鲍威尔与曾国藩

把鲍威尔和曾国藩放在一起显得非常不协调――对于当下中国企业的领导者来说，《鲍威尔领导秘诀》要放在办公室最显眼的地方；而《曾国藩十二招治人手段》只能放在家中的卫生间里。不过，如果把“治人手段”中的“治”改成“领导”，再摒弃《曾》中的糟粕，两者同样精彩。

鲍威尔更多的时候向外寻找原因，而曾国藩向内寻找原因。鲍威尔的领导方式采用的是我们习惯了的叙述方式；而曾国藩的领导方式有着更多的传统智慧。

用 人

鲍威尔说，要找有智慧和有判断力的，而且最重要的是，具有放眼未来而又着眼现实的人。也要挑选忠诚、正直、精力充沛、能摆正自我的位置并且有一股不达目的誓不罢休的干劲的人。曾国藩说，选将才必求智士、严士、劳士。也就是说，挑选将才，必求智略深远之人，而且必须号令严明，能耐劳苦。曾国藩又说，人品和学品结合起来，才能成大事。

现在，企业招聘员工时，往往注重个人简历的长短、等级的高低，以及过去的头衔，这似乎比他们明天能做什么贡献重要得多。实际上，按照公司的原则培养一个聪明的、心甘情愿的新手，比培养具有正直的品德、有判断力、精力充沛、能平衡自我，并且有一股不达目的誓不罢休的干劲的人，要容易得多。

鲍威尔的原则是，确保表现最佳的人比那些低能者得到更大的满意度。那些表现最佳的员工期望得到更多，也的确应该得到更多――表扬、升迁、提供个人发展的机会等等。鲍威尔说，每个组织都应该宽容敢于对皇帝说‘你没有穿衣服’的叛逆者。 在鲍威尔的生涯中，他对犯错误的权威以礼相待。他没有让他们下不了台，而是维护他们的尊严。但他对权威犯错误却又有着充分的思想准备，他会即时制止权威们的错误并向他们提出质疑。

曾国藩认为，人才靠奖励而出，即便中等之才，若奖励得法，亦可望成大器；若一味贬斥，则往往停滞于庸碌不能自拔。曾国藩说，有能力者可自立门户。在创办湘军之初，他为维护内部完整统一，对另立门户者坚决抵制，但等他做大了，天下人才趋之若鹜时，他倒对“另谋发展”者予以支持了。

修 身

鲍威尔说，领导者应该为他人作出表率。无论在军队还是在平民生活里，组织中的其他人员会效仿领导的榜样――不是从他的言论中，而是从他的行动中。

曾国藩说，正人先正己，“以己所向，转移习俗”。他恨官气，因此摒弃官府排场，禁止部下迎送虚文；他恨懒惰，自己首先做到放醒炮即起。

所谓“鲍威尔领导之道”包括：好奇心、信任、人品、勇气、忠诚、自信、无私、奉献和同情。鲍威尔在21岁时学到了至关重要的一点智慧：人会出于好奇心去追随别人。对于领导者和立志当领导的人来说，诀窍在于：刺激人们的好奇心，为他们开辟道路，向他们表明你自己同样是有好奇心的。

曾国藩则充满了东方智慧。他常说，自立立人，自达达人。也就是说，自己想建功立业，则先让别人建功立业；自己想兴旺发达，则先让别人兴旺发达。这样的说法太过世俗，却是真理。他说，一定要自我反省所走的每一步。他强调“四知”，四知包括《论语》所说的知命、知礼、知言，曾国藩在最后加上了“知仁”成为“四知”，“仁”的意思就是宽恕。

曾国藩的领导之道大多目光向内，是中国传统的“修身治国平天下”的顺序，修身放在首位。修身的道理显得简单、浅薄，甚至有些陈腐，但真正实行起来，它远比战略困难得多。

教 育

在教育上，曾国藩无疑是个杰出的领导者。他的幕府就是培养人才的学校，他既是军政长官，又是老师;幕僚既是工作人员，又是学子。曾赞曾国藩是中国历史上屈指可数的“办事而兼传教之人”。

除为数不多的老朋友之外，一般幕僚都尊曾国藩为师，从道德修养、为人处事到学术观点、文学理论，以至政治、军事、经济、外交等方面，他们都不同程度地受到曾国藩的影响。

曾国藩特别注重“借人之才为才，用人之力为力”。他说，知道古今人们的著述非常丰富，而自己的见识非常浅陋，那么就不敢以一己之见而自喜，应当择善而从;知道自己所办的事情非常少，那么就不敢以功名自居，应当思考推举贤才一起去完成伟大的功业。

“严”

鲍威尔是位绅士，他相信受到恐吓的人是不会有主动性的，也不会真正负起责任，结果是他们的组织会因此受到伤害。另一方面，他又说，认真负责有时就意味着得罪人。

作为湘军领袖的曾国藩更是严字当头，他治军严明，对队伍严加约束，在这方面可谓“六亲不认”。湘军诸将在曾国藩的严格领导下，“虽离曾国藩远去，皆遵守约束不变”。

企业的领导者有三项关键任务：战略、人和组织。战略，决定一个企业要做什么，如何做；组织，决定企业的内外部组织架构；人，具体实施战略。现在，企业领导者都醉心于战略，而忽视了人，而实际上，“人”才是领导者最重要的工作。这就是曾国藩之道的核心。

摘自《经济观察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