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正在进行全世界最大的社会试验

人们常常这样讲，中国是世界工厂，印度是世界服务公司。但是这些被滥用的比喻其实低估了正在发生中的变化的程度及性质

中国和印度享受“迟到者的优势”

人们常常这样讲，中国是世界工厂，印度是世界服务公司。但是这些被滥用的比喻其实低估了正在发生中的变化的程度及性质。这些变化中不仅包括增长，还有高速现代化。预计到2020年，中印两国将生产占全球贸易总量一半以上的商品。

而且，在某种程度上，中国和印度――包括许多亚洲较小的国家――有一种“迟到者的优势”。

也就是说，现代化起步较晚的国家会以更快的速度迎头赶上，因为它们能够直接将自己的技术升级至最新水平。这样的例子很多，比如中国越过固定电话直接进入了手机时代，中国目前的手机用户将近8亿，是2006年的两倍；中国一年培训25万名工程师；到了2010年，中国在研发方面的投入将超过欧盟。

因此，中国不仅仅在工业生产方面比其他国家增长得更快。它在研发、技术和创新方面也正在迅猛发展。显然，中国的目标不仅仅是吸引外国企业来华建立生产线或子公司从而以低廉的成本生产西方人所需的商品。其战略不仅仅是复制和生产，而是不断学习和提高，不断革新与创造，不断推出新型且更加精密的产品，更多的中国技术正在成为前沿技术。

所有这些既为各种社会研究提出了挑战也为其带来了机会，例如，发展理论研究，宏观经济管理和计划与市场自由化之间的关系研究，经济自由和政治自由之间的关系研究，等等。

中国高速经济增长打破了东西方经济平衡格局

中国史无前例的经济增长率提高了中国人的福利水平：在人类历史上，从来没有如此之多的人如此之快地脱离贫困。

但是，中国的发展一直不均衡，收入差异大，不平等突出。对中国政府和社会科学研究者而言，这会引发他们进行新的思考，去理解潜在的社会动态，并且运用政治想象力设计应对关键问题的制度改革。

中国高速的经济增长也具有国际影响。甚至会有人说：总体而言，西方在自己发明的游戏中被击败了；具体而言，欧洲在自己设计的游戏中被击败了。

是欧洲和西方学者想出了支持国际贸易自由化的思想根据(如比较优势理论)，也是在西方国家发起下才建立了旨在鼓励和拓展贸易的国际基本制度，比如布雷顿森林体系和世界贸易组织。

但在订立了普遍性规则之后，现在欧洲和西方发现，亚洲国家(总体而言)和中国(具体而言)不仅势力愈来愈强大，而且正在成为更老到的玩家。

比如，中国通过贸易顺差积累起强大的外汇储备，顺差的一部分无疑会被用于国外投资，例如在西方国家的投资。而我们有时会看到一种自相矛盾的情形：投资被视为一种威胁。

在2005年中国海洋石油总公司出价185亿美元竞购总部位于加利福尼亚的石油公司尤尼科时，这次中国公司对外国公司的历史最高出价被美国以国家安全为由叫停。而即使一些美国评论员也认为，这一决定有悖美国公开宣布的支持贸易自由化的政策。

其实，是东西方经济平衡格局的变化造成了这种紧张局势。处理国际紧张局势和应对全球化都离不开社会创新，而这些紧张局势和社会创新也是社会研究的核心主题。

中国文化影响力的进步也是新课题

过去几年，中国还表现出在最大型全球性活动上的绝佳组织能力，2008年北京奥运会和2010年上海世博会都成为可供其他国家效仿的国际新标杆。

以诸如此类的种种方式，中国已经表明，自己是一个崛起中的文化大国。比如其海外留学生，已经成为祖国及其教育体制的杰出外交使节。通过这种方式，中国已经在从科学研究到体育比赛的多种文化活动中发挥了影响。

中国这方面的进步无疑也为社会科学提供了一些有趣的研究课题，例如，在以培养英才为目的教育中，应该有多少关于传统文化与家庭价值观的教育？还有，应该如何管理大学的资金和制定制度支持，从而使所有学科的研究都迅速提升至国际领先水平？

特殊的中国经验必须被“翻译”成普遍性知识

从历史上来看，在社会高速转型时期，社会理论的发展速度也会随之加快，例如，与工业革命相伴随的就是一场思想革命。

如今，速度最快、最具戏剧性的社会变革都发生在中国，而且中国也导致了其他一些国家发生着速度最快、最具戏剧性的社会变革。中国不仅仅正在改变自己的经济发展，同时它也正在改变自己与外界的关系和所有其他国家的经济发展。

在这些改变中，有一些是人为推动的，比如中国和其他国家签署的确保原料供应的政治条约；另一些则并非是有意为之的，但对我们所有人都产生了影响，比如全球变暖。

与工业革命期间的情形相类似，这些变化不仅向决策者提出了政治方面的挑战，而且向社会科学研究者提出了思想方面的挑战。新的社会现实将需要新的社会科学概念和研究模式。

可以说，由于处于这场社会变革风暴的中心，中国的社会科学研究者注定会通过解剖中国独特的发展做出全球性贡献，特殊的中国经验必须被“翻译”成普遍性知识。

但研究者要想成为真正的全球性参与者，就要有足够强的能力在国际知识交流网络中产生影响。或者换言之：只有当中国学者的研究有助于其他国家学者的研究，他们的影响力才真正具有全球性。（摘自《望东方周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