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生代的苦闷和改变

成长于农村、脱离了土地、从学校直接进入工厂，渴望在城市中完成身份转换，新工人中具有相对完整教育经历的群体正沿着这样的生活路线逡巡。他们的教育资本来自于父辈们外出打工的反哺，被寄予改变家族命运的希望，最终却仍然无法摆脱底层身份。

然而，他们又与上一代有所不同，他们没有艰难而隐忍的劳作体验和生活阅历，读书带给他们更多的是较高的自我期许。教育程度却不足以彻底改变命运、成为经济发展的优先分享者。当80、90后成为新工人的主体部分，他们注定要比老一代的打工者更加深切地感受到落差。

“野夫刀”和他的20万

中专学历的“野夫刀”是郑州富士康的一名员工，2004年毕业于老家一所不知名的技校，学的是钳工。他称自己为“久经考验的二代农民工”，这个网名源于他钟爱的一句唐诗“野夫怒见不平处，磨损胸中万古刀”。读技校的几年，大约是他人生中最充满希望的时候，老师常常说“你们这个是最挣钱、最有前途的专业”。“那时候读的书也都是风花雪月、励志名言之类的，总之就是一些让人更加自我沉醉的东西。”他说，出了校门才知道，老师根本就是在“吹牛”，学校里教的那些东西早就被淘汰了，和工厂的工作风马牛不相及。

刚出校门，幻想就被打破了。17岁的他自信满满只身去了上海，到江南造船厂应聘车工，那是他理想的工作环境，大企业、高收入。“你见过房子那么大的车床吗？还应聘车工。”“野夫刀”说，人家撂下这句话，正眼都不看他。遭到打击后，他决定放弃高要求，去深圳做普工，刚开始的时候每个月收入不过几百元，前后换了好几份工作。其间，技校的老师曾给他打电话，让他帮忙招生，“野夫刀”一口回绝：“你别再画饼了。”

“以前工资低，但还能感觉到尊严，现在连自尊都没有了。”2010年，他跳槽到了烟台的富士康。几年下来，他发现自己完全不属于城市，以前想的是再也不回农村了，现在唯一的动力就是攒钱。“有了钱才有脸回家，才能盖梦想中的农家小院”，“野夫刀”这样规划自己的未来，这也是他几次想辞职不干但仍在坚持的原因。他的目标是20万，目前才存了9万元。这让他感到沮丧，“建设用地的费用一直在涨”，他不知道即使攒够钱，还能不能顺利盖房、结婚。

“野夫刀”的经历与分散于全国大小工厂的新生代农民工并无不同，他们即便受过职业教育或者有更高的学历，在流水线上的日常生活中，依然在重复上一代的宿命，苦闷、冰冷的工作环境让他们不堪重负，达观者也只是以频繁跳槽的短工化态度“用脚投票”。他们经历了从农村到城市的短暂梦幻，最终却发现农村才是更具幸福感的安身之所。

教育并没有带给他们过多的学历优势，在全球产业链低端的生产体制中，学历很少能够对应相当的红利，正如媒体曾经报道的深圳富士康招聘的大学生，经常被当作普通操作工来使用，大学生通常以“储备干部”名义招进来，要求从普通员工做起，但何时“储备”结束却没有明确规定，这实际上就是将大学生当农民工使用。这种窘境使得一些大学生“储备干部”看不到前程，从2001到2008年，这个群体多达6000多人。

然而，他们毕竟已经与上一代的农民工有所不同，教育没有带给他们文化意义上的知识，而更多是城市生活的体验和平等观念的建立。当他们的内心体验得到群体呼应、在维权中实现自组织的时候，就会迸发出更多的自我效能感。

集体行动的主角

“新生代农民工在学校中所学到的知识、技能在生活和工作中的体现极其有限，真正发生作用的是他们对城市生活方式的认同和新的社会关系的建立。这潜在地提升了农民工维权行动的能力。”清华大学社会学系教授郭于华说。

“野夫刀” 就曾经参与过烟台富士康的一起争取权益。去年，这家工厂决定加薪，但是2月份和3月份进厂的人加薪额度不同，相差150元，而且没有年终奖。在一次员工大会上，“野夫刀”和其他一些3月份才进厂的工人表示不满。“一开始大家没有那么激动，后来一个义警指着我骂‘再喊一句就弄死你’。”“野夫刀”说，那名义警正要走过来打人的时候，大家冲上去把他摁在地上打了一顿。事态由此激化，“野夫刀”号召大家走出车间。事件平息后，大部分人的工资涨了，但不包括“野夫刀”。回想起自己的那一次经历，他觉得有些后怕，因为当时工会主席扬言要抓人。“我怕事情闹大，觉得胳膊拗不过大腿，但我还是觉得很有意义，以前在历史书上看到的罢工，都是很正义的事情。”他说。

近几年，新生代农民工为主导的抗争在多个城市出现。2010年以来发生的抗争浪潮可以看作80、90后的新生代农民工成为主导力量的标志，虽然他们争取利益的行为更多是基于对当前生活的不满，很难说教育程度的提高直接导致了维权自觉，但与第一代农民工直接从泥土中来的状况相比，他们的教育背景变化的确是形塑从“农民”到“工人”身份认同的关键。

知识化与改变

国家人口计生委的《中国流动人口发展报告2011》显示，新生代农民工受教育水平明显提高，大学生所占比例超过5%。教育产业化的大潮为他们提供了知识化的可能性。

郭于华所在的课题组曾对这一群体进行过长期、广泛的调查。统计数据显示，从受教育年限来看，新生代农民工的平均受教育年限是10.7年，远高于老一代农民工的8.6年。他们当中接受过高中、中专、技校及大专、自考本科等中高等教育者的比例远远高于老一代农民工。新生代中有40.2%的人是在学校毕业的当年就进入企业工作，远高于老一代农民工6.6%的比例。新生代农民工在从学校毕业后第二年进入企业的比例也达到15%。这一部分的新生代农民工在进入企业前，很难有机会参加一个完整周期的农业生产。

“工人要求的是增加工资，而不是补发被克扣的工资。这表明，新生代农民工的诉求开始发生变化。”郭于华说。

课题组对近两年发生的11起争取权益个案进行的调查发现，农民工的年龄和教育结构的构成不同，导致他们在争取权益时的诉求产生较大差异。在那些以新生代农民工，特别是受过中高等教育的新生代农民工为主的工厂中，会明确提出建立工资调整制度和完善工会制度的要求。而在那些老一代农民工仍占相当比例或者新生代农民工的文化程度主要为初等教育的工厂中，通常只是为了要求补发被克扣的工资或者要求企业遵守政府规定的工资标准，或其它劳动权益的规定。

“新工人与传统体制联系较弱，与老工人的自尊不同，他们对于在新体制中改善自身地位更有自信。为此可能与传统的管理方式发生冲突，他们深知改革对自身地位是有利的。”中国劳工关系学院教授冯同庆说。

虽然新生代的集体行动仍然是以劳资纠纷为主，但在与资方争取权益中，新生代农民工意识到了工会组织的重要性。因此，在争取权益中，新生代农民工通常会提出建立工会或者改组工会的诉求。然而在工会职能弱化的情况下，劳资双方的缓冲地带很难建立，尽管工会直选在深圳、杭州等地已经进入实践阶段，与2007年以前能否成立工会都是一个问题的状况相比，现在已经有很大的进步，但距离真正意义上的作为工人利益代表的工会组织还很远。

除了政策空间的限制，新工人本身的原子化状态，使他们更多面临生存压力和对于前景的迷茫。一旦成为打工一族，就很难有接受再教育的机会。北京一家劳工NGO打工艺术文化博物馆为打工者提供了电脑技能、法律知识和社区调查方法三门课程。但目前只有20个人，曾经一度有一半工友流失。工作人员吕途说，很多人半途离开是“因为无法忍受长时间没有工作”。

在原子化状态下，知识化的新工人更多是对个人生活和工作处境的挣扎，即使偶尔在以集体面貌出现的行动中，他们的诉求也局限于利益和工厂管理层面，而并非对整个劳资分配体系的对抗，只是作为一个员工，而非群体中的一分子。然而，随着中国高等教育和职业教育的普遍化，更多的新工人将完成教育水平的升级，他们对现有的生产分配体制或许将发生更大的冲击。

因此，让工会组织回归本位、真正代表工人利益，使劳资双方能够在法律框架内有序展开博弈、取得利益平衡，是保障工人合法权益、维护社会公正的当务之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