平台开放呼唤契约精神

在未来几年内,无论是开放还是全业务都有自己的机会

放平台与全业务的融合趋势

《新经济导刊》:有人认为,中国互联网过去十年是平台的天下,而下一个十年的趋势是开放平台。您认为,中国互联网行业的趋势是开放,还是全业务?为什么?

岑峰:互联网的过去10年并不能说是“平台”的天下。数一数2000年以来的互联网相关上市公司,先是门户,再是SP和游戏,期间三大巨头“BAT”相继上市,可以说是百花齐放,在每个领域都存在着机会。即使是我们今天认为最具平台相的三大巨头“BAT”,也并不是一开始的时候就定下了“平台”的目标。例如腾讯,一开始的时候只是一个即时通讯软件,在用户量迅速增长之后,才从增值的角度去满足用户的需求和整合各种资源,今天像腾讯做的财付通开放平台,其目的也是为了更好地满足用户需求。

要讨论中国互联网行业的趋势是开放还是全业务,就要看哪种方式能够更好地满足未来用户的需求。在未来几年内,无论是开放还是全业务都有自己的机会,因为用户的需求是多样的,无论是作为开放代表的Facebook,还是作为全业务代表的Google,都会有自己的机会,而且,可能会出现开放平台向全业务、全业务向开放平台的融合趋势。

《新经济导刊》:毋庸置疑,平台开放是大势所趋,但事实是,腾讯、百度都声称开放平台,但更多是通过收购,渗透染指所有业务领域。尽管它们在圈地时没想好种什么,也可能这块土地本身就是盐碱地。与一些企业谋求的全产业链相比,平台开放有哪些先进性?

岑峰:腾讯并不是“尽管不一定想明白圈下来的地到底能种什么”,腾讯的四处圈地是与腾讯的“用户需求导向”策略相关,这决定了今天腾讯可能进入互联网所有领域的格局。平台的开放实质是外包,或者可以用国际贸易的比较利益来解释。这有助于互联网企业集中优势资源做自己最擅长的事(尤其对小企业来说更是如此),但对少数互联网巨头来说,当内部需求大到足够让其决定自己来做相关的工作,或者外包的成本高于自己生产的时候,企业会更偏向于全企业链,Google自己生产服务器就是一个例子。

《新经济导刊》:开放平台后,既要保持自身利益与威慑力,又要平衡生态系统的利益,开放平台者如何区分自留地与开放领地?以京东商城为例,供应商中有些采用是原来的合作模式,有些采用开放的模式,二者公平的地位如何实现?

岑峰:这个问题京东的刘爽回答是:联营商家和商品与自营采购的商品得到同样的展示资源和曝光率,在每个商品(无论自营联营)上都有联营商家的商品价格和入口,站内搜索和首页/各频道页的免费/付费促销资源也都相等地分配开放给联营商家。我个人认为,一个成功的开放平台关键是如何让平台与用户需求吻合,而不是强制地区分自留地与开放领地。

《新经济导刊》:在开放平台过程中,中国互联网企业还有哪些可以预知的挑战?又将如何应对?

岑峰:第一,互联网企业中有能力做开放平台的毕竟是少数,对现有的互联网企业来说,最大的挑战在于如何设计游戏规则和做好平台的运营,使得平台商可以享受到合作和外包的好处,而合作方可以充分分享平台商的各种资源,实现互利。

第二,从更长远来看,现有平台商企业还会面临传统企业向互联网转型的冲击,例如京东,从长远来看一定会受到苏宁国美的直接冲击。

《新经济导刊》:互联网“平台”模式可以给其他行业、企业带来哪些启示?

岑峰:“平台”模式并不是互联网特有的,在许多传统行业如钢铁、汽车等行业,同样也是“平台”运营的代表。在这些巨头的附近往往都会有一大批配套厂家,传统企业们可以将如零部件等产品或服务进行开放,制订统一的标准,购买这些产品和服务,来达到扩大规模、降低成本的目的。

关键在于能否创造商业模式

《新经济导刊》:正如您在《第三方平台,看上去很美》一文中的观点,但让我们纠结的是,对腾讯、百度来说,它们的核心业务,无疑是利润最丰厚的一块,但长尾市场总体规模利润显然更大,它们的圈地行为符合长尾理论。如此,效率与规模哪个更重要?

陈志刚:用平台来跑马圈地是中国互联网企业当前的主要策略。对百度、腾讯等来说,它们当前寻求规模效应,应该优先于效率。通过平台开放,它们寻求的是规模经济和范围经济。当然,更重要的是把平台作为插手和发现新领域,及早发现潜在的竞争对手,并扼杀在摇篮,也是主要的考虑之一。

《新经济导刊》:与国外公司如谷歌、Facebook、苹果等相比,中国互联网企业更多是保守,做任何业务好像都愿意亲力亲为。原因是什么?

陈志刚:中国互联网企业更倾向于亲力亲为的主要原因在企业之间缺乏契约精神,导致了基本信任的匮乏,当然缺乏契约精神主要外在原因是法律制度环境的不完善。由于中国企业缺乏契约精神,觉得这创意好,就自己拿去做了,开发者对之也无可奈何。

事实上,百度在开放平台后,很多开发者都在抱怨,对百度是否开放的质疑声音也很多。现在很多企业都说要开放平台,实际上真正需要开放的东西反而没有开放。比如腾讯的用户资源开放后,它也害怕被竞争对手利用,当然它也不会这么干,这也可以理解。

尽管平台开放是大势所趋,但包括电信领域也如此:运营商、增值服务提供商、第三方平台等之间缺乏信任。而相比来说,国外公司比如谷歌、Facebook等则相对比较专注。

中国企业开放平台的目的性与国外企业是不同的。国内企业需要解决的是,内部创新不足的问题,因为中国企业普遍内部效率低、规模大,而这限制了其创新,因此,并不是为了把业务通过平台形成产业联盟,形成自己的竞争优势。国内的互联网企业更多是在单打独斗,而国外公司希望通过开放平台形成产业同盟,它们是产业群竞争的概念。

《新经济导刊》:假如中国的互联网企业真正能够做到平台开放,这会给自己、整个行业带来什么好处?

陈志刚:从市场发现来说,可能一家企业(包括大企业)熟悉的领域、拥有的资源有限,它们对细分市场并不了解,没有发现客户的能力,只能依靠对这个细分市场更熟悉的人,但这些有发现能力的人恰又没有资源支撑。因此,对开放平台来说,资源能够得到优化配置,发挥其更大的价值。

从业务的满足看,对于客户的一些需求,生产厂商可能也知道,但真正服务起来,成本则相对较高,这是长尾的基本理论。对中国厂商来说,开放平台可以真正有助把产业链条拉长,提高自身竞争力。百度的核心优势是搜索引擎,广告收入,通过开放平台,将链条深入更多的领域,比如视频、搜索等行业应用领域。相对来说,竞争链条越长,竞争更有优势。

问题的关键在于,平台领导者能否通过平台创造商业模式。平台开放后,不在于为合作者能够提供更多的技术,而在于如何聚合新的价值,而开发者利益如何分配,就是非常值得研究的课题。移动梦网之所以能够成功,就是因为其创造了全新的价值,中国移动在当时的确把价值在用户、运营商、增值服务商等之间,作出革命性的分配机制。

《新经济导刊》:对开放平台的互联网企业来说,他们应该如何区分自留地与试验田?

陈志刚:因为各家企业的资源不同,采取的策略有所不同。对运营商来说,要分清哪些领域该做,哪些领域需要做。对中国的互联网企业来说,既然要做平台,就应当是游戏规则的制定者和监督者。做平台还要具备三种能力:一是开放网络的服务能力;二要控制好技术、网络、资本等的路口;三是要做好游戏规则的监管者。对百度、腾讯来说,自留地应该是那些能够成规模,比如视频、搜索、电子商务等公共供给、工具性的业务,而特别细分的垂直细分则没有必要去做,可以让利给中小开发者。这样,生态系统才能和谐。

《新经济导刊》:同样是首屈一指的互联网公司,为什么淘宝受到的诟病相对较少?

陈志刚:因为淘宝平台主要是在商业层面,很少介入与个人道德行为紧密相关的领域。事实上,不管是即时通讯、杀毒软件、搜索引擎都或多或少与社会规范关联。马云在商品流通流域比较专注,在商业交易中的自律做得还是不错的。淘宝之所以受到推崇的另一个原因是解决了很多人的就业问题,很多宅男宅女、小商小贩通过淘宝网找到了自己的生存空间。显然,在此意义上,淘宝网更像一个社会公器,而游戏、社交等工具,不是特别严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