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国藩传(三)

另外，曾国藩还经常和吴廷栋、何桂珍等人一起讨论理学，向邵懿辰请教今文经学。在他的这些朋友中，有很多人都在京城小有名气。在同这些朋友交往的过程中，曾国藩学到了不少知识，也间接地提高了他在京城的声望，为他今后的飞黄腾达打下坚实的人脉基础。

曾国藩来到京城以后，在结交新朋友的同时，也没有忘记曾经的老朋友，他一向都很注意联络旧时志向相投的朋友，比如刘蓉、郭嵩焘、江忠源、罗泽南、欧阳兆熊等人，这些人不论是在学术观点上，还是在思想道德上，亦都和他非常的相近，所以保持联系也是非常有必要的。

刘蓉也是湖南湘乡人，有着巨大的学术抱负以及追求，是一个典型的学者，其一生都是以“求道”作为自己人生中最大的奋斗目标；郭嵩焘是湖南湘阴人，秉性耿直，为人文人气十足。当年，曾国藩在赴京科考途中，在长沙认识了刘蓉，后来又通过刘蓉认识了当时正准备参加乡试的郭嵩焘。三人气味相投，一拍即合，结为兄弟，此后在学问上相互切磋，共同探讨，砥砺气节。

江忠源，字常孺，号岷樵，湖南新宁人，出生在一个秀才家庭。他敦崇儒道，伉爽尚义，有一股封建士大夫的殉道精神。他是经郭嵩焘的引见，与曾国藩在京城相识的。两人交谈过后，曾国藩对其印象深刻。曾国藩曾对郭嵩焘说：“生平未见如此人，当立名天下，然终以节烈死！”当时，天下太平，毫无动乱之兆，此番话一出，便引起众人的诧异和惊疑。江忠源本人一向也非常重视经世之学，这和他在岳麓书院学习过有关，他一直对嘉、道以来社会危机四伏、兵戈将动、天下临乱的形势有所预感，他的这种思想也对曾国藩造成了很大的震撼。日后江忠源成了湘军的主要干将。

罗泽南与曾国藩是同县人。他虽然家境贫寒，但却能发愤好学。他一生的大部分时间都生活在湖南，受到湖湘文化强烈而深刻的熏陶。在湖湘学风的影响下，罗泽南自少时就尊崇程朱理学，他的道德学问高深，尝标榜自己为宋儒，先后培养了王鑫、李续宾、李续宜、李杏春、蒋益澧、刘腾鸿、杨昌溶、康景晖、朱铁桥、罗信南、谢邦翰、曾国荃、曾国葆等高足。因此，曾国藩十分敬重他，常在书信中对他表示敬慕之意，称他为家乡的颜渊。后来，罗泽南以儒生的身份带兵征战，接连胜利。不仅如此，罗泽南用兵如神，知时识势。他非常重视军队纪律的整治，他带的部队纪律严明，训练有素，再加上在征战的间隙讲经论道，使军队能够很快团结起来。他曾写信给曾国藩，纵论吴楚形势，又单骑面见曾氏，慷慨陈词，剖析利病，规划进止，所以年纪轻轻便已经获得广泛的声誉。

欧阳兆熊，字晓岑，号匏叟，湘潭县锦石人。曾国藩在道光二十年（1840）病重之时，欧阳兆熊对其精l心护理，使其痊愈。由于精通医术，欧阳兆熊也经常给朝廷要员看病。后来，他在湘潭城内开设医药局，专为百姓治病，延请众多中医师，每日成批接待求医病人。他怜恤贫苦，颇以百姓疾苦为念，以医药之道服务桑梓，所以得到人们的敬重。对于这种救命恩人，曾国藩自然视其为好友。

当初，这些人都不会想到，与曾国藩的结交，会影响自己一生的命运，更不会想到，他们这帮“湖湘子弟”即将成为中国近代史上举足轻重的人物。

曾国藩一生处世交友，并不仅仅以貌取人，停留在表面上，而是观察入微，注意人的品性，留心对方的优点，所以他才会拥有知人的真知灼见。曾国藩认为“交友贵雅量，要推诚守正，委曲含宏，而无私意猜疑之弊，凡事不可占人半点便宜，不可轻取人财，要集思广益，兼听而不失聪”。不论在湖南还是京城，他与朋友们不仅在学术上互相砥砺，同时还视大家为知己，做到彼此以诚相待，这些自然成为了他成就生平事业的重要根基。

翰林院时光

在明清时代，翰林院是储备人才的总机关，主要是为朝廷培养后备人才的。那里集中着全国各地的精英，每年朝廷选拔人才大多会在翰林院进行挑人，一旦地方官职位上出现空缺，翰林院的人才就可以被抽离出去，走马上任。就算当时没有适合的岗位，或者没有适合这些岗位的人才，那么翰林们就要为皇帝皇子王公贵族讲书解书，充任经筵讲官、春坊庶子，因此这些人被公认为知名学者，被老百姓誉为最有知识、最会读书、最会做学问的人。自明清以来，就有非进士不入翰林，非翰林不入内阁之说，而礼部尚书、侍耶及吏部右侍郎，更是非翰林不任。清代自康、雍以来，名臣大儒基本都是从翰林而起的。

翰林作为天子门生，他们之中的大多数人还会担任纂校殿阁秘书，与史书打交道，经常编纂一些大型的类书、丛书、政书，上供皇帝御览，下供士子阅读，其质量之高，不言而喻。不过，这些天子门生如果想要高官厚禄，也必须上下疏通，才有机会获得皇上的如期引荐。如果没有引荐，那么等数十年也是有可能的。

曾国藩进入翰林院后，初为“庶吉士”，庶吉士是翰林院的一个短期职位，就是先学习，然后等机会，随时做各种官缺候补。如果运气好的话，很快就会得到一个非常称心如意的热门官职，但如果运气不好的话，也许要等上很久，或得到的只是一个并不起眼的官位。其实，这也不光是运气的问题，俗话说“有钱能使鬼推磨”，只要你肯花钱上下打点，运气自然就有了。

曾国藩成为庶吉士之后，自知前途无量，所以也颇有锐意进取之意，决心要做一个藩屏国家的忠臣。此时，他已摆脱了科举的桎梏，就等待命运垂青自己了……

当然，能在翰林院有一段悠闲的时光也是很多人梦寐以求的，毕竟可以与书为伴，而且翰林院的藏书也颇为壮观，很多珍藏绝版的书都收纳在此。不过，按照规定，如果没有引荐之人，那么学员就只能在会馆里消耗时光。而且在此期间是没有分文俸禄的，需要自掏腰包解决食宿问题。

曾国藩作为外乡来客，在京城没有亲戚，家里的经济状况也不是很好，再加上庶吉士是没有俸禄的，所以他根本拿不出钱来上下打点。自然，在引荐和分配上，也就被人忽略了。他在庶吉士这个位置上足足等了两年，眼见身边的同僚一个个被调走，他只能安慰自己“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除此以外，毫无办法。

道光二十一年（1841年），他每天都在过着节衣缩食的日子。到了年底，他原来还指望着能得到一些外官例寄的“炭敬”。所谓炭敬，就是每当冬季来临之时，各地官员会以为京官购置取暖木炭为名，纷纷向自己的靠山孝敬钱财。实际上，炭敬就是冬季下级官员向上级官员行贿的别称。可是当时的曾国藩只是翰林院的一个下级官吏，手中并没有什么权力，所以也没有地方官送给他取暖费，最后，无可奈何的他只好借了五十两银子过年。

道光二十二年（1842年），到了春夏之交的时候，曾国藩的外债已经达到了二百两银子，这在当时来说，可不是一笔小数目。到年底，他的外债已经累计达到了四百两。这个时候的曾国藩自顾不暇，但又不能不顾及整个家庭。

曾国藩是一个十分注重孝道的人，不管生活多么艰难，总要拼凑些钱出来寄回湖南老家。虽然曾国藩多次在家书中称京城借债比较容易，而且他的师友又比较多，大家相处很融洽，尚可以左右逢源，但毕竟欠人钱财并不是一件光彩的事情，而且也不能拖欠不还，所以，曾国藩也一度为钱而焦急不安，在他早年的诗作中，常不乏对困窘生活的描写，例如：“寒士出身，不知何日是了也！”还有赠梅伯言诗中曰：“隘巷萧萧劣过车，蓬门寂寂似逃虚。为杓不愿庚桑楚，争席谁名扬子居？喜泼绿成新引竹，仍磨丹复旧仇书。长安挂眼无冠盖，独有文章未肯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