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女性被压制的文本

[摘要]美国女作家薇拉・凯瑟的中篇小说《一个迷途的女人》是描写拓荒英雄丹尼尔・福瑞斯特上尉的妻子玛丽恩，在社会变革中不能坚守传统美德而走向迷途的故事。男性对女性的压制并不是作品的主题。当我们用另外一种视角来研读她的文本时，发现这部作品依然放射出灿烂的光彩。从女性主义角度来分析女主人公玛丽恩，可以发现她之所以走向迷途是由于受到父权文化的压制。

[关键词]父权文化，《一个迷途的女人》，玛丽恩・福瑞斯特

美国女作家薇拉・凯瑟(Willa Cather，1873-1947)在谈论《我的安东尼娅》中的女主角时曾经说过，她作品中的安东尼娅如同一只放置在桌子中央的珍贵花瓶，你可以从各个角度观察它，每个角度所获得的感受都是不同的。读者在研读她的其他作品时也深有同感，她的中篇小说《一个迷途的女人》(1923)是当时惟一一部被改编成电影的小说，由于反响欠佳，她不再授权改编她的其他小说。今天，当我们用另外一种视角来研读她的文本时，发现这部作品依然放射出灿烂的光彩。从女性主义角度来分析女主人公玛丽恩，可以发现她之所以走向迷途是由于受到父权文化的压制。

小说主人公玛丽恩是拓荒英雄丹尼尔・福瑞斯特的妻子。她雍容华贵、妩媚迷人，在世人限中她是举止优雅的“贵妇人”。但是在丈夫去世之后，玛丽恩在现代工业文明面前难以自持，最终迷失生活的方向，“走向日趋深化的物质主义和拜金主义迷途”如同安东尼娅一样，玛丽恩也似一只奇异无比的多彩花瓶，男人们(丈夫福瑞斯特上尉，情人弗兰克，暴发户艾维)围绕在她的周围从不同的角度欣赏她，宠爱她，甚至贬损她，侮辱她。当更多的评论家将矛头指向走向迷途的玛丽恩时，通过进一步的研读，我们发现，并不是玛丽恩本人自甘堕落，不能坚守自己的道德底线。而是在男性话语权的压制下，这是她为了生存所能作出的惟一选择。

对于福瑞斯特上尉来说，妻子玛丽恩只是他放置在他房子中用以摆设的花瓶，他可以欣赏她、装饰她，使她成为他家庭财产的一部分。他是美国西部拓荒时代的英雄人物，有着老一辈人“不计实利，豪放爽朗，互相谦让，讲究义气，善于进取”的精神。他接人待物、言行举止都有一套自己的规范，他的“日常用语和举止方式是一成不变的，就好比他的面部表情，很少变化”。他选择玛丽恩做妻子，是因为他有一套自己的择妻标准。在他年轻的时候，他心中就已经有了娶什么样的妻子的想法，他“计划盖一幢房子，朋友们可以来住住，找一位像福瑞斯特太太这样的妻子，使朋友们更觉得这处地方可爱”。他的妻子不一定是玛丽恩，但是一定要符合他选妻的标准，他选择的妻子一定要配得上他的房子。他将她放在房子里。正如他挑选可以用来欣赏的花瓶一样。玛丽恩只是他财产的一部分或是他财产的点缀，对于这样一个娇媚可爱的妻子，他不惜用最昂贵的宝石来装饰她。“他为夫人买宝石饰物来表示他无法用优美的言辞所能表达的感情，这些饰物一定是昂贵的，一定要说明他买得起，而他的夫人又配佩戴。”玛丽恩生活在父权制社会的男性空间里，男性空间束缚了女性活动的空间，男性“为她买下一幢房子，把她关在里头，对她加上种种限制……”美国女性评论家桑德拉・吉尔伯特和苏珊・格巴在《阁楼里的疯女人》一书中指出，19－20世纪的女性文学中，空间形象占统治地位，女性常被禁锢于男性的空间内，而房子就是“女性受监禁的一个重要象征”。生于男权文化的女性，“除了美貌，不要求她们有别的特长”，她们在男权文化的禁锢下，努力将自己塑造成符合男性认同标准的对象，从而过上高贵、优雅的生活。

福瑞斯特上尉娶玛丽恩为妻，他拥有她、欣赏她、装饰她，但在心理上与玛丽恩始终保持着一定的距离。他们之间没有心灵的沟通，思想的交流，情感的融合。他对玛丽恩始终彬彬有礼，温文尔雅，从来不会使用不当的语言，他对待她的态度与他对家里来的其他女宾的态度毫无二致。因为那只是他的一贯行为，他并没有将她融入他的内心世界中。他只让玛丽恩参与家庭琐事，对家里经济状况这样的大事却从来不让她过问，所以当他投资的银行即将倒闭的时候，玛丽恩甚至不知道她们家大难临头。因为不知道家庭财产的经营和管理，所以，玛丽恩也谈不上经济上的独立。他不关心玛丽恩的情感世界，不关心她过得快不快乐，他忽视了他们之间25岁的年龄差距，忽视了一个年轻美貌的女子内心的情感需求，而且当她与弗兰克之间发生婚外恋情时，他却熟视无睹，好像什么都没有发生，其实，他“什么都知道，比任何人都要明白；玛丽恩・福瑞斯特的一切情况，他全明白”。他无视玛丽恩对他的情感背叛，说明他对玛丽恩毫无情感可言。上尉能够给予玛丽恩的除了金钱之外什么也没有，一旦连这些仅有的东西都失去之后，他再也不能成为玛丽恩的依托，而只能依托一无所有的玛丽恩的照料，玛丽恩从上尉摆设的花瓶不得不被动地成为照顾他、为他疗伤的护士。正如西蒙・波伏娃所说：“这个世界是一个男人的世界，重要的决定、重要的职责及重要的行动都靠男人。妇女生活在这个世界的边缘，她们只通过自己的私生活，通过男人们。以一种间接的而不是直接的方式和这个世界保持接触。

在父权制社会中，人们，无论是男人还是女人，在同一件事情上因为行为人性别的不同而持有不同的态度。玛丽恩和她的丈夫之间有着25岁的年龄差距，虽然她丈夫能够满足她许多物质上的需求，但却难填她内心的情感空缺，寻找年龄相仿的情人成为她慰藉心灵需要的途径。弗兰克，一个刚健、强壮、又富于活力的单身男子来到她的身边。这是一个备受争议的人物，年轻时曾以放荡闻名，但是由于他脾气好，办事得体，慷慨大度，而且又是一个孝顺儿子，社会舆论并不会指责他什么，妇女听到那些传闻后“像男人一样哈哈大笑”，甚至有该出嫁女儿的母亲也不会指责他的行为。而对于玛丽恩，社会对于她就没有那么宽容，尽管她有着贵妇人的气质，待人友善，遵守礼仪，在丈夫瘫痪在床时无微不至地悉心照料，但是一旦她的婚外情被发现，在作为叙事视角的尼尔眼中，这个美丽善良的天使就变成失去重心的俗物。尼尔的态度代表了那个时代占主导地位的男性道德理想，女性从属于男性，女性一切美好的东西都是因为男性光环的笼罩才得以发出光彩，一旦她脱离了她所依附的男性，她身上美好的东西便不复存在。波伏娃指出：“女人并不是天生的，而宁可说是逐渐形成的。在生理、心理或经济上，没有任何命运能决定人类女性在社会的表现形象。决定这种介于男性与阉人之间的、所谓具有女性气质的人的，是整个文明。”这充分说明了父权文化系统是女性受压迫和歧视的社会前提，因为父权制把生理差异作为依据，在男女两性的角色、气质、地位等方面制定了一系列人为的价值观念，并从意识形态、宗教、经济等方面对其精心地维护，使其合理化，内在化，从而实现对女性的长久统治。在这样的理论统治下，男人不仅是经济文化生活的主宰，也是女人的主宰。女人则是臣属的，次要的，边缘的。

社会的主流意识决定了男女个人道德判断中的差异， “女性的思维过程更具关联性，倾向于在相互关系中考虑问题，在道德判断中更多地注入感情。而男性则更注重抽象的权利平衡，倾向于区别，更多地考虑个体而非关系。”嘲弗兰克选择玛丽恩作情人是因为一个单身男子空虚的心理需要，只是逢场作戏而已，并没有投入他的真实情感，一旦不需要她时，立即抛弃了她，连基本礼节性的告知都没有。在作品中没有交代弗兰克离开玛丽恩的具体理由是什么，当玛丽恩得知弗兰克要结婚的消息时，尽管外面下着暴雨，路上可能有失足的危险，但她依然不顾一切地跑到镇上给弗兰克打电话。从玛丽恩的电话中我们可以判断，玛丽恩并不想结束他们之间的关系，但是主动权不在她的手上，她只能被动地接受。作品也没有提及电话中弗兰克的只言片语，读者只是从玛丽恩歇斯底里的情感发泄中得知了弗兰克的背离，弗兰克结婚的消息如同无声手枪的一颗子弹，悄无声息却击中要害，其威力使玛丽恩在弗兰克身上铸就的情感之塔轰然倒塌，万念俱灰的玛丽恩从一个受人宠爱的情妇变成一个举止轻浮的“风流寡妇”。

在父权社会中，男性对女性持有一种矛盾的态度：需要和厌恶。如果说玛丽恩的丈夫福瑞斯特上尉和情人弗兰克都是因为需要而接纳玛丽恩的话，那么艾维，一个精明狡诈、粗俗无理又不择手段的暴发户，自始至终对玛丽恩抱有不屑和厌恶的态度。

暴力和凶残是以自我为中心男性的特点。在作品艾维出场的一幕中，被称作“毒艾维”的他在上尉的树林中残忍地用刀子将一只啄木鸟的双眼剜去，使这只慌乱、绝望的鸟儿找不到方向，在黑暗中痛苦地挣扎。啄木鸟象征女主人公玛丽恩，艾维的残忍象征父权社会男性的残忍，啄木鸟迷失方向象征后来玛丽恩的迷途。艾维对啄木鸟的摧残表现了他对树林主人的鄙夷与不屑，在别人眼中视作贵妇人的玛丽恩对于艾维来说没有什么了不起，“我地位跟她一样高”。尽管他这时只是一个青年，在社会上还没有什么地位。但由于他男性的骄傲使他不把玛丽恩当一回事，他从一开始就把玛丽恩看作是福瑞斯特上尉财产的一部分，把女人作为男人的占有和剥削对象正是父权社会男性的一大特征。艾维有着强烈的控制欲和占有欲，他对玛丽恩没有丝毫的温情和尊重，他只是从男性的立场和意识出发，为拓展其自身的社会和经济地位将玛丽恩作为玩弄于股掌之间，在玛丽恩落难时他落井下石，不仅侵吞她的财产，还践踏她的尊严，玩弄她的身体，将玛丽恩变成他的，使她成为精神、肉体和物质上的披压迫者，将他典型的男性占有欲和权力欲发挥到极致。

一个人在社会上的地位是由他的政治权力的高低或经济力量的强弱来决定的，拥有经济地位的上尉一旦失去其财产，就会变得一无所有，女人的社会地位是由她所依附的男人来决定的，一旦上尉变得一无所有，依附他的玛丽恩在社会上也无法立足。而这时的玛丽恩不仅因为没有了上尉的依靠而无力反抗，甚至为了生存不得不将她原先存放在上尉朋友那儿的钱转移到善于投机的艾维手中，以便于获取更多利益。社会和经济地位的双重丧失使玛丽恩屈从于举止粗俗、缺乏教养的艾维。最后不得不卖掉房子，背井离乡，逃离这个她无法保持完整自我和自尊的社会，被压抑的处境最终使她在公众领域向男性的统治投降。

无论是摆设的花瓶，疗伤的护士，还是受宠的情妇，轻浮的“风流寡妇”，抑或是受伤的啄木鸟，被辱的，所有这些角色都是以男性为中心、根据男性的需要进行界定的，女性没有自我，是“他者”，是被物化的男性生活的调剂品，是男权社会的牺牲品。

薇拉・凯瑟的主要作品以描绘美国边疆人们坚忍不拔的拓荒精神为主题，《一个迷途的女人》是一部过渡时期的作品，易性对女性的压制并不是作品的主题，作者也并不是刻意想要将男性描绘成男权主义者。在当时的社会环境下，凯瑟只是选择具有代表性的人物进行客观性的艺术塑造，男人和女人的行为是当时社会最典型、最自然的流露。正是这种自然流露，才让读者体会到，父权制下的男性中心主义已经在人们日常生活中根深蒂固，要想脱离男性中心文化，女性必须摆脱对男性的依附，塑造独立的自我形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