伟人身边人细诉伟人身边事(六)

经典名作的另类“注释”

“才饮长沙水，又食武昌鱼。万里长江横渡，极目楚天舒。不管风吹浪打，胜似闲庭信步，今日得宽余。子在川上曰：逝者如斯夫！风樯动，龟蛇静，起宏图，一桥飞架南北，天堑变通途。更立西江石壁，截断巫山云雨，高峡出平湖。神女应无恙，当惊世界殊。”

这首脍炙人口的《水调歌头·游泳》首发在1957年1月的《诗刊》创刊号上，当时无人知道这首词是答周世钊的，也无人知道是出自给周世钊的信中，且题目与个别文字有变化。

1950年9月下旬，的亲戚章淼洪回湘省亲，嘱她回程时邀周世钊赴京参加国庆观礼，一师师生闻讯奔走相告，临近毕业的95班、96班两班同学，还托周校长给写了一封2000多字的长信，汇报学习情况，表明毕业后努力工作的决心，并请主席为他们毕业题词。

9月26日，周世钊和章淼洪在长沙登车。29 日清晨，列车到河南古城许昌，因章淼洪要在这里办点事，周世钊趁此机会游览许昌古城，寻幽访古，凭吊曹操，发思古之幽情。然而遗迹早已杳不可寻，但见人们熙来攘往，络绎不绝；秋风飒飒，叶落苗黄。周世钊不觉诗情勃发，一首《五律·过许昌》口占而出：“野史闻曹操，秋风过许昌。荒城临旷野，断碣卧残阳。满市烟香溢，连畦豆叶长。人民新世纪，谁识邺中王。”

10月5日下午4时，派车将周世钊接进了中南海。

两个多月后，一师师生收到了中共中央办公厅寄于12月29日的一个鼓鼓囊囊的大信封，信封内有95班、96班同学给主席的信，其第一页右上角有的亲笔回复：“我看过了。”另外有4张宣纸条幅，是应同学们之请而题的。其中3张写的是“湖南第一师范毕业”，两横体，一竖体，另一张写的是：“要做人民的先生，先做人民的学生。”同一天，还给周世钊写了一封回信，其中写道：“晏睡的毛病正在改，实行了半个月，按照太阳办事，不按月亮办事了。但近日又翻过来，新年后当再改正。多休息和注意吃东西，也正在做。总之如你所论，将这看作大事，不看作小事，就有希望改正了。”

1956年12月5日，致函周世钊，在信中以一首《水调歌头·长江》答其“秋风过许昌”之句。信中，写道：“两次惠书均已收到，情意拳拳，极为高兴。告知我省察情形，尤为有益。校牌仍未写，因提不起这个心情。但却时常在念，总有一天要交账的。时常记得‘秋风过许昌’之句，无以为答。今年游长江，填了一首水调歌头，录陈审正。”在周世钊的女儿家，记者找到了当年给周世钊的这封信复印件和《水调歌头·长江》手迹。

1957年，将这首《水调歌头·长江》交付《诗刊》发表时，把标题改为《游泳》，且将原文中的“逝者如斯乎”校正为“逝者如斯夫”。1963年12月出版的《诗词》中一开始将“一桥飞架南北，天堑变通途”改为“一桥飞架，南北天堑变通途”。以后经胡乔木转告袁水拍的意见仍然恢复原稿样。有关的讲解和注释都无这方面的内容，直到1983年出版的《书信选集》中才首次向世人披露了这一事实。

1958年7月，周世钊当选为湖南省副省长。受任新职，重担在肩，不免有些惶恐。周世钊于10月17日致函，申述此种担心。不料只隔7天，就给周世钊去信，给予鼓励，消除其疑虑。信中写道：“赐书收到，十月十七日的，读了高兴。受任新职，不要拈轻怕重，而要拈重鄙轻。古人有云：贤者在位，能者在职，二者不可得而兼。我看你这个人是可以兼的。年年月月日日时时感觉自己能力不行，实则是因为一不甚认识自己；二不甚理解客观事物——那些留学生们，大教授们，人事纠纷，复杂心理，看不起你，口中不说，目笑存之，如此等类。这些社会常态，几乎人人要经历的。此外，自己缺乏从政经验，临事而惧，陈力而后就列，这是好的。这些都是实事，可以理解的。我认为聪明、老实二义，足以解决一切困难问题。这点似乎同你谈过。聪谓多问多思，实谓实事求是。持之以恒，行之有素，总是比较能够做好事情的。你的勇气，看来比过去大有增加。士别三日，应当刮目相看了。我又讲了这一大篇，无非加一点油，添一点醋而已。”

在此信中，称周世钊为“贤者在位与能者在职”可以得兼的人，又把周世钊10月17日的信叫作“赐书”，这在《书信选集》中的372封信中是极少见的。

信中，还用很大篇幅解释了《送瘟神》二首中的疑难问题：“坐地日行八万里，蒋竹如讲得不对，是有数据的。地球直径约一万二千五百公里，以圆周率三点一四一六乘之，得约四万公里，即八万华里。这是地球的自转（即一天时间）里程。坐火车、轮船、汽车，要付代价，叫做旅行。坐地球，不付代价（即不买车票），日行八万华里，问人这是旅行么，答曰不是，我一动也没有动。真是岂有此理，囿于习俗，迷信未除。完全的日常生活，许多人却以为怪。巡天，即谓我们这个太阳系（地球在内）每日每时都在银河系里穿来穿去。银河一河也，河则无限，‘一千’言其多而已。我们人类只是‘巡’在一条河中，‘看’则可以无数。牛郎晋人，血吸虫病，蛊病，俗名鼓胀病。周秦汉累见书传，牛郎自然关心他的乡人，要问瘟神情况如何了。大熊星座，俗名牛郎星（是否记错了？），属银河系。”

的《七律·送瘟神》写于1958年7月1日，最早发表在《人民日报》1958年10月3日。诗发表后的第22天就在给周世钊的这封信中写下了对“巡天”、“千河”的正确解释，达300余字，纠正了蒋竹如等人的错误说法。这是公开发表的自注诗词文字中较长的一篇。信的最后，写道：“这些解释，请向竹如道之。有不同意见，可以辩论。11月我不一定在京，不见也可吧！”

曾于1936年2月率部东征，面对白雪茫茫的秦晋大地，心潮起伏，挥毫写下了千古绝唱《沁园春·雪》。词家一致评价，这是一生诗词创作的巅峰之作，成就最高、影响最大，也是发表最早的一首最杰出的词章——公开发表是在1945年秋，是在重庆谈判期间应民主人士柳亚子所索而重抄给他，而后被重庆的报纸刊出。

咏雪一词刊出后，一时唱和甚多，然而也不乏好事之徒，任意曲解贬诋，强作解人，不惜颠倒黑白，诬为封建帝王思想。1958年12月21日，针对人们对《沁园春·雪》原作含义的各种误解，在文物出版社刻印的大字本《诗词十九首》的《沁园春·雪》处批注道：“雪：反封建主义，批判两千年封建主义的一个反动侧面。文采、、大雕，只能如是。须知这是写诗啊！难道可以谩骂这一些人吗？别的解释是错的，末三句，是指无产阶级。”

末三句，即“俱往矣，数风流人物，还看今朝”，对此还有一次不为人知的自释。那是1951年8月21日，与周世钊交谈时做过的解释。周世钊在日记中写道：“下午3时半，约至中南海，陪同夫妇在南海划船，又到中海上休息。叶子龙秘书，照了几张照片。在那里吃了晚饭，谈了一些闲话，10时返校。”“谈话摘抄：……《沁园春》一词，只批评了秦皇汉武、唐宗宋祖的不大行，并没有说明谁是行的；至于‘数风流人物，还看今朝’的说法，也并没有说明有谁行，指个人也好，指群众也可。”

历来“诗言志”，抒的都是个人情感。在此词中，固然表达的是一种对中国共产党的事业宏伟壮丽前景的憧憬，然而，若他本人在写作时不具有一种建功立业的博怀与极为乐观的革命精神、大家的豪情壮志，那无疑便不会产生气吞山河的“俱往矣，数风流人物，还看今朝”的铿锵篇章。

的诗词豪放雄浑、立意新奇，他的诗词也像他的其他著作一样充满着智慧的光芒，受到世人的喜爱和关注。1963年12月，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了《诗词》，一时间注释者如潮，各有说法，为此，周世钊写了两函，并寄两首诗给。复信周世钊道：“拙作解释，不尽相同，兄可以意为之，俟见面时详谈可也。”后来，与周世钊见面时，两人谈了许多有关诗词解释的问题，说以周世钊的解释为准。

在周世钊看来，毛诗是革命的政治内容和完美的艺术形式的统一，是革命的现实主义和革命的浪漫主义的结合，毛诗批判地继承、大胆地革新，成为推陈出新、古为今用的光辉典范。得到“兄可以意为之”的“最高指示”后，周世钊便经常宣传、讲解的诗词。

“”开始后，周世钊受到了冲击，获悉后，立即在1971年邀请周世钊到北京参加五一节观礼。

“”的爆发，加速了诗思的枯竭，连他本人也不得不承认这一点。早在1966年初，写信给周世钊提到诗词创作时，感叹自己“因忙，主要因懒，未及早复，抱歉之至。看来你的兴趣（注：指诗词创作）尚浓，我已衰落得多了，如之何，如之何？”

敢和主席面对面交锋的“终生诤友”

周世钊与有着“三同”（同乡、同学与同事）与“三友”（会友、文友与诗友）的关系，有着许多共同的观点、思想和经历，然而他也从不掩饰自己与的不同观点与思想。周世钊的女儿说，正因为父亲与有广泛的、长远的交往，彼此间有深刻的、全面的了解，也因为他对的事业和成就佩服之至，他才敢于坦然提出一些不同意见。

1958年，“”在全国如火如荼地展开。一次，周世钊在北京见到了，问他：“惇元兄，今年开会前你到了什么地方参观视察？看了些什么？有什么感想？”周世钊如实回答道：“到了我的老家湖南宁乡去了解了一下农村，看到了农村的轰轰烈烈、热火朝天的场面。不过，我看有两个问题也值得认真研究。一个粮食亩产的数字上我看有些虚假现象。有的说一亩地产几千斤，有的甚至说一亩一次能产一万多斤，我看有点不实在。”

说：“现在不仅湖南农村形势好，全国的农村形势都好。你还很不错，看出了问题，能讲真话。现在农村浮夸风确实很严重。很多地方，吹牛成风。你是全国人大代表，你下去，那些干部会尽量好好招待你，他们有他们的目的，他们是想请你到北京为他们讲好话！可你不但没有给他们讲好话，而且还到我这里告了他们的状。我看你确实是一个好人呀！你敢于说真话，你敢于向错误思想行为作斗争，可敬可佩！惇元兄，我看你真不错呀！还是保持了我们同学时期的实事求是精神，这很不容易呀！我希望你永远能保持这种品质和作风！”

受到的肯定和鼓励，以后周世钊每次与交谈都坚持4个字：实事求是。这也是经常喜欢与周世钊谈话的一个十分重要的原因，因为从老同学周世钊这儿他可以了解到基层的真实情况。

1958年，反斗争刚刚结束，这次政治运动严重扩大化，造成了十分不良的后果。此时，周世钊到北京开会，找到，直言不讳地说：“大学生中的资产阶级分子，念其年轻，应处理从宽，让其在学校中学习，改造思想较好。”第一次听到群众中来的对反斗争的不同意见，他想了想，表示同意，说：“你讲得很对，中央也有此种考虑。”

1959年，第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召开期间，周世钊被召进中南海，会见了。当天主要讨论知识分子问题，当时把大多数知识分子都划入资产阶级范畴，对此，周世钊颇有异议，他对说：“谁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我就不承认自己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在经过反对资产阶级分子的政治运动后，在无比崇高的威望之下，一般人哪敢发表不同意见？但对周世钊的直谏表现了空前的豁达大度，还表示“谈话未畅，欢迎再谈”。

在10年史无前例的动乱中，周世钊遭受多次冲击，身心受到摧残。他对许多问题不能理解，对许多做法存有疑虑。他对亲自发动与领导的这场运动很不理解，于是致函，要求面谏。复函称：“不必来京，事情可以合理解决。”

红卫兵在周世钊家抄家时，从箱底里搜出给周世钊写的一大堆信，有的红卫兵看到给周世钊的每封信都是称“惇元兄”或“东园兄”时，就问周世钊：惇元和东园是哪一个？周世钊回答说：“惇元和东园都是我，是我的别号。”有个红卫兵一听，笑开了：“你真是死不改悔的走资派！比你大得多，你怎么要他称你是兄啊？你这不是反对、反对思想是什么？”对于红卫兵的这种无知和可笑的追问，周世钊只好采取无可奉告的态度。

1972年，“”势头不减，许多问题暴露出来了，演化成“积重难返”的局面。这年10月2日深夜，周世钊在和会面时毅然谏陈3小时，最后面交了写于8月间的一封长信。

在周世钊面交的近4000字的信中，他论述了8个问题，其中谈到：“”运动中，很多水平高、能力好、有斗争历史、工作经验而又忠于职守、卓著成绩的党内和党外的老干部被残酷斗争、无情打击，知识分子政策被严重破坏，各类大小知识分子都加以“臭”字的谥号，统统称为臭知识分子。并认为，大学应恢复招生，要重视提高教学质量。“主席素来特别重视青年培养教育问题，但经林贼的阴谋破坏，共青团、少先队等组织完全瘫痪……窃以为共青团、少先队的工作应该恢复，并提高质量。……很多好书都被烧了禁了，青年工人、农民和学生除政治理论外没有多的书可读。窃以为‘五四’以来一些比较好的书可以经过审查开放一部分……我们看到一些基层干部除以私人关系开后门的作风颇为严重之外，又每每以派性和私隙作祟，借机会报复、打击别人，也由于作风严重，对于应该处理的群众提出的要求，搁置不予处理，以种种借口把提出要求的人推出门了事……窃以为中央和省市可考虑设置相应机构，负责对所提问题深入调查，作出结论，经过有关上级的审核批示解决问题……”

临别时，建议周世钊经南京、上海回长沙，并一再叮咛要十分注意安全：“你没有人护卫，更应多加小心为是。”谁也没有料到，这是他们的最后一面。

1974年四五月间，周世钊在北京医院住院治疗。曾决定约见周世钊。后来，周世钊给其亲属的信中写道：“因为得到通知，暂时没有时间接见，决定早点回家（指回长沙）。”这次约见没有实现，据说是身体欠佳，有的说是工作过于忙碌，还有的说是有些人对周世钊的那封长信有不同看法，其实情不得而知，但是没有完成约见，使周世钊感到很大的遗憾，毕竟他有很多话要向友人倾诉。

1975年10月，周世钊再次住进北京医院，起初被安排在二层。曾派他的保健医生前去诊治，保健医生回到中南海后向作了汇报，告知周世钊住在二层，病情较重，于是嘱咐将其安排到三层西领导人病室（即北京医院316室）。

1976年初，周世钊病稍愈返湘。不几天，又因病住入湖南医学院附属第二医院。此时，他病疴缠身，仍在思考国家大事，念念不忘好友，对多人说过：要给写一长信。可是，由于身体原因，他无能为力，在最后的日子里给写了一封短信，直到他去世后，家人只发现这封信残缺不全的部分内容。

这年4月，周世钊病危期间，湖南省委和省委统战部多次到医院探望，湖南省委办公厅还向中共中央办公厅和作了汇报。和中共中央办公厅在周世钊病危时作出决定，于4月20日凌晨从北京医院选派了两名医生乘飞机专程到湖南为周世钊治病。但是就在当日早晨6时，从北京来的医生还没来得及给周世钊看病，周世钊就与世长辞了。

9月9日，在北京逝世。一时间，全国上下一直沉浸在万分的悲痛之中。周世钊的亲属当日向中共中央发了唁电：“惊悉伟大领袖逝世，不胜哀痛。我们深切怀念对先父周世钊先生的63年关怀。”

1976年，周世钊和先后离开自己所挚爱的世界。或许，他们在另一个世界里又在促膝长谈，又在酬唱奉和，谈笑风生，追忆往事，共叙友情，在天国里续写“友谊、永恒”的诗篇……（题图为1971年，周世钊在北京饭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