伟人身边人细诉伟人身边事(四)

余玮专栏

“你们常来看看我，到北京来看我……我死后，你也不要忘了每年到坟头上看我一次啊……”曾对身边的卫士长李银桥如此感慨道。

自20岁起，李银桥在身边总共工作了15个年头。在此期间，李银桥结识了家的家庭服务员韩桂馨，并在的撮合下与她结为夫妇。我在采访时，李银桥和韩桂馨都已是年近八旬的老人，那些在领袖身边工作的日子已经成为遥远的记忆，然而在这两位老人心中，的音容笑貌却随着岁月的更替而越发清晰……

开国大典当天的兴奋得彻夜难眠

1949年10月1日清晨，卫士值班室的电话铃响了，李银桥迅速地抓起话筒，耳畔传来的声音：“现在主席睡觉了没有？”

每当大事来临之际，总是彻夜工作。这已是第三次来电话了，他在电话里说：“下午2点要开会，3点还要上天安门。你们要想办法劝他早点休息。这不只是主席个人的事情，还是全国人民的心愿。”

6时，天已透亮，还趴在中南海菊香书屋的办公桌上工作着。李银桥走进主席办公室，屋里烟味呛人。显然，工作中吸了很多烟。李银桥小声地说了的电话内容，并劝道：“主席，早点休息吧。”

可还是把所有文件全部批阅完毕才离开案头。他没有马上睡觉，而是走到院子里，散了一会儿步，舒展了一会儿筋骨，之后，他才洗了个澡，上床睡觉。睡前，他叮嘱李银桥：“下午1点钟叫我起床。”

李银桥一上午没敢合眼，今天要举行开国大典，可不能有丝毫疏忽。

中午1点，李银桥按嘱叫醒，并准备好他参加开国大典要穿的黄呢子制服。像往常一样，在床上看了近1个小时的书才起来。下午2点整，准时出现在勤政殿。在开国大典前夕的短暂时间内，新当选的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很快开完了第一次全体会议。

下午2时50分，一支车队从中南海东门开出，车上坐的是中央人民政府主席以及各位副主席和各位委员们。

下车后，从容地走在通往天安门城楼的古砖道上，还不时停下来，等候身后那些比他年迈、行动远不如他灵便的领导人。这时，高音喇叭里扬起了广播员激动的声音：“来啦！健步登上了天安门城楼！”

从天安门城楼上放眼望去，广场是人群和红旗的海洋——首都30万人聚集在天安门广场，等候开国大典的开始。

下午3时，林伯渠宣布开国大典开始。走到麦克风前，用他那富有感染力的湖南口音庄严而兴奋地宣告：“同胞们！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今天成立了！”广场上顿时欢声雷动，沸腾似潮涌。这时，按动了电钮，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一面五星红旗冉冉升起。随后，礼炮在军乐声中响起。

紧接着是阅兵式。之后，热烈欢呼着的群众游行队伍从金水桥旁走过，“中华人民共和国万岁！万岁！”的口号声此起彼伏。

已经站了好几个小时了，在的再三劝说下，他才由李银桥搀扶着走进了休息室，吸着香烟与程潜交谈。然而，没一会儿，李银桥又见走来请出去。原来，游行的群众看不见，都停下来挤在金水桥那儿不肯前进了。按灭烟头，对程潜抱歉地笑笑，又回到主席台上去了。

李银桥第一次经历如此盛大的群众场面，激动万分，心里波澜起伏。的手臂始终向人民群众挥动着，在万岁声最热烈的时候，他情不自禁地对着麦克风高呼：同志们万岁！人民万岁！

领袖与人民上下呼应，气氛热烈得无以复加。此情此景，让李银桥终生难忘……

在检阅了阅兵式和游行群众之后，在工作人员再三劝说下，恋恋不舍地离开天安门城楼。

回到丰泽园，高兴地对李银桥说：“搞饭吃。”时任中共中央办公厅机要室主任、办公室主任叶子龙对他说：“晚上看焰火让带孩子。”沉思片刻问：“都让带吗？”叶子龙说：“都让带。”似乎没有倦意，在院子里来回踱步。他问李银桥：“今天站了有3个小时吧？”李银桥说：“3个多小时”。又自言自语地说：“还行，我不累。”“人逢喜事精神爽嘛，我也有同样感觉。”李银桥说。

傍晚7时20分，从中南海东门出去，来到天安门后侧下车。当他登上天安门城楼时，提前到的领导人、外宾、各方代表都不约而同地喊出：“来了！”这一信息通过麦克风传到广场，于是从金水桥到广场四周再一次沸腾起来，歌声、欢呼声起伏不断。

8时左右，随着礼花炮爆炸的几声巨响，霎时间五颜六色的礼花在夜空绽放，千姿百态。 “爸爸，快看！”天真活泼的李敏、李讷，拉着的大手让他往天上看。也不时问孩子那一簇礼花像什么花。孩子们说不清，就起一些古怪的名字。笑着不时点点头说：“对，像。”

当晚，尽管有些疲劳，但他仍十分兴奋，躺着看一部线装《史记》，直到在翌日早上8点左右服用了些安眠药后才入睡。

谈到开国大典，李银桥和韩桂馨都说起了参加开国大典时穿的那套礼服。那礼服是用叶子龙送来的美国产的黄呢料，由李银桥去请王府井裁缝王子清为裁量并做成的。大典之后，呢料还剩余不少，李银桥请王子清又为做了3套相同款式的制服。

那时，把这套礼服视为军装。1953年朝鲜战争停战协议签订后，对卫士们说：“我们可以脱军衣了，我脱，你们也脱。”就这样，大家都脱下了军衣，也不再穿那套黄呢子制服了。1954年初的一天，将那4套黄呢子制服分给李银桥与副卫士长孙勇一人两套，参加开国大典穿的那套礼服（包括帽子）被送给了李银桥。

不过，的衣服穿在李银桥的身上又肥又大，李银桥想把衣服改一改。韩桂馨半真半假地说，你可别瞎改呀，要是古代，这衣服可就是皇帝登基的龙袍呢。你能动它吗？

后来李银桥到天津工作，天津历史博物馆的人听说开国大典上穿的礼服在李银桥手中，就把衣服征集到博物馆去珍藏。至今这套礼服仍在天津历史博物馆存放着。

与有个爽约的“君子协定”

1938年，李银桥参加八路军，那年他才11岁。自参军后他就一直给首长当特务员。1947年2月又被从作战部队抽调上来，开始在中央机要通信排工作，后来担任的卫士。初见面时，征询他的意见，李银桥坦率地说：“我想到部队基层去。”笑了笑：“到基层部队去是好事，不过，还是欢迎你来工作，过两三年，可以送你去学校学习。”

在身边，李银桥事事用心、样样勤快，很得的喜欢和邓颖超的称赞。

1947年 8月的一天晚上，时任中央纵队参谋长的叶子龙和副参谋长汪东兴突然找李银桥谈话。叶子龙讲话开门见山：“给你的工作变动一下，调你到主席身边当卫士——因为你过去一直干这方面的工作，有经验。”汪东兴则这样强调：“这是组织上对你的信任，我们是经过慎重考虑后决定的。”

才到在身边工作时间不长，现在又要调到的身边工作，李银桥有些不情愿，于是说：“不行啊，我怕干不好，况且这个工作太久了。”话说出口后他觉得不够妥当，又把话拉回来：“当然，组织决定我服从……”

第二天，李银桥报到。当时，问：“你叫什么名字？”李银桥迅速立正回答：“报告！我叫李银桥。”继续问是哪几个字，李银桥一一解释：“木子李，金银的银，过河的桥。”听完后，反问一句：“银——桥，为什么不叫金桥啊？”李银桥说：“金子太贵重，我叫不起。”

“哈哈，你很有自知之明嘛！”的口气转为热烈，他望着李银桥问：“你是哪里人呢？父母是干什么的？喜欢父亲还是喜欢母亲？”李银桥一一作答：“我老家是河北安平，父亲是种地的，农闲时倒腾点粮食买卖，母亲操持家务，农忙时也下地干活——当然喜欢母亲，她心善，对人好，父亲脑子好，但脾气不好，爱喝酒。”

“我也喜欢母亲，她信佛，心地善良。你母亲也信佛吗？”发觉两家有不少相似之处，并推断出李银桥的母亲也信佛。继而，问：“怎么样，愿意到我这里工作吗？”李银桥低下头，喃喃着：“不愿意。”接着是一阵难熬的沉默。

轻咳了一声，打破了沉默：“你能讲真话，这很好。我喜欢你讲真话。那么，你能不能告诉我，你为什么不愿意在我这里工作？”李银桥亮开心膛说：“得太久了，从1938年参军，一直当特务员、通讯员。我想到部队去。”

“噢，三八式当卫士，进步是慢了些。就这一个原因吗？你在恩来那里当卫士就愿意，来我这里就……”不等说完，李银桥抢着说：“没有，绝没有那个意思！我一直想到部队去，在周副主席那里也说过这个意思，他了解我，到时候放我走。而到了您这边，将来恐怕难以走得脱——听说您有些恋旧，等我们熟了，您还肯放我走吗？”

“哈哈哈！”，笑了，“小鬼，什么时候把我研究了一番？嗯，可是我喜欢你呢，想要你来呢。怎么办？总得有一个人妥协吧。”

李银桥认真地思考了一下，老老实实地回答：“那只好我妥协了。”又笑了：“不能太委屈你，我们双方都做一些妥协。半年，你帮我半年忙，算是借用。另外，我给你安个长，做我卫士的党小组长。我们订个君子协定，你看行不行？”于是，20岁的李银桥来到了的身边，没想到一待就是15年。

在陕北转战期间，也没有忘记帮助李银桥学习。当时，给李银桥布置了一个任务——写日记。李银桥觉得这个任务很重，自己参军前只读过两年书，文化底子薄，怕是不容易写出来。但由于是布置的任务，他必须完成。李银桥在一个本子的封面上写了“旅行集”，一看说写错了，不是这个“集”，是“旅行记”，记录的“记”，日记的“记”。

李银桥的日记写的都是大白话，看到什么写什么，既无结构，也无修饰。不过，就像老师带学生一样耐心，说：“优点是如实反映了自己看到的情况，有什么写什么，不是人为编的，挺好。缺点是写得比较乱。学文化，写日记是最好的练习提高。经常写，经常记，既能提高文化水平，也能提高写作水平。”在的指导下，李银桥的文化知识渐渐有了长进。

1950年7月23日，李银桥从报上看到中直机关干部文化补习学校招生启事，便向提出：“主席，我想上学去。”说：“上学是件好事，不过，你得现在去吗？”李银桥知道有些不“情愿”，自己真的离开心里也有说不出的滋味：“我都23岁了，再不上学就没有机会了。我学习完后还会回来的。”

“好啊，随时欢迎你回来。”高兴地说。这时，李银桥拿出一个黑漆皮面的练习本，请题词留个纪念。沉思之后，提笔写道：“努力学习，学好后再做工作，为人民服务。”

、刘少奇、、邓颖超等首长听说李银桥要去上学，也都欣然为他题词，勉励他学好文化。可是，李银桥满心欢喜地去学校时，才发现“哪里是学校，只是一个大院，没有课堂，乱哄哄的”。大失所望的李银桥，在那里呆了一个多星期，就又回到了中南海，直到1962年调离，才离开。

帮着揭开那层“窗户纸”以成人之美

1947年，的女儿李讷已经7岁了，战争年代的生活使她无法正常学习文化，为此牵挂不已。这件事引起了卫生部副部长傅连暲的注意，他认为需要有一个人来照料李讷的生活同时辅导她读书认字，替分忧。考虑人选时，他首先想到的就是韩桂馨——她年轻，才18岁，精力充沛，工作热情高，并且在卫生部系统的延安（中央）洛杉矶幼儿员当保育员，照看孩子有经验，尤其是她刚入党不久，政治上可靠，并且具有高小文化程度，简直再合适不过了。

这年10月的一天，傅连暲找到韩桂馨，提出组织上考虑调她去负责照看的女儿李讷，并教她识字。韩桂馨一听，激动得差点蹦起来。接受采访时，韩桂馨回忆往事，仍然十分兴奋，她说：“当时，我的确很激动。我参军的时候16岁。我家是老解放区，家里参加革命的人员比较多一些。父母告诉我，咱们解放区靠了主席，托了他老人家的福——你要是参军了以后，看到了替我们问好，把我们的心情向汇报。参军后，一直没有机会见到， 多少年的心愿都没实现，忽然这一天，傅连暲部长找我谈话了，说调我到主席家工作，能不高兴吗？”

韩桂馨一开始并没见到。她回忆说：“那个时候，几乎天天要打仗，主席可能随时转移，一家人并不住一个村子。李讷和她的妈妈，没有随着主席走，她们住在另一个村子里。”

不久，的一家团聚了。当时，照例问韩桂馨愿不愿意在他身边工作、是哪里人什么的。当得知韩桂馨的家也在河北省安平县时，立刻把李银桥叫了过来，介绍他与韩桂馨认识，说你们是安平老乡，都到我这里来工作，这是缘分，你们握个手吧。韩桂馨回忆当时的情景仍记忆犹新：“我当时是18岁，离开家后也想家，心想有个老乡多好啊。我当时和一个男同志握手，脸红了，挺不好意思的，那时年龄也小，也没见过场面，也没有经验。握个手，就这样认识了李银桥。”

随后，交代韩桂馨：“李银桥是党小组长，以后你归他领导，有事多商量。”韩桂馨红着脸点点头。这时，又指指李讷说：“这孩子交给你了，今后你就是我们家的人了。”

渐渐地，李银桥发现韩桂馨积极热情，上进心强，责任心强，性格温柔，人也老实贤惠——好感油然而生。

在战争岁月，根据地的女同志很少，像韩桂馨这样的年轻女性就格外引人注目，她不止一次碰到过异性的追求。也关心韩桂馨的个人问题，前后给她介绍过两个红军干部，可是她这时也对李银桥暗生情愫了，于是都没有答应。这些事李银桥有所耳闻，背地里干着急。两人虽然有那么多接触的机会，可是谁也不知道如何去揭那层“窗户纸”。

幸亏一个偶然的机缘，帮李银桥找到了一个“突破”的机会。一天，李银桥老家来信，父母说给他介绍了一个对象，这下可让李银桥犯难了。他便拿着信找帮自己出出主意。浏览了一遍信，反问他打算怎么办。李银桥不知如何是好，心里的真实想法又说不出口，憋了一身汗。哈哈大笑起来，随后对李银桥说：“你就不会去问问小韩，人家文化比你高，请她帮你写封回信嘛。”

李银桥心里顿时一亮，到底是主席，一下抓住了问题的关键。于是，李银桥喜滋滋地去找韩桂馨，将信塞给她，试探着问：“你看怎么办？如果，如果……不合适就推掉吧？”韩桂馨一看信，明白了，脸也刷地红了，用很大力气然而声音很小地说：“那就，那就推掉呗……”

李银桥长吁了一口气，心里的一块石头落了地，于是迫不及待地让她代自己写封回信。韩桂馨轻轻地说：“那你就领导我一辈子吧，我都听你的……”

韩桂馨回忆那段初恋岁月时说：“主席把窗户纸捅破了，我们就谈恋爱了，就大胆了一些。……不久，李银桥就写了个报告，申请结婚了。那时的婚礼也比较简单，也没举行什么仪式。等到了北京，主席还关心我们，还想着我们两口子没有举行仪式，就说选个日子补办一下，我来吃你们的喜糖。1949年3月23日，我们跟随主席从西柏坡出发，3月25日到香山，刚安顿下来就举行结婚仪式确实不合适，我们两个都不同意。耽误主席时间是一个方面，主席忙可以不来。但是国家的大事更重要的，不搞仪式也没什么大不了的。拖了一段时间，因为是主席说的要有仪式，我们就在五四青年节那天举行了简单的仪式，就是吃了一桌饭，过了几天又照了一次相，结婚就算告一段落。”

见证伟人的平民生活

在战争年代，对于穿衣从来不提任何要求，他常常是有什么穿什么。为了少做一件衣服，节约一些开支，的衣服上往往是补丁上缀补丁。韩桂馨除了照顾李讷之外，还常常帮缝补衣服。

1949年，进了北平，曾在香山双清别墅接待各派负责人和各界代表、知名人士。他在见张澜前，吩咐李银桥说：“张澜先生为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做了不少贡献，在民主人士当中享有很高威望，我们要尊重老先生，你帮我找件好些的衣服换换。”然而，李银桥在所有的家当中翻了又翻，找了又找，竟挑不出一件不破或者不打补丁的衣服来。李银桥有些委屈，对说：“主席，咱们真是穷秀才进京赶考了，一件好衣服都没有。”倒劝慰他说：“历来纨绔子弟考不出好成绩，安贫者能成事，嚼得菜根百事可做。我们会考出好成绩。张先生是贤达之士，不会怪我们的。”就这样，他硬是穿着补丁衣服见了张澜，又见了沈钧儒、李济深、郭沫若、陈叔通等知名人士，受到了各位民主人士的尊敬。

从延安到西柏坡，再到香山，韩桂馨一直照顾李讷。1949年5月，要去苏联治病，把李讷也带去了。这个时候，毛岸青、李敏（乳名娇娇，与贺子珍的女儿）从东北到了香山。于是，韩桂馨又开始照顾他们。韩桂馨说：“李敏的到来给了主席很大的慰藉。他尽可能抽出时间同娇娇谈谈话，带着她散散步。娇娇在新的环境里学习进步很快，汉语水平不断地提高。”

1950年6月，李敏、李讷都已经进学校读书了，放假回来也有的姐姐李云露在家照顾，韩桂馨没多少事了，组织上决定调她去中央办公厅收发室工作。

1955年春天，叫李银桥回家探亲，顺便了解合作化进行情况。于是，李银桥带着任务回河北安平探亲，找农民聊，找村里的支部书记聊。乡亲们对他都实话实说，不需要藏着掖着。支部书记李培学先讲了村里的合作社最初是怎么形成的，有什么优越性，存在什么问题。讲到后来，他说：“唉，开始还不错，现在有些简单化了。”于是，李银桥建议李培学写一写，“我帮你捎给他老人家”。

3月5日，李银桥回到北京，把李培学写的有关材料交给，如实汇报了有关情况。看后，连连摇头：“这怎么行？胡闹，太简单化了！”说罢，他想了想，作了批示，批给了河北省委书记林铁：“这种情况恐怕不止安平县一个乡里有，很值得注意。”

河北省委接到指示后，就派人下去了解情况，并把结果拍电报向汇报。阅后，写道“李银桥阅”。不多久，写了篇文章《五亿农民的方向》。

这一年，汪东兴不再兼任卫士长，李银桥由副卫士长升任卫士长。

1959年到1961年， 是共和国历史上被称为“三年困难”的时期。当时，中央人民政府将每个国民的口粮定量减到最低限度，中南海里的机关干部们也开始重新定量，先由个人报数再由群众公议评定——身高体宽的，自报的粮食定量是每月26斤。

当年，李讷正在北京大学读书，和学校里所有的学生一样，她也重新申报了粮食的定量。回家时，向她问起学校的情况，她告诉父亲，自己是共青团员，应该多为国家分担困难，申报时把定量压到21斤。

听女儿这样说，感到很欣慰，同时也露出一丝忧虑，毕竟女儿还是在长身体的年纪。李讷接着说：“学校考虑我们正处成长发育期，将学生的定量统一定为27斤。”

“这我就放心了，这个定量基本能保证学生的营养了。”好像松了口气，随即又说：“井冈山时期，打仗的战士还吃不上这个定量。”

困难的日子并没有很快过去，一次，有个卫士到北大看李讷，李讷告诉他，在学校里吃不饱，又没有油水，老觉得饿得慌。卫士回到中南海，把情况反映给李银桥，李银桥自作主张，让卫士悄悄给李讷送去了一包饼干。

几天后，知道了这件事，他批评李银桥：“三令五申不要搞特殊化，为什么还要搞特殊化？”李银桥辩解说：“别人的家长也有给孩子送东西的。”火了，拍着桌子说：“别人我不管，我的孩子一块饼干也不许送！”

一个星期天，李讷回到家里，破例让她在家里和自己一起吃了顿饭。饿了一星期的李讷，看见桌子上三四盘炒菜、一碗汤，外带辣子、雪豆腐等小碟，胃口一下就被吊起来了……

目睹这一情景的李银桥，心里很不是滋味，事后向进言：“主席，李讷太苦了，我想……”没等他说完，就打断了他：“和全国人民比较来说，她还算好一些的呢！”“可是……”“不要说了。我心里并不好受……我和我的孩子都不能搞特殊，现在这种形势尤其要严格。”

留恋普通人生活的领袖几次让贴身卫士后怕

1954年，金日成向赠送了24箱苹果。收到后便吩咐李银桥把它送给警卫部队。苹果送到了警卫一中队，大家非常高兴，七手八脚地打开箱子——国光苹果，圆润丰泽。可是大伙儿一看全傻眼了，原来每个苹果上都有一行字：万岁！

字是苹果在幼果时便写在了上面，被紫外线照射后显印进表皮，擦洗不掉。这可成了一道难题：全国人民都在高呼“万岁”，他们怎能把“万岁”吃下去呢？有人提议，这个苹果干脆别吃了，保存起来，每天还能闻它们的香味。

看来只能如此了，李银桥把情况向作了汇报。愕然一下，苦笑着说，我就不喜欢这个口号，哪有人能活万岁的。他说着手一挥，既然活不到，那就吃掉……

“跟随在主席身边，他给我留下的最深印象之一就是他非常留恋普通人的生活。”采访时，坐在沙发上的李银桥陷入了回忆之中。

1955年，印度尼西亚总统苏加诺访华，受到隆重的欢迎。苏加诺结束对华访问时，亲自去机场送行。回来的路上，他不住地透过车窗向外面的街道张望，蓦然说了声：“银桥，我们找个饭馆吃饭去。”

身为党和国家的最高领导人，不得不长期地深居简出，生活十分单调，他往往不由自主地留恋甚至羡慕普通人的生活。李银桥很理解想到外面“找个饭馆吃饭去”的想法。他脑袋一转，现在朝鲜战争已经结束，国内形势非常安定，到处呈现太平景象，安全方面没有什么问题。同时，他也希望能够轻松一下，便同意了，说：“行啊，我带你到一家吃西安羊肉泡馍去——味道不错，我在那儿吃过。”

当时还是清早，饭馆里没有客人。李银桥请大师傅现做了羊肉泡馍端上桌。平时，只爱吃猪肉，对牛羊肉都不大感兴趣，没想到这次他吃得津津有味，格外舒畅。李银桥说：“有时主席周围的同志也需要对他的渴望作适度的让步，然而总体上是绝对不能由着他的，毕竟他是位特殊的人，稍有疏忽，就有可能出惊天动地的岔子。谁又敢担这个责任？”

1958年，去天津南开大学视察校办工厂。他的到来，不啻一声春雷，在南开大学的校园炸响，全校轰动起来。李银桥至今还记得，大家手掌拍麻了，嗓子喊哑了，凡能立足的地方都挤满了激动的人群。

人民群众的狂热，使无法离开南开大学一步。李银桥的心都提到了嗓子眼上，他连忙同天津市警卫处处长李侃商量，调动随行的一辆华沙小轿车，请上车。的身材魁梧，平时根本坐不进去，但这一时非比寻常，卫士们着急了，硬是将连挤带塞地推了进去，小车的前后左右由卫士、警卫以及其他随行人员一起保驾护航，终于“突围”出了校园。

中午，的情绪十分高昂，提议去找个饭店吃饭。于是，一行人驱车到天津市和平区沈阳路的正阳春饭店吃烤鸭。边吃边听取汇报。李银桥回忆说，主席素来吃饭不慢，别人还没吃完，他已经解决了“战斗”，之后起身在二层的房间活动了几步，不料，被对面楼上的一个妇女认出并脱口喊了出来。

于是，在这里进餐的消息不胫而走。这下可坏了！群众涌满了四周的街道，人们忘情、热情、激情地欢呼：万岁！十分激动不安，他也要见见群众，可李银桥和卫士们绝不允许他走出去，只同意他在窗口上与群众见面。于是，先后6次推开窗户朝群众招手致意。人们见到更是不愿意离去，气氛更为热烈。直到下午5点多了，警备区派出一个排的战士赶到，冲开一条路把一辆华沙小轿车推进人群，抵到饭店门口。有了南开大学的先例，再冲出人群大家就有经验了。李银桥和卫士们前呼后拥地围护着，再次将他挤进车内。警卫排战士和卫士开路的开路，推车的推车，护卫的护卫，硬是把车子推了出去。

回忆起这场虚惊，李银桥有些后怕：“那天的场面实在太沸腾了，扯坏了衣服，踩破了鞋子不算，据说事后清理现场，丢失的鞋帽、手表及钢笔等收了7筐多。因为拥挤，有人受了伤。事后，天津市公安局领导去慰问时，受伤的人说为了能看到受点伤不算什么。”

难忘挥泪相别之时的肺腑之言：“你们常来看看我”

1962年4月20日，在身边工作15年的李银桥，要调离中南海，到天津去工作。眼看形影不离的卫士长行将离去，很是依依不舍。一天，对李银桥亲切地说：“近来没作新诗，抄了一首旧体诗送给你吧。”李银桥接过书写的折子一看，上面抄录的是《七律·长征》这首诗。

这件《长征》手书为竖写横幅，行草字体，取大草气势。有标点、作者署名、书写时间，形式比较完整。通篇加标点符号，与文字浑然一体，成为作品中的有机组成部分。信笔书来，大小由之，错落有致，字距既小，行距又密，但密中见疏。作品用笔有方有圆，中锋又兼用侧锋，有时点画峻拔刚断，有时线条流畅俊逸。这些，都是心手交应的结果，所谓意兴所致，记录了他当时书写时的心态，也体现了他的书法艺术的造诣。

值得一提的，李银桥获得赠送的这件手书后，回家发现“大渡桥横铁索寒”的诗句中少写了一个“索”字，第二天又请提笔加了一个小小的“索”字。后来，河北省委书记林铁曾借走了李银桥手中的这幅字，1966年“”爆发后，林铁被造反派抄家，原件再也找不到了。还好，这幅字当年曾由林铁推荐发表在一张省报上，后人才得以一饱眼福。

当年，李银桥告别时，一手握着他的手，一手在他背上轻抚，半晌才说：“你跟我这么多年，人也长大了。你在我身边工作，帮了我的忙。你是个好同志，你在我这工作，一直兢兢业业，使我工作得很顺利，省了不少心。可是，老在我这里影响你的前途。我死了，你怎么办？”说到这里，感情不能自抑，一把把李银桥拉入怀里，拍打着他的后背。

过了良久，拉着李银桥的手说：“你走了以后，到地方上去要谦虚，不要骄傲，要夹着尾巴做人。你们常来看看我，到北京来看我；我到外地去路过天津，我看你们。我死后，你也不要忘了每年到坟头上看我一次啊……”

说着说着，拉开抽屉，塞给李银桥一个牛皮纸袋，里面装着他为李银桥去天津安家准备的800元钱。李银桥连连摇头：“我不要，我不缺钱。”一番推让后，李银桥总算收下来了，的心情才平静了一点，问韩桂馨和孩子什么时间回来，嘱带他们来见见。

星期六下午，韩桂馨和孩子们都回来了。一家人简单地吃过晚饭，就匆匆地赶到游泳池（中南海住处）。很快，就看到了他们，老远就招呼快进来，与李银桥一家合影留念。

1964年初，李银桥夫妇一道进京看望。此前，得知他们的家乡被水淹了的情况。见面后，将装有1000元钱的两个信封递给李银桥，说：“这是我的稿费，你们家乡淹了，受不小损失，多少帮助你们解决些问题。以后，你们每年回家一次，了解下边的情况，给我写汇报材料。”

根据的指示，李银桥每年都会回家一次，把下面的见闻写成调查报告，并附以照片，通过机要渠道，送中央办公厅主任杨尚昆转呈。到了“”初期，杨尚昆蒙冤被停止了工作，李银桥便没有再给送材料了。

到天津后，李银桥被分配到天津市公安局任副处长。工作一段之后，他又到天津国棉二厂任党委副书记。在“”中，李银桥被诬为反对和，受到隔离审查，还被抄了家。

1969年，外出视察在天津停车，在火车上听完当时天津市革委主任解学恭汇报后，提出要见李银桥。当得知李银桥受隔离审查时，当即说：“银桥是位好同志，跟我那么多年，我了解，他是思想认识上的问题，没有别的问题，赶快把他解放出来。”从此，李银桥恢复了正常工作和生活。

1976年9月9日，因病在北京逝世。从广播里听到这个噩耗后，李银桥全家失声痛哭。当天晚上，李银桥就驱车赶到北京。接着，韩桂馨带着两个孩子也来到了北京。全家一起瞻仰了的遗容。望着他那熟悉而慈祥的面容，李银桥夫妇止不住泪如泉涌……

此后，每年9月9日的祭辰和12月26日诞辰，李银桥和韩桂馨都要到纪念堂去看望他老人家。

今天，李银桥也已离去，他的夫人韩桂馨常常想起夫妇俩在身边工作的时光，回忆起老人家的音容笑貌与亲切的关怀，内心激动不已。韩桂馨说：老伴应该在天堂又与主席在一起了！（题图为1954年4月15日，与工作人员在北京玉渊潭公园合影（左七为李银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