德国哲学家、社会学家齐美尔（Georg Simmel）1905年写成《时尚的哲学》确立了其时尚研究宗师的地位。他认为时尚是现代性研究的领域之一、是包含哲学、美学、社会学的一种复杂的文化现象，现代社会不断转型赋予了时尚丰富的内涵，时尚具有感性的特征，体现着现代人的个性和感觉类型。他理解时尚有着双重特性，一方面是模仿的特征，對时尚的模仿满足了社会依存的需要，把个体引入了大众共同的轨道上，另一方面，时尚有着差别化的特征，个体通过时尚显示出与众不同，总的来说，人们试图在社会平等化倾向和个性差异魅力倾向之间妥协，这两种倾向相互作用，使时尚不断变化，从原有的时尚发展变化出新的时尚。

齐美尔认为时尚是具有社会等级性的事物。较高社会阶层总是通过时尚来与较低社会阶层区分，当较低社会阶层模仿较高社会阶层开始流行某种时尚时，较高社会阶层就会抛弃这种时尚，重新制造另外的时尚，他说“时尚一方面意味着相同阶层的联合，意味着一个以它为特征的社会圈子的共同性，但另一方面在这样的行为中，不同阶层、群体间的界限被不断突破。”这一观点在20世纪60年代受到美国社会学家布卢默（HerbertBlumer）的批判，他说：“时尚的作用过程并不是對阶级分化和阶级竞赛的需求作出反应，而是對赶时髦的需求作出反应，對跻身良好的地位、多变的新爱好作出回应。”他进而提出了“集体选择（collective selection）”理论，认为时尚是集体在心理、爱好、行为等方面的选择。

20世纪美国人类学的领军人物克鲁伯（AlfredKroeber）的名声源于他對西方女裙长度变化的测量和分析，他坚持文化自治的观点，用科学方法解释人类文化现象的渴望让他选择了时尚的主题并努力探求时装是如何改变的，在其1919年发表的论文《时尚作为社会秩序更迭的明证》中，他调研了1844年到1919年的西方女性晚礼服样式；而1940年与其博士生理查森（JaneRichardson）合作的论文《三个世纪的女装时尚：定量研究》更是将调研时间扩大到300年，从1787年到1936年，两篇论文虽有重叠但各有侧重，他使用了非常理性的方法去把握时尚，他深知在时尚永恒的变化中关键的要点很难被发现，太多的物品改变太快。他引入限定条件让实证调查变得可行，首先，他选用女性时装的插图与照片作为调研样本，第二，他选择對女性晚礼服进行研究，因为晚礼服是西方人的日常服装，克鲁伯测量的时装图片涉及晚礼服样式六个关键的尺寸数据，他解释放弃對时装色彩、面料、装饰、裁剪和图案进行统计的理由是，只有外形或比例能够被正确地统计测量，其他的特征如季节改变带来的色彩，裁剪风格等非常多变，而时装饰品与图案也会经常变换。

从统计结果看，克鲁伯发现了每一个时期晚礼服的特点，他制成表格去展示时尚的波动，他描述这种波动为：“从顶峰到低谷的巨大波浪”，他兴奋地说：“我想我们已经发现了文明社会女裙在宽度上变动的有力证据，它對称和上下伸展了一个世纪，类似的节奏出现在裙子的长度上，但是在三分之一的时间周期中，腰线的位置完全改变了，在整个七十五年的时间里，肩宽是以同样的方式周期性地变化，在一百五十年的时间里，时装的流变是一个對称循环的曲线。”克鲁伯认为文化形式是自成一体的，时尚不过是人类社会“巨大长期波动”的微调器，个人在时尚发展中的作用更是微乎其微，他说：“有人认为天才能够激发时装周期的变化，并且声称历史是由这些天才写成的，但是当时尚持续发展长达一个世纪时，又有几个天才能参与其中呢？”E～]z60他的这种做法是有益的，让我们好好质疑和识别时尚改变的事实真相，他的研究因此影响深远，后来的研究者不断引用他的见解，重复他的方法。

英国心理学家福坷是20世纪30年代时尚理论最前沿的研究者，他受到弗洛伊德理论的影响，但福坷更加注重人的心理结构研究，他说：“服装……虽然只是外来的附加物，已经进入了我们社会生活的核心。”这一深刻论断的结果是他总是将服装和身体联系起来。1927年他写的那篇《性别和社会情感》论文中，首次论述對待服装，男女在心理上有着不同且是不同社会行为的结果，与当时普遍认为的“服装是男性的社交文化”观点形成對照，他认为服装是“女性的自恋”，福坷说：“两性着装之间的差异看起来非常明显，或者认为是男性對自恋情结的明显抑制——这种抑制在女性身上没有发现，穿着‘得体’或者‘品位优良’是男性最大的期望，服装上所有的新颖创意或美丽动人（甚至是更为直白的身体显露）都是为妇女准备的。”

与齐美尔不同，福坷没有将时尚认为是一种能证明本体处于何处的过程，他认为时尚是有关服装发展变化的历史，在其1930年出版的力作《着装心理学》中，指出服装出现在人类社会建立秩序的时候，因为服装被所有人类文明的祖先采用，在此意义上，服装是一个文化机构、一个人类生活的普遍存在，他同时指出人们儿时渴望展示身体而成人后用穿衣表达礼仪（谦逊），服装就是这两种力量相互作用的故事，在此基础上，他提出了现代服装的“显露一谦逊”二元论，他还對服装的未来展开思考，认为如同我们变得更精通于控制我们的物理环境一样，我们也会越来越少地被服装支配，因为服装的保护功能慢慢不再重要，装饰或者是审美品位将逐步凸显，着装变得越来越顺从于人的自然天性的需要，服装甚至会随着社会越来越宽容而消亡，服装的未来就是人们回归。

英国服装史家莱佛（James Laver）是20世纪关于女装和时尚研究最多产的作者，莱佛的时尚思想初见于1933年发表的一篇题为《时间的胜利》的论文，正是對时间的忠诚导致他對时尚充满兴趣，他甚至以为没有什么比时尚更能显示出时间的优越性。他于1 937年出版的堪称时尚研究范本的著作《品位和时尚：从法国大革命至今》，全书的精华之处在于他對时代精神和服装样式之间关系的深刻洞见，如：他认为服装形式是我们對社会生活改变能力的体现，时尚与品位密切相关，品位是一整套集体美学，是社会群体灵魂深处的时代精神，社会群体总是穿着与其身份相一致的服装。他认为从18世纪晚期以来，男性的服装已经变为“化石”而女装则不断改变。莱佛论断：穿超前十年的服饰：猥亵，穿超前五年的服饰：，穿超前一年的服饰：大胆，穿时下流行的服饰：漂亮，穿一年前流行的服饰：邋遢，穿十年前流行的服饰：丑陋，穿二十年前流行的服饰：滑稽，穿三十年前流行的服饰：好玩，穿五十年前流行的服饰：古怪，穿七十年前流行的服饰：妩媚，穿一百年前流行的服饰：浪漫，穿一百五十年前流行的服饰：绝妙。

他于1950年出版的著作《服装》，将他的学说建立在一系列人类的“需要”上，为了证明某一个观点他常常会说“心理学家告诉我们”，他将前人倡导的服装起源于谦逊、装饰、保护三个基本的动机阐释为“等级原则”、“吸引原则”与“效用原则”，并由此产生了一种對女装的解释，一种一般意义上的服装起源理论，如：他认为女装是为了引起男性注意而互相竞争的产物，因为女性缺少经济和政治的资源从而需要借和繁衍能力来彰显自身，女装因此不断调整图案和色彩、有意识暴露身体的部分，莱佛称之为是“吸引原则”或“夺目理论”，只要社会经济条件使得女性的地位不变，这种原则仍然支配着女装的形式。最后他得出了两个结论：“一、导致服装远离实用主义和‘效用原则’的原因是大部分男性和女性有着爱和安逸的渴望，那是一种通过增加个人财富或提升社会地位才能获得的生活。二、这些结论的道德和政治的解释最好被哲学家和理论家所抛弃，因为它们超出了当前研究的界限。”

三

20世纪60年代，时尚进入了文化研究的视野，法国文学批评家和文学理论家罗兰·巴特（Roland Barthes）开始将时尚作为一种符号和象征来研究。《时尚的系统》是巴特1967年在巴黎出版的著作，他认为时尚系统的核心推动力来自于微观的时尚元素，还有能将这些不同的时尚元素合成一体的复杂社会关系网，系统就是将不同元素组合成相互依存关系的过程。巴特为了把握服装和时尚研究的复杂性而建立了一些概念，他把服装分为“真实的服装”、“表现的服装”与“使用的服装”三种，这样的区分很方便假设服装在他们穿越时尚系统的旅程中扮演的不同角色，即各自對应式占据了生产、分配、消费的不同领域，“表现的服装”是其时尚理论的最核心范畴，他将“表现的服装”分为“图像的服装”和“文字的服装”，巴特认为图像总是为了某种原因伴随着文字而生，没有语言，图像本身的意义是含糊的，图像自身不能单独传达，是语言导致了图像意义的丰富，“文字的服装”就是把原料转换成语言，是一个抽象的系统与最终的服装形态，也是巴特看到的“真实的服装”，因此时尚在巴特看来是语言的。

这部书从理论创新的角度证明了很多的时尚研究者只是止步于莱佛的思考，因为巴特是有目的地改变时尚研究之路，他开始批判比他早的英国学者研究时尚的方法不是社会学的，因为他们用拒绝进化的方式解释服装和时尚。巴特重新定义服装作为符号是一种特定人群内部的意义交流，他重铸研究的目标——服装——进入适当的分析维度，并且用一整套适当的方法程序展开研究，如同我们已经看到马克思主义如何提供普通的框架来陈述社会系统一样，巴特的结构主义理论框架能解释为什么在社会中会有时尚的选择，这种方法的地位是举足轻重的，一旦在服装和时尚研究中确立就不可或缺。

随着后现代主义的兴起，时尚理论家们开始关注特定的群体、特定的种族与其所生环境的文化与政治的关系，他们在巴特身上受益良多，通过理论构建解释时尚的方式展开探讨，注重多学科的交叉研究。如：与巴特一起工作的历史学家布罗岱尔就认为，“服装的历史比它显示出来的有着更少的奇闻逸事，它触及原料、生产工艺、流通费用、文化根基、时尚和社会阶层。”这里的“更少的奇闻逸事”意思是很少依赖于随机和偶然的观察，而是依赖持续的理论或者思想的驱动。理论或者思想的驱动需要经济、文化、社会学科的理论。英国艺术史家泰柯尔（Lisa Tickner）教授也强调时尚研究需要不同的学科介入，他认为时尚是一个丰富的和多学科交叉的学科，历史学、经济学、人类学、社会学、心理学在这里交汇，这里面也要加上艺术史。正如美国的威尔逊（Elizabeth Wilson）断言的：“严格意义上的时尚研究来源于艺术史。”E11324时尚和服装的历史“跟随”了传统的或“旧的”艺术史，差别在于作者的立场是高雅艺术还是大众艺术。

时尚史家斯蒂尔（Valerie Steele）和服装史家泰勒（Lou Taylor）都支持“以物为基础的”历史观，也都认同一个三段式的研究这些物的“原则”，而这个方法由耶鲁大学艺术史系的教授布劳恩（Jules Prown）建立。布劳恩认为：分析源于描述和记录事物自身的内在证据，去演绎和阐释在事物和感知之间的相互作用，为了检验和最终决议，假设和提问将物体抽离了外部证据。布劳恩采用了比利时佛兰芒人早期建立的四个原则：①证明（事实描述），②评估（判断），③文化分析（人造物和它的文化之间的关系），④阐述（意义探求）。这个方法被斯蒂尔用来调研和“解读”服装。这个方法既包括经验论（强调观察和描述）也包含实证主义（强调事实和假设的差距）。

关于时尚理论和学科之间的不同关系，威尔逊在她1985年的著作《装饰之梦》中，用了眼镜的比喻论述时尚和学术研究之间的关系，她说：“研究时尚我们会同时佩戴几幅不同的眼镜，哲学的、社会理论、政治学的……也许会导致视觉的倾斜、散光或模糊，但这看起来是我们必需尝试的。”理论被认为是各种不同的眼镜，通过它我们可以观察和研究时尚，为了观察和研究时尚的现象使用不同的理论也是必要的，这里有一点暗示，当我们去掉眼镜，理论也许变得不需要。其实，当我们评论和研究时尚之时，理论就已经参与其中了，例如，我们称呼一个朋友的裙子“有女人味”或者“很可爱”就已经将性别、历史和交流加入其中，因此，时尚理论是不能回避的东西，我们正在实践它，不管我们是否认识它和喜欢它。

时尚理论来自于人文和社会科学而不是来自于自然科学，并不是说自然科学的学科（如化学、物理学和生物学）没有或者不能具备有趣和有用的事情，例如很多以前流行的服装没有继续流行下去并不是人们不懂化学加工的知识，相反没有经过这种加工的服装严格意义上是不完善的。威尔士（Wills）和克里斯多佛（Christo—pher）也曾经通过数学计算了解流行时尚，他们将随机模型与概率事件相联系，使用“马尔可夫链”和“流行理论”去解释时尚从一个国家到另一个国家的运动变化，對于时尚的目标、制度、个体和实践作出解释和理解。

英国艺术家和艺术史家贝尔（Quentin Bell）對这个问题非常清楚，在其《人类的华服》中用了整整一个章节来谈“时尚的理论”，他提出了他认为的事实是什么并且宣称关于时尚的任何理论必需符合这些事实，他认为事实先于理论存在并且正解释他们，而且，事实独立存在于用来解释他们的理论之外，胜于成为理论的产物。贝尔试图回答下列问题：是什么在推动巨大和令人难以置信的时尚运动？又是什么在维持和增加时尚的变化速率？贝尔提出了四种类型的理论试图解释时尚的变化：第一种是将时尚看作个体劳动，第二种将时尚看作是人性的产物，第三种将时尚解释为政治和精神事件的“反映”，第四种暗示是一种“更高级力量的干涉”。贝尔发现“事实”并不适合这些理论，时尚并不是个体的，如同英国时尚理论家布卢姆（Beau Brummel）和法国时装设计师波烈（Paul Poiret）提及的，个体实际上“不能逆流而行”。时尚也不是人性的产物，因为“作为一个规则”，男人和女人愿意去穿他们父母穿过的衣服，但这些衣服并不时尚。时尚也不是伟大历史和政治事件的反映，贝尔列举了大量的战争和经济危机的案例说明时尚在其中明显不是在“反映”事件，他也列举了很多宗教和民族主义的例子说明这一点。贝尔引用了历史学家赫德（Ger—ald Heard）的理论，时尚的变革是来自于“更高级力量的干涉”，这个理论對时装很符合，当人们想到时尚，通常是最后想到效用。尽管他的讨论关于时尚和进化论，贝尔仍然将时尚看作一个“进化的过程”，他似乎忠实于这样的想法，时尚能够也必将根据它的原动力获得解释。贝尔说时尚是“品位的主要发动机”，而且他解释时尚生产的方法和凡勃伦的消费概念有很多一致的地方，是社会阶层的竞争和区别的结果。在这个意义上，时尚有很多定义（例如：作为随机差的结果，或作为社会内部的心理表达），而且可以有很多问题被提及（如：时尚给予了人们什么样的快乐？或者时尚如何与消费相关？），在此意义上，贝尔的研究也许可以认为是简化论。

这本质上就是威尔逊的著作《装饰之梦》中的关于时尚理论的章节，她以经济学和人类学的视点看时尚，她的所有观点都是简化论，或者称之为“简单主义”，她关注方法，通过方法产生了自身的理论，这比认为理论客观和独立更胜一筹。经济学和人类学的理论预示了它们解释时尚与之有关是很自然的事情，法国哲学家鲍德里亚（Jean Baudrillard）的理论是时尚消费，他的理论来源于马克思和凡勃伦的思想，他翻译马克思的著作，用结构马克思主义批判消费社会。之后他转而专注于“消费符号”的资本主义文化批判，他应用一种“超真实”的拟象理论，展开了對当代大众传媒，尤其是影像媒介的解读和预言。但是他被时尚研究者认为“太过简单化和太过确定”，因为它使得时尚通过以用户为中心和“承认没有角色矛盾或愉悦”的竞争。

法国哲学家里普斯基在1994年提出了一个完全反對威尔逊和贝尔的观点，他说：“时尚已经挑起了不严肃的理论纷争。”他不是说没有时尚理论这件事，时尚是有理论的，而且他们之间没有冲突，在时尚理论中存在着一个“批评的全体一致”，这种全体一致不是偶然产生而是“深深植根于基于哲学反映出来思考～E12377，里普斯基指责所有的评判家和理论家认为时尚是浮躁的和浅薄的，他采用“时尚是社会竞争的手段”的论点来解释，时尚是“各种社会阶层和社会团体为了获得声望而抗争的结果”，在这一点上，里普斯基本质上与威尔逊一致，威尔逊说：“从来没有时尚作家能挑战凡勃伦的解释”，这就是凡勃伦被认为是第一个提出时尚是不同社会阶层争取社会地位的原因。里普斯基對时尚和理论的认识是一个有争议的现象，即理论（在西方哲学体系）产生了被研究的现象，这源于西方从柏拉图开始的就對图像和表象的不信任和贬低的传统，在柏拉图看来，人类被围墙的阴影遮蔽，他们看不到围墙因而也不知道是什么原因所致，作为结果，西方思想不信任时尚，将它看成浅薄和易变的。因此，时尚理论家只是跟随着这些西方思想的基本原则，他们构建时尚魅力并批评其中的肤浅和繁琐。

四

综上所述，时尚理论看起来似乎是时尚和理论简单的概念相加，其实不然，前人没有一整套的思路，也没有单一的概念框架来定义、分析和批判时尚。因此，没有单一的学科、方法或者工作团体能够定义和确定时尚，我们发现各种各样不同的学科用它们各自的方式参与时尚的实践，每一个学科都会用它们一套又一套的思想和概念框架去分析研究和定义时尚，这些解释随着时展不断更新，如果任何一种理论涉及什么是时尚以及他是如何被阐释和理解的，可能就是简化论，如同我们在前文介绍的威尔逊、泰特和鲍德里亚，他们都一致认为，为了定义、解释和理解时尚需要多学科的资源。如同自然的原则比事实存在更早建立，为了最清晰明了地构建时尚理论，大量学说、理论和阐释，以及许多不同的解释和理解变得必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