伟人身边人细诉伟人身边事(九)

在北京甘家口的一栋普通居民住宅楼里住着一位老者，这位看起来普普通通的老人却有着不寻常的经历：他曾多年照顾的生活起居，在20世纪50年代初见证过红墙内一代伟人的生活细节，而毛家子女的入学表格里的家长一栏居然填的也是他的名字……他就是的第三任保健医生兼生活秘书王鹤滨。在那段特殊的岁月里，王鹤滨接触到了一个不一样的，也度过了一段难忘的时光。

领袖口吐粗话冲淡拘谨氛围

1924年4月，王鹤滨出生在河北省安新县北冯村。接受笔者专访时，他回忆说：“父亲给人家当长工，母亲每天编织苇蓆，尽管很穷，父亲还是要让我念书，他认为自己苦了半辈子，就是吃了没文化的亏。我母亲生了6个，活了3个，我是老六。我的名字是本家一个爷爷取的，‘鹤’是辈号，因为家住在白洋淀，就取名‘滨’，也就是‘水边’的意思。”

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后，领导的八路军一二师在王鹤滨的家乡一带建立了抗日根据地。次年，14岁的王鹤滨高小毕业后参加了抗日工作，在专署做一名勤务员。15岁那年，他进入安新县政府工作，先是做油印员，后来被调到秘书室当书记员，主要是为领导和机关起草文件。1940年10月，王鹤滨离开家乡，考入了华北联大教育学院中学部，1941年又转入晋察冀白求恩学校高二期（相当大专班）学习，1943年夏进入解放区最高的医学学府——延安中国医科大学学习，校址在延安城东约15华里的延河南岸柳树店。

1943年初秋的一天下午，开学上课不久，同学们正在窑洞里复习功课，一辆美式吉普车驶进了柳树店，停在延安中国医科大学的操场上。当车上的人走下来时，被附近的几位同学发觉了，他们立即欢呼起来：“来啦！”这是王鹤滨第一次见到。

校领导指示各大队集合，整队到大礼堂听讲话。当出现在礼堂门口时，同学们便热烈地鼓起掌来，掌声宛如暴风骤雨，响个不停。王鹤滨只见微笑着举起了双手，手心向下，接连轻轻地按了几下，示意大家安静下来。

“枪是可以杀人的！”表情严肃，语调高昂又激烈，几乎是一个字一个字地加重着语气，“同志们！我们革命党人认识这个真理，代价却是极其惨重的，花去了无数个革命志士的生命，是以革命遭到了失败的教训才认识到的。于是，我们革命党人总结了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失败的教训，也拿起枪来，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擦干身上的血迹，掩埋好战友的尸体，我们继续战斗了……”

虽然的讲话带着浓重的湖南口音，但王鹤滨与同学们都听得清楚、入神，每个人都屏住呼吸，聚精会神地聆听着，目不转睛地望着，只怕漏掉了一句话、一个字，漏看了的一个动作，一个手势……

那天，王鹤滨就坐在第一排，与仅隔一张当作讲台的小桌子。那伟岸的身躯、宽阔的前额和深邃的目光，给王鹤滨留下了深刻印象。尤其是穿着的那身与普通战士一样褪了色的灰色军装，更是让他一辈子难以忘怀。当时，所穿的军裤左右膝部各有一块长方形的大补丁，补丁虽然也是灰色的，但明显要比裤腿新一些。晚年，王鹤滨还对当年的场景记忆犹新：“我们席地而坐，主席前面就是一张小桌子，卫士给他倒开水放在那儿，主席穿着一条补着补丁的裤子，两边都补着补丁，穿着一件旧的灰色军装，给我们做报告。”

1944年，王鹤滨被选为全校模范学生。第二年春天，课程尚未学完，他便被调到延安中国医科大学附属医院任住院部医生。

1945年9月，王鹤滨毕业后被调到中共中央军委卫生部医政科工作，同时兼任中央门诊部的眼科医生，并且是中央卫生机构中唯一一位眼科医生。

1946年初夏的一天下午，王鹤滨提着配镜盒，跟着中央门诊部副部长傅连暲去王家坪给检查眼睛。他们到达时，正伏案办公。一看到他们，放下了手中的笔，站了起来。傅连暲向报告了来意。这时，王鹤滨才知道，事先并没有告诉要给他检查眼睛。王鹤滨想，大概是怕主席因为工作忙而会拒绝检查，所以傅连暲才采取了“突然袭击”的办法，使不好推却吧。协商的结果，同意检查。接着，傅连暲把王鹤滨向作了介绍，微笑着向王鹤滨伸出手来，王鹤滨双手握着他那只又大又厚的右手，激动得竟忘记了问好。

检查完毕，王鹤滨向报告说：“主席，你的眼睛有轻度近视，要配眼镜吗？”答道：“看东西不碍事，不要配眼镜了。”

告辞时，把傅连暲和王鹤滨送到门口，说：“不远送了！”王鹤滨握别主席，目送他回到办公室。

1949年8月的一天，中共中央办公厅行政处负责人罗道让正式通知王鹤滨：“鹤滨同志，上级决定派你到中南海去做的保健医生，叫我与你谈谈，看你有什么意见？”这突如其来的消息，使王鹤滨有点胆怯起来：做主席的保健医生，是件责任重大的政治任务，主席的健康是全国人民的共同愿望，我能胜任吗？但王鹤滨又考虑到这是一件光荣任务，于是在犹豫了一下后，回答说：“我去，但怕做不好！”

罗道让鼓励他说：“就去吧！在身边工作是个极好的学习机会，只要踏踏实实、兢兢业业地工作，就一定会把这一重要的任务完成得很好的。”

当天下午，王鹤滨手持介绍信，来到中南海菊香书屋。看过信后，对王鹤滨微笑着说：“好！王医生，欢迎你到我这里来工作，我现在要去开会，以后我有事就找你。”说罢，把手伸了过来，与王鹤滨亲切地握手。

一天下午3时许，的值班卫士王振海通知王鹤滨到那里去。到了的起居室，王鹤滨看到穿着旧毛巾布做的睡衣向右侧卧在床上，手持翻卷着的线装书正在阅读，因为室内的光线不足，屋顶上的灯和床头桌上的灯都亮着。见王鹤滨进来，立即将手中的书放在了床面东侧的书堆上，面对着王鹤滨斜靠在床头上，用手示意王鹤滨坐在床边西侧的一把靠背椅子上。

微笑着说：“王医生，目前我这里的事情不多，有时间你还要多照顾一下其他的几位书记。”王鹤滨全神贯注地听着，表情有些拘谨。这时，抬高了点声调，嬉戏道：“王医生，在我这里工作不要拘束，有话就说有屁就放——啊？”

王鹤滨一直记得，当时将最后的“啊”字发音成“ǎ”音，“这句话说出后，他失控般地咯咯咯地笑了起来，笑得连双肩和颈部也抖了起来，不知是他回味了自己的粗话好笑，还是看着我拘束的表情好笑，还是看到我听了他的粗话而有点震惊，所表现出来的不知如何应付的窘态好笑？我确实像受到突然袭击一样，不知如何应付这种场面，更找不出合适的语言回答。他想用这种直率的、乡野式的语言同我交谈，缓解一下气氛。明白过来后，我也笑了，气氛活跃了起来。”王鹤滨回忆说。

1951年春节前的一天，与王鹤滨拉起家常：“王医生，你的老家在哪里呀？”王鹤滨用抗战时期的用语回答：“冀中军区，白洋淀。”

听后笑了，又问：“家里还有什么人呐？”王鹤滨一口气把家庭成员拉了出来：“家里有父亲、母亲，一个姐姐早已出嫁了，哥哥在保定市工作。”

“你回家探过亲吗？”关心地问。王鹤滨摇了摇头，说：“1949年初夏，我在香山门诊部工作时，父母来看过我，但一直没有回去过。”

“你应该回家去看看父母的哟！”带着一些责备的语气说道。

王鹤滨解释道：“主席，工作离不开。再说，父母来看过我，与我回去一样。”

“我派你回家去看看父母。另外，回到家乡看看农民们生活得怎么样。”催促着王鹤滨早点回家看看。于是，第二天，王鹤滨就乘上了从北京到保定的火车，然后再坐小木船，回到了阔别10多年的老家。

探亲归来，王鹤滨把农村的见闻写了一份书面报告。看后，又问了一些情况。当王鹤滨讲到在家乡的几天中，几乎每天从早到晚在为农民义务看病，又因为没有架子而很受农民们的赞誉时，沉思了片刻，指示道：“王医生，你到农村去，就在你的家乡办个医疗点吧！弄些药品和医疗器械去，你一半时间在我这里工作，一半时间到农村去为农民看病。”言语恳切，但王鹤滨没有敢表态，因为这不大现实，不过，这件事后来一直搁在他心底。

王鹤滨说，新中国成立初期，在身边工作的同志几乎都和自己一样，大都是农家子弟。每当有人要回家探亲时，总是再三叮嘱要关心农民群众的生活，还指示身边的工作人员回到农村后要作调查研究，回来后要作口头或书面的调查报告，这形成了一种制度。有些卫士文化水平较低，就像老师批改作业一样，将他们报告中的错字、白字一一改过来，并且帮助通顺语句、修正语法，谁写的报告生动活泼就批给大家传阅。

见证开国大典的背后故事

1949年开国大典前夕，王鹤滨被公安部任命为公安部九局检验室主任。“在开国大典前的一些日子里，不仅会议很多，宴会也很多；为了试别食物有无毒性，成立了检验室。检验室的任务就是保证食品的卫生、无毒，每次会前都必须进行检验，以保障中央领导、各派的首脑人物以及全国各地、各阶层、各民族集中到北京来的知名人士和代表们的安全”。

开国大典的前一天晚上，怀仁堂大厅里举行了盛大的宴会，每张餐桌上都摆放着茅台酒和通化红葡萄酒等。为了保证中央五大书记的健康，消除由于健康原因不能在第二天登上天安门的隐患，在国宴开始时，站在怀仁堂东南角过道入大厅口处的时任中央警卫处处长汪东兴和中央警卫处副处长李福坤，把王鹤滨叫到跟前。李福坤低声地嘱咐说：“鹤滨同志，不能让中央领导同志因饮酒过多，而不能登上天安门，无论如何不能醉倒一个。你要想想办法！”

这下，王鹤滨发愁了，自己可没有解酒的特效药，特别是宴会就要开始了，他感到了沉重的压力。“我开始想，茶叶有点解酒的作用，由喝茶水想到了用茶水代替红葡萄酒，进而想到用白开水代替茅台酒了。那样的话，中央首长们保证不会‘醉’倒一个；于是，我将我的‘发明专利’向汪东兴、李福坤作了紧急报告，又经过首长杨尚昆的首肯后，就立刻办起了临时‘美酒酿造厂’”。大家利用刚倒完的空酒瓶子，迅速地装满了几瓶“特制”的“茅台”和“通化葡萄酒”，几位卫士长当起“招待员”，把“特酿好酒”斟进了首长们的高脚杯中。结果，一场国宴下来，畅饮的首长们脸都未红，个个都是“海量”，一个也没有醉。

为迎接开国大典，等中央领导都破例订做了一套新衣服。“主席的卫士李银桥和我从王府井路东的一处阁楼里请来了著名的、私人开业的裁缝师王子清。他曾留学法国，学习服装设计，是行家里手。我们用轿车把他拉到中南海，在主席的办公室里为主席量了尺寸，没有几天，又在这里为主席试了衣服样。很快，为主席做了一身绿色的毛呢中山服和一顶帽子，并做了一双软橡胶底的、棕褐色的牛皮鞋，都很适合。”

王鹤滨后来感慨地说：“1949年10月1日，主席穿上了这双棕褐色的皮鞋登上了天安门，穿着它主持了开国大典，这双皮鞋也是我在主席身边工作的几年中所见到的、他的唯一的一双皮鞋。”

1949年10月1日下午2时许，醒后，王鹤滨了解了一下他的健康情况。之后，汪东兴告诉王鹤滨，开国大典时要与其他的国家领导人同行，指示王鹤滨随中央警卫处的车先去天安门等候。

将近下午3时，等国家领导人的车开到天安门城楼下。首长们下车后，王鹤滨等工作人员跟随其后，与之保持一定的距离登上天安门背面西侧的台阶。王鹤滨注意到，登上天安门的中国领导人都佩戴着红色的锦缎飘带，飘带下面剪成燕尾状，带长近尺、宽约两寸，上面印着竖写的烫金字的职务称谓。左胸前的飘带中央印着竖写的“主席”两个字，随着走动和秋风的轻拂，飘带在的胸前飞舞，在绿色的毛呢中山服的衬托下显得格外艳丽而庄重，非常耀眼。工作人员和服务人员则佩戴着绿色的锦缎飘带，上面用烫金字印着“工作人员”、“服务人员”或“记者”等字样。

当等国家领导人踏上天安门城楼时，设在天安门上的播音器中，立刻传出了播音员清脆、兴奋的高音声调：“来啦！”“健步登上了天安门！”播音员的呼喊声刚落，天安门上下顿时掀起了雷鸣般的掌声，经久不息……

阅兵式过后，群众游行开始。人潮经过天安门时，都涌向金水桥边，一个个翘首提踵，想把看得清楚些。王鹤滨说，虽然播音员再三催促游行队伍快速行进，游行的人群哪里肯听，天安门上的主席台像是一座巨大的磁石，把游行的群众都吸到了金水桥前，游行队伍在这里形成了涡流，在这里汇聚着，不愿离去……

王鹤滨回忆说，游行期间，站了很久的回到后厅里稍作歇息，刚刚拿起点心吃了两口，第二口尚未下咽，就见快步走了进来，为难地说：“主席，游行群众站在那里不走了，要见主席！”

忙喝了一口浓茶，把口中的点心急速冲下，而后在的陪同下快步向主席台的中心位置走去。此时，游行的群众正拥挤在金水桥的南侧，有节奏地齐声高呼着：“！！！……”当人们看到出现在主席台上时，即刻响起了热烈的掌声和欢悦的呼喊声。他们跳跃着、欢呼着、眼眶里滚动着幸福的泪花……

在警卫处做服务工作的尹莘笙看到站得太久，就从大殿里搬出来一把椅子，送到的背后请他坐下来。感到了触动，回过头来，明白了小尹的意图，微笑着轻轻地摆了一下手拒绝了。

游行即将结束时，广场上观礼的群众一齐拥向天安门前金水河上的御路桥畔。王鹤滨看到，挥动着高举的右臂，在天安门上，从西侧走向东头，又挥着手，从东头回到西侧，再由西侧回到主席台前，向站列在天安门前观礼台上的外宾、各界代表和先进人物等致意和告别……（题图为1953年春，在王鹤滨（左二）等人的陪同下在中南海散步。）（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