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国藩与经世致用

摘要：曾国藩继承明清优秀思想家所倡导的经世致用思想，以自己的行动突破清廷闭关锁国政策的禁锢，认真向西方学习而且卓有成效，曾国藩经世致用思想和活动开创了中国近代化进程，产生洋务运动，而且对其后历史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关键词：曾国藩 经世致用 活动 近代化

一

清初诸大儒，痛空谈之亡国，恨书生之乏术。黜虚崇质，倡经世致用，以笃行实践为依归，不喜离事而言理。皆志在讲求天下之利病，隐求民族之复兴，其代表人物为顾炎武、王夫之。

顾炎武，亦称亭林先生，江苏昆山人，生于明万历四十一年（1613年），卒于清康熙二十一年（1682年）。曾国藩对于顾炎武，可谓推崇备至，他在《圣哲画像记》中说：“我朝学者，以顾炎武为宗，《国史·儒林传》，褒然冠首。我读其书，言及礼业教化，则毅然有守先待后，舍我其谁之志，何其壮也！【1】顾炎武在明亡之后，以天下为己任。始终不倦地探讨经国济民的实学，力主崇实致用，反对空谈脱离实际的心学，对当时和后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王夫之，湖南衡阳人，生于明万历四十七年（1619年），卒于清康熙三十一年（1692年）。

学者称其为船山先生。王夫之身处明清之际，从哲学和历史的角度对经世致用作了弘扬和阐发，深刻影响了以曾国藩为代表的湖湘士人和湘军将领，这种影响一直延续到近代。从曾国藩的好友郭嵩焘，维新党人谭嗣同，清末革命领袖黄兴，一直延续到的老师杨昌济，无不从船山学说中吸收经世致用的营养，接受经世致用的熏陶。为使船山思想得到传播、发扬和光大，曾国藩，曾国荃兄弟于同治四年在南京重新刊刻《船山遗书》，收录船山著作五十六种、二百八十八卷。在该书刊刻过程中，曾国藩不但指点搜罗船山散佚的文稿，而且亲自校勘，并为遗书作序。关于船山经世致用思想对湖南和曾国藩湘军集团的影响，光绪年间湖北学政孔祥麟论道：船山文著，具上下古今之识，指陈历代兴衰治乱。是以咸同之际，中兴将帅，湖湘儒生，其得力于遗书者皆多。

二

经世，顾名思义，即经邦济世，在清代经世致用亦被称为经济。曾国藩时代，经济还没有被看作专门学问，故他在桐城派提出的“义理、考据、辞章”的基础上加了“经济”，使之明确成为一门学术。关于经世的内容，曾国藩认为应该包括十四宗：官制、财用、盐政、漕务、钱法、冠礼、婚礼、丧礼、祭礼、兵制、兵法、刑律、地舆、河渠。他究心时政，将古今大臣名儒的言论分条编录，分为修身、治家治国三门。道光二十八年，他在阅读秦惠田的《五礼通考》时，感到有所不足，于是将当时奏议切时务者，别为六卷，包括盐课、海运、钱法、河堤等。据《曾国藩年譜》记载：“公每绾部务，悉取则例，博综详考，准以事理之宜。事至剖断无滞，其在工部，尤究方舆之学，左图右书，钩校不倦，于山川险要河漕水利诸大政，详求折中。”[2]

曾国藩的经世，不仅停留在理论的层面上，而且还积极投身于政治实践活动中，对当时具体的社会政治问题作出积极地回应。咸丰元年十二月，他在《备阵民间疾苦疏》的奏折中，指出当时民心涣散的现状，表达了他对天下将乱的忧虑：“臣窃惟国贫不足患，惟民心涣散，则为患甚大。自古莫富于隋文之季，而忽致乱亡，民心去也；莫贫于汉昭之初，而渐致又安，能扶民也。我朝康熙元年至十六年，中间惟一年无河患，其余岁岁河决，其时又有三藩之变，骚动九省，用兵七载，天下财赋去其大半，府藏之空虚，殆有甚于今日。卒能金 瓯 无缺，寰宇清谧，盖圣祖爱民如子，民心固结不可解也。我皇上爱民之诚，足以远绍前徽。特外间守令，或玩视民疾，致圣主之德意不能达于民，而民间之疾苦，不能诉于上。”[3]曾国藩认为民间有三大疾苦：一是银价太贵，钱粮难以完纳。州县官为了完纳赋税，派出史役人员，“昼夜追逼，鞭扑满堂，血肉狼籍，岂皆是酷吏之为哉。民之完纳愈苦，官之呼变愈酷。或本家不能完，则锁拿同族之殷实者而责代纳。甚者或锁其亲戚，押其 邻里。百姓怨愤，则抗拒而激成巨案，真有日不聊生之势。”[4]

二是盗贼太多，良民难安。“近闻盗风益炽，白日劫淫，捉人勒赎，民不得已而控官，官将往捕，先期出示。比至其地，牌保则诡言盗循。官吏则焚烧附近之民房，示威而去。差役则讹索事主之财物，满载而后归，而盗实未循也。或诡言盗死，毙他囚以抵此案，而盗实末死也。案不能雪，赃不能起，而事主之家已破矣。”[5]结果必然是“愈酿愈多，盗贼横行，而良民更无安枕之日。臣所谓民间之疾苦，此又其一也。”[6]

三是冤狱太多，民气难伸。“一家久诉，十家破产，一人沉冤，百人含痛。往往有纤小之案，累年不结，颠倒黑白，老死囹囵，令人闻之发指者。臣所谓民间之疾苦，此又一也。”[7]曾国藩认为，国以民为本，百姓之颠连困苦，苟有纤毫不得上达，都是大臣的责任，因此冒昧上奏。

三

曾国藩经世致用更重要的活动，是从学做炮弹，学做轮船入手，发展到从外国购买工作母机（制器之器），进而翻译和介绍国外的科学技术与知识，向国外派遣留学生，一步一步地走上了引进西学的道路，中国近代化可以说是从他这里起步的，作为其经世致用实践活动的重要成果，中国出现了近代第一家军事工业企业，制成了第一部蒸汽内燃机和第一艘轮船，聘请了第一批外国专家和工匠，办起了第一个以介绍科技书籍为主的翻译馆，派出了中国第一批公费留学生，这一切在当时相当闭塞的中国起了震聋发聩得作用。

咸丰十一年十一月，曾国藩在刚夺得的安庆城内，建立了中国第一家生产近代化武器的军械所，虽然它规模不大，基本是手工生产，但是它是中国近代军事工业的胚胎，迈开了中国近代化可贵的第一步。安庆军械所贯彻曾国藩始而演义，继而试造的意图，制造出了中国第一台蒸汽机，并在此基础上制造中国第一艘轮船，负责这一项工作的是华蘅芳、徐寿。他们凭借自己的数学和物理知识，根据1853年上海墨海书馆出版的《博物新编》上的一张轮机简图，和对在长江上游弋的外国轮船的观察，克服设备简陋的重重困难“潜心研究，造器制机，一切事宜，皆有手造，不假于外”[8]最后终于成就了中国近代史上这一惊人创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