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等收入陷阱”面前韩国巴西的不同选择

20世纪80年代以来，巴西经济增长呈下滑趋势。受“华盛顿共识”新自由主义思潮影响，巴西政府大幅削减公共财政预算，研发投入急剧萎缩，本土优秀研发机构被弃置，丧失了新一轮技术革命带来的重大机遇。同时，跨国公司对巴西本土企业大肆兼并重组，进一步削弱了巴西本土企业技术创新能力。2002年巴西人均GDP为2867美元，倒退到20世纪80年代末的水平。20世纪八九十年代也是韩国从中等收入国家向高收入国家迈进的关键期，面对更具成本优势国家的竞争主动求变，把握世界新一轮技术革命带来的机遇，实施“科技立国”国家战略，从而占据了经济发展制高点。

实施科技优先发展国家战略是突破“中等收入陷阱”的先决条件

20世纪80年代以来，韩国经济发展环境发生重大变化。1978年爆发的第二次能源危机使西方国家陷入经济萧条，西方国家实行贸易保护主义，国际贸易环境恶化，对外向型经济体韩国形成冲击。同时，新技术革命在世界范围内兴起，高技术产业迅速发展，世界产业结构优化升级，韩国逐渐丧失了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的比较优势。经济严峻大背景使得韩国认识到，必须着眼强化经济增长的内生动力，通过优先发展科学技术，增强自主创新能力，方能促进发展方式转变和结构转型。

1982年，韩国正式提出“科技立国”战略，并明确其主要目标是利用先进技术改造原有产业。进入90年代，韩国政府为减轻对发达国家的技术依赖度，进一步丰富和发展“科技立国”战略，开始重视发展本国的高新技术产业，促进产业结构的优化升级。进入21世纪，为应对日益激烈的国际科技竞争格局，韩国政府又提出“第二次科技立国”战略，核心内容是从“引进、模仿”创新转为“创造性、自主性”创新。2011年初，韩国知识经济部公布了2020年产业技术创新战略思路，提出要实现从“快速跟踪”战略到“领跑者”战略的转变，并实施“独一”未来成长战略。作为“科技立国”战略重要内容，20世纪80年代以来韩国大幅度增加了对R&D(研究与开发)的投资，反映了政府政策从促进轻工业传统工业到关注重工业技术型工业，再到发展知识和技术密集型产业的重大转变。

几乎是同时期，巴西奉行“华盛顿共识”从而走上了新自由主义道路。巴西政府通过大量吸收外国直接投资，并大举借债，试图由上而下地推进工业化，发展本国经济。经济增长过分依赖外资的结果是，跨国公司完全占领其高端产品市场，使巴西几乎放弃了独立的科技、产业和创新政策，逐渐沦为西方发达国家的经济附庸。为降低财政赤字，政府大规模削减公共开支，教育、科学和技术研究资金首当其冲，这对巴西产业发展和结构转型造成严重障碍。20世纪70年代以来，巴西已拥有重要的消费型电子工业，较为现代化的通信系统，若干家通信设备本地制造商以及高水平的技术基地，具备把握新一轮信息技术革命的机遇和促进产业优化升级的重要条件。由于缺乏必要的公共财政支持，巴西无法促成以微电子技术为核心的新产业集群的兴起，并进而实现以技术革新带动新一轮的资本积累。科技进步和创新在巴西新自由主义的国家战略中缺乏有效定位，直接后果是，相当长一段时期，巴西的出口仍集中在传统产品，产业结构的低水平重复导致经济发展的低水平徘徊。

韩国、巴西两国政府对科学技术发展的不同态度可从两国R&D投入强度比较中得到佐证。1981年以来两国R&D投入强度的演变情况与两国人均GDP演变趋势高度相似，20世纪80年代韩国、巴西R&D投入强度起点的差距并不大；但随着韩国“科技立国”战略的确立实施，韩国研发投入保持了持续高速增长态势，并于2007年达到3.47％，超过美国、日本等发达国家，位于世界前列。长期以来，巴西科技进步与创新不受重视，R&D投入强度始终在1％以下徘徊。RAD／GDP不仅仅是科技投入指标，更重要的是反映出国家经济增长中科技和创新驱动因素的重要性，体现了经济结构的优化状态。韩国、巴西人均GDP增长曲线与R&D投入强度增长曲线的耦合性充分显示，研发投入、科技发展与经济增长存在正相关，科技优先发展是突破“中等收入陷阱”的先决条件。

保护和强化企业自主创新是突破“中等收入陷阱”的重要动力

韩国对保护和强化本土企业自主创新始终高度关注，并对外资有可能对本国创新能力的侵蚀保持着高度警惕。

工业化早期，韩国政府为本国市场不受跨国企业影响，采取限制外国直接投资和外国许可技术进入国内的政策。韩国接受外国直接投资的规模及其在国外贷款中的比例都远低于其他新兴工业化国家，如韩国外国直接投资份额在1983年仅相当于巴西的7％；外国直接投资占国外贷款的比例在韩国仅为6.1％，而巴西为21.8％，充分反映了韩国的对外政策是要促使本土企业“独立”于跨国公司的管理控制。20世纪80年代以来，为寻找新的经济增长点，韩国试图进入发达国家支配的产业领域，导致很多发达国家出于保护本国知识产权的需要，要求韩国改订著作权及特许权法，实际上对韩国先进产业的自主创新形成了倒逼机制。与巴西直接引进国外技术不同，长期以来韩国政府提倡企业通过反向工程来分解研究外国资本货物的技术。反向工程活动与R&D活动有很强的共通性，这为80年代中期以后韩国走上自主研发道路奠定了坚实的技术基础。

在新自由主义思潮的冲击下，巴西的自主创新能力遭到极大削弱。研究机构有的被私有化，有的则改变了科研计划，导致大量科学研究支出被削减以及本地创新网络的缺失。解除管制、私有化以及汹涌的企业合并兼并浪潮的结果是巴西本国研究开发机构遭弃置，被从跨国公司进口技术取代。巴西不以追求自主创新和自主品牌为政策目标。以汽车产业发展为例，巴西通过出让国内市场换取国际投资，鼓励跨国公司入境投资设厂，不追求“民族汽车品牌”。此举虽然增进了居民福利、节省了技术研发费用、减少了投资风险和市场风险，但付出的代价是，阻碍了本国自主创新和自主品牌的发展，本国汽车产业和汽车市场被跨国公司控制，成为依附型产业。巴西这种仅停留于利用外生性后发优势的产业发展政策，虽能在短时期促进GDP快速增长，但由于缺乏自主创新的内生驱动，在某种程度上，只是发达国家企业车间的搬迁和延伸。因此，巴西不能像韩国那样，形成多样化的具有自主研发能力的制造业体系，也就不能拥有技术产品的生产规模和在世界市场上的占有率。巴西经济发展过度依赖外资而不是培育和强化本土创新能力，也许就是导致其陷入政治经济危机的关键。

政产学研用相结合的创新体系是突破“中等收入陷阱”的制度保障

韩国工业化和现代化进程中最显著的特点是，通过强有力的政府顶层设计和统筹协调，促进不同创新主体，包括大学、科研院所和产业界的紧密联系。政府掌控方向盘，制定出政策和目标，用胡萝卜加大棒来指挥着企业、大学和科研院所的创新活动；大学和科研院所，则提供着工业化和现代化所必需的科学知识和技术能力；而私营企业，特别是大财团，则起着将科技成果产业化、发挥创新驱动经济增长的发动机作用。

整个20世纪70年代，韩国政府是整个国家技术创新体系的建设者与规划者，在调控政策与手段方面，主要通过“规划与计划”引导科技发展方向。进入80年代后，韩国产业政策开始逐步由政府主导型向政府引导型转变：在技术发展方向上，政府逐步将主导权交给企业，由企业来决定技术创新的方向；对企业的支持上，政府更多采用税收、金融等间接手段引导企业从事技术创新。从90年代开始到21世纪，政府将主要着眼点放在协调各创新主体之间的关系上，将产学研用等创新主体有效连接起来，提升创新体系的整体效率。

巴西缺乏一种将科学技术成果应用于经济和社会领域的创新机制。2004年巴西政府出台的《创新法》鼓励大学和企业联合创新的做法引来科学团体的极大反对，他们认为将大学置于市场压力下会破坏知识发展的平衡，容易导致公共资源的私有化。巴西有70％的研发经费来自政府和公共部门，大学和研究中心承担了80％的研发项目。私人企业的R&D投资仅占总投资的35％，而且主要集中于少数大企业。占经济主体的民族中小企业，几乎不存在R&D和创新行为。2004年以前，巴西法律禁止政府直接资助公司的创新行为，也不允许公司雇佣大学研究人员，这样不仅创新主体自身的能力建设削弱，主体问的交流互动和衔接更被制度束缚，形成中小企业创新的重要障碍。

目前，巴西政府也认识到创新的制度性缺失问题，声称巴西存在着科研成果无法向产业部门有效转化的矛盾和障碍，已严重影响到巴西的国际竞争力。近年来，巴西出台了一系列促进大学与企业合作的法律和政策，旨在将科研成果应用于经济和社会领域。然而，这种矛盾是历史积淀下来的，制度性缺失很难一朝一夕得到扭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