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平与危机

都说公平是社会稳定和谐的基石，但要真正实现全局意义上的公平，却不是一件容易的事。特别是当某些利益固化之后，再想打破它，就显得更加困难，甚至有可能引起不同利益群体之间的严重分裂。近期持续发酵的有关异地高考的争论，就已露出了这种分裂的端倪。

北京、上海等地都是高等教育优质资源相对集中的城市，同时也是本地居民与外来群体对于是否放开异地高考辩论最为激烈的城市。而非沪籍女孩占海特的遭遇，更是在网上引发了论辩双方的相互指责与对骂。有上海人竟然称外地人为“蝗虫”，要他们“滚回老家去”。还有人组织成立了“守沪者联盟”，喊出了“保卫上海、保卫家园、驱除蝗虫”的口号，让人惊讶不已。

不难看出，由是否放开异地高考引发的不同利益群体之间的矛盾，其根源在于发展的不平衡，在于长期以来由教育资源分配的省份差异带来的严重不公，在于不合理的利益格局的形成和固化，也可以将它看作由政策和体制问题带来的社会两极分化的一个重要方面。

不论异地高考的反对者们有多少冠冕堂皇的理由，都没有办法否定一个基本事实，那就是他们属于不公平教育现状的直接受益者，他们不希望打破目前的利益格局，不想让别人分享他们早已拥有的“超国民待遇”。如果仅从个体的角度来看，反对者的心态或许能够得到一定程度的理解，毕竟外来人口的增多，会加剧相应的竞争。但既然演变成了不同利益群体之间的纷争，就不能等闲视之，它实际上已经上升为一个严重的社会问题：由地方保护和地域歧视带来的社会分裂，由仇官、仇富，进而发展到发达地区仇视和排斥外地人。

上海是上海人打拚出来的，凭什么让外地人来分享成果？如果没有外地人，上海人的生活会更幸福……此类观点尽管无知、狭隘和幼稚，但有这种想法的上海本地人却不在少数。这让人不由想起国外的种族歧视，想起林林总总的排华事件，因此也就不能不对国内这种地域歧视和源于底层的地方保护意识不断增强的危险状况产生深深的忧虑。

当下各项改革面临的最大难题，可能就是如何打破已有的利益格局，逐渐取消一些领域、一些地方、一些部门和一些群体所享有的“超额利益”，缩小贫富差距、地域差距，实现不同领域、不同省份、不同阶层、不同群体之间的相对公平，从而保障社会的和谐与稳定。

没有人愿意背井离乡、代价高昂地去异地求学，对很多人来说，这只是一种无奈的选择，同时也是经济发展不平衡、教育机会不均等引发的必然结果。由于一些地方集中了太多的优质资源，且在国家政策主导和地方保护的双重作用下，这些资源又在很大程度上实现了利益地方化，使得不同省份之间存在的不公现实日益显现，也使我们所高喊的教育公平，在省份差别面前具有了强烈的讽刺意味。都说高考是现实社会中相对比较公平的选拔人才的方式，但录取率的省份差异，优质资源的贫富不均，使得同样的成绩并不能得到相同的结果。所以说，局部的“小公平”永远无法掩盖整体利益格局上的“大不公”，无法抹杀教育不公在全国范围内的真实存在。

虽然废除户籍制度的呼声早已有之，但由于权力与既得利益群体之间存在着内在关联，使得这样的努力无法得到有效的回应。这和时下存在的退休养老双轨制一样，虽然类似的社会不公现象路人皆知，却总是遭遇权力的“选择性失明”。这也是造成社会危机负能量长期积累的重要原因之一。

古人讲，不患寡而患不均。过去很多人把这个“均”当作平均主义来批评，其实这个“均”可以理解为公平，即多少不论，重在公平。现实的残酷性就在于，许多人在对自己有利的时候要求维持现状，对自己不利的时候又要求体现公平。这种趋利的选择，无疑给追求社会公平的改革增加了新的难度和复杂性。尽管如此，要实现真正意义的公平公正，就必须重新调整不合理的利益格局，要求既得利益群体必须放弃以往获得的“超额利益”，否则，任何改革都将无法进行。

对于北上广而言，享受了改革开放以来三十多年的“超额利益”，现在或许已经到“还账”的时候了。如果任其发展下去，其利益固化的结果，将会在“中国公民”之外，产生具有特殊身份的“北京公民”“上海公民”，整个社会的内部分裂也就在所难免。

正是因为有了扭曲的体制和扭曲的政策，才会产生出特殊的群体和扭曲的心理。异地高考问题讨论中出现的矛盾和冲突，已经充分证明了这一点。当务之急，应在促进教育公平方面加大国家层面的宏观政策调控力度，将优质资源的配置毫不犹豫地向短缺省份倾斜，尽快缩小高考升学方面的省份差距，使所有人不论家住哪里，身居何处，都能享有受教育的同等机会和权利，从而实现整体意义上的教育公平。如此，则所有问题皆可迎刃而解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