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生活意识文化研究论文

一、传统精神资源与现代中国语境中的生活意义

与现代和当代西方语境中的生活观念不同，在中国文化语境中的日常生活观念一直是一个具有积极意义的理想和现实相统一的丰富世界。首先，生活基于生存又高于生存。一方面，中国人所理解的生活是基于生存的概念。生活的基本语意就是活着。《孟子•尽心上》：“民非水火不生活。”后犹言境况、生计和一切饮食起居活动。余华所表现的生活意义就是活着。同时，在中国文化里，生活又是高于生存的精神与意义之乡。生活不是异化生命的场所，而是生命生长的场所。生活是安心立命之本，在生活中获得自由。陶渊明辞官归隐就是归于田园生活，李白也是在纵饮漫游的生活中实现生命的自由。在中国某种场域可以异化人，如官场、生意场、情场。生活不是场域，而是精神的家，是生命之乡。个体在生活中可以找到自己，实现自由。其次，生活是内在生活与外在生活的统一。外在生活是每天的劳动、交往，内在生活是内心世界的修为。中国人不把外在生活看成是海德格尔所谓的“烦”，而是把外在生活与内在生活统一，让内在生活通过外在生活实现超越。孔子讲的“吾日三省吾身”,就是借助日常生活进行心灵反省。梁漱溟便认为孔子的“所谓的学问就是他的生活。他一生用力之所在，不在旁处，只在生活上。”“他的学生所以值得赞叹，也是因为生活美善。”(5)王守仁把“良知”这个抽象的道德本体的超越性与先验性，落实在内在性与经验性之中，《别诸生》所谓“不离日用常行内，直造先天未画前”。因此中国人教育孩子成人首先要从生活做起，正如明朝朱伯庐《治家格言》所谓“黎明即起，洒扫庭除”。第三，生活基于日常又超越日常。中国人所追求的生活是在日常中有日新。生活与时间有关，生活就是过日子。近代社会以前，中国人的生活时间观是一种循环论的时间，日出日落，四季更迭，“日入而息，凿井而饮，耕田而食，帝力何有于我哉？”但循环的日常中又有超越，《尚书•盘铭》曰：“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诗》云“：周虽旧邦,其命维新”。进入近代社会以来，受进化论影响，进化论的时间观植入了中国人的生活，线性的日新代替了循环的日新。中国人开始在过去、现在、将来的维度上建构“明天会更好”的生活梦想。第四，个体生活与群体生活相融合。个人与群体始终联系在一起。《大学》中“三纲八目”之关系主要论述个体生活与群体生活之联系。“三纲领”为“道”，是生活的目标；“八条目”是生活路径，是自内向外、由个体向群体的生活修为的统一。清人刘蓉讲“一室之不治，何以天下家国为”，很清楚地讲出了个体生活与全体生活的关系。进入20世纪以来，“生活”成为一个内涵日趋丰富、具有现代性的总体性概念。它连同“时代”“现实”“社会”等几个总体性概念的出场，搭建了中国现代性思维和语言兴起的某些方面的基本框架。它既指日常生活，也可以指政治、军事、经济与文化等领域的实践活动。我们之所以进入这个现代的社会，正是依赖于像生活、社会、现实、时代，这样几个总体性的词汇，才得以描述现代语境，确认我们和事物的内涵与边界。现代语境中的生活行为是在现代社会的权利、价值、生存状态、发展诉求等现代性尺度的影响下而发生的行为，因而具有了现代性的意义。在现代文化语境下，生活已经被赋予了社会性和政治性的意义，甚至具有了现代性改造功能。20世纪20年代末，陶行知提出“生活即教育”的思想将培育现代中国人的路径从抽象的知识引入生活实践。在30年代“新生活运动”中，力图从日常生活习惯建设国民。发明的劳动改造也是依托劳动生活，改造人的某种文化侵入，使知识分子脱胎换骨。

二、生活意识形态的回归

近代中国的意识形态有一个从民族国家化到生活化的过程。民族国家化的意识形态是在中国人民争取民族解放独立的历史背景下产生的，在不同社会阶段呈现出不同的特征。辛亥革命至1949年，受启蒙和救亡的时代主题的影响，形成了由启蒙与革命话语主导的意识形态，其内部也具有复杂性和矛盾性，处于多声合唱、此起彼伏的状态。但无论是三民主义革命的意识形态，还是无产阶级革命的意识形态，都是要完成一个民族国家现代化的目标，这种意识形态是一种宏大叙事，以国家独立、民族解放、阶级斗争等政治话语为主要内容。1949年以后，国家的意识形态仍然是民族国家话语的延续，只是在内部体系上变得一元化。意识形态成为一个由阶级话语和国家话语构成的思想乌托邦。1978年以后，国家的意识形态出现了民族国家化向生活化的转型，这种转型则是当代中国的国家意志、精英意识、大众诉求借助大众文化和大众传媒形成的一种生活协商共谋的结果。首先，就国家层面而言，表现为主流意识形态的生活化，也就是说当代中国政治更多地表现为一种指向现代日常生活的政治。随着国内、国际环境的变化，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中共确立了“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新时期的基本路线，党和国家把工作重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邓小平同志提出，“贫穷不是社会主义”，“社会主义的本质是解放和发展生产力”，中共十六大提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宏伟目标。1978年以后，中国发展路线的转变标志着中国由阶级斗争的政治向生活的政治转变，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现代生活话语，成为中国新的社会动员内容。新时期以来，现代生活成为意识形态的主要内容和表达形式，现代生活不单是一种经济基础，而且是一种精神建筑。其次，就大众层面而言，大众文化、大众传媒正将大众的现代生活诉求意识形态化。大众不仅是国家意识形态的简单、被动的接受者，也是意识形态的参与者和生产者。大众在以经济为中心的生活中获益，形成日趋强烈的生活意识，大众的生活意识通过大众传媒和大众文化形成社会互动，形成一种以生活为核心的公共的民间意识形态。同时，大众作为意识形态的接受者，同时也在生产着意识形态。他们把主流意识形态的象征形式进行生活化的理解。另外，国家意识形态要想发挥作用，也必须找到一个恰当的中介载体，才能进入大众观念世界。因此，主流意识形态与大众意识形态以现代生活为共同话语实现对接和融合。第三，就知识界层面而言，精英知识分子的文化生产日趋市场化、传媒化。精英知识分子一方面生产着精英知识、精英文化，另一方面面对文化市场化、传媒化的背景，他们的身份也逐渐成为一个现代生活意识形态象征形式的重要生产者。启蒙意识甚至精英意识逐渐瓦解，面对无孔不入、铺天盖地的大众文化，他们由对抗到迎合，文化的传播形式就是现代媒体，因此文化生产无可回避地要面对主旋律和市场问题，而文化精英在自身和主旋律及市场中间找的易于接受的中介就是生活。

现代生活意识形态被逐渐建构出来也有其历史的必要性。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和经济的迅速发展，中国社会逐渐分层，出现了不同利益群体，同时也随着全球化步伐的加快，国外各种文化观念也不断涌入，因此人们的思想观念和价值取向也逐渐多元化。因此，一种单一、纯粹政治化的意识形态已经不适应中国社会的发展，中国社会的意识形态也正是在这种时代的语境中发生着让步、转型和整合。正如汤普森所言，“意识形态不是简单的‘社会胶合剂’，……没有理由认为复杂的工业社会的稳定要求并依靠对特定价值观与规范的一种共识。只要我们社会有‘稳定的’社会秩序，这种稳定同样很容易来自信仰与价值观的多样性、个人、团体之间不断增加的分歧、反对态度可能被变成的政治行动共识。”(6)而就日趋发展进步的中国社会而言，这种政治行动的共识恰是以一种“生活”的协商和共谋实现。物质生活的富裕构建了社会稳定的基础，精神生活的文明促进了社会的理解和融合，政治生活的民主和法制加强了社会的和谐，生活意识形态在当代中国国家意志、精英意识、大众诉求等之间的共谋中逐渐建立，成为社会的共同价值协商域和凝聚力。现代生活意识形态在其本质上当然离不开社会政治的渊源，但它又不同于后现代语境中的“生活政治”，不能照搬西方日常生活批判理论的思路，把生活意识形态理解为一种国家统治的微观控制，而应当回到中国具体的现代化的时空语境，把它理解为一种国家意志、精英意识和大众诉求的融合。21世纪的中国社会，富裕、自由、平等、正义、尊重等现代性政治价值正逐渐成为一种不可阻挡社会共同理想，而要实现这个理想则需要宏观和微观两种政治策略的结合。在宏观策略上，且出于以“和平”“和谐”主题的时代诉求，国家自然把一种“革命式”的话语和行为变为一种“改革式的”话语和行为，实现一种“自下而上”与“自上而下”相结合的渐进性的完善；而在微观策略上，国家则在“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宏大背景下，在政治生活、经济生活、文化生活发展中，逐渐实现一种自由、平等、正义等现代性政治价值建构。因此，中国现代政治，是一种把宏大的政治叙事转变为一种“日常生活叙事”的“中国式的生活的政治”。而且这种“现代生活的政治”和市场经济、消费社会、大众文化、现代传媒相结合，通过一种文化的方式逐渐建构起来。在这个意义上说，一种合理的意识形态与大众之间的关系，不是简单的对立与统治的关系，更是一种融合和共谋。

三、现代生活意识形态的内容和本质

由于社会和历史的复杂构成，社会的意识形态自然也是一条由主流、各种支流、潜流汇聚而成河流，但任何时代社会成员对基本生活理解和诉求形成的生活意识形态之流应一直绵延于社会历史发展的意识形态演进之河中，在不同历史阶段，它有不同的内容和表征，并处于国家整体意识形态河流中的不同位置。近现代中国社会开启以来，伴随中国社会大众对于一种现代生活的诉求，逐渐建构起一种现代生活意识形态。但由于启蒙、救亡和革命思想主潮的影响，现代生活意识形态被遮蔽，没有成为国家和社会的一种主导意识形态；改革开放以后，在国家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全面建设小康社会背景下得以凸显，并逐渐成为新时期和新世纪的主流意识形态。现代生活意识形态正是以现代生活为本体，经国家意志、精英意识、大众诉求的协商共谋，融通传统生活价值资源，融合当下有关现代社会生活价值，借助大众文化和大众传媒，由现代生活话语构成的观念形态。借鉴马克思对生活的基本领域的分类，我们把生活分为物质生活、政治生活、精神生活和社会生活四个相互交织的领域。社会生活，在此主要指物质生产活动和社会组织的公共活动领域以外的社会日常生活方面，生活具有整体性，社会日常生活本身也涵盖和交织着其他三个方面。因此，现代生活意识形态是以社会日常生活为依托，由三个层面的社会意识交织而成，即关于现代生活的物质层面、关于现代生活的精神层面、关于现代生活的政治层面。关于现代生活的物质层面强调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和走向富裕的生活；关于现代生活的精神层面，强调个体生活欲求与生活理性的统一，强调生活的真善美价值，强调生活的时尚和创新，强调生活的幸福和个体价值的实现；关于现代生活的政治层面，强调民主、法制和权力是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生活意识形态不是一种政治乌托邦，而是一种理想与现实相统一的社会共同意识，是一种将物质生活、精神生活、政治生活融于日常的一种生活协商与共谋。生活意识形态可以在中国人的生活理解、生活内容、生活方式中得以见证。现代生活意识形态是与生活现代性相伴产生的，现代生活意识形态的核心内容就是生活现代性的追求。诚如一些学者所论，生活现代性是与启蒙现代性、民族国家现代性并生的一种现代性，三者互动共生、此消彼长构成中国现代社会一种复杂的总体现代性景观。生活现代性是个体生活的现代性，它是以尊重个体物质需要和个体价值为前提的一种总体性生活的现代性。如果说启蒙现代性致力于国民性改造，即“新民”；民族国家的现代性致力于政治现代化；那么生活现代性，要旨在于民生的现代性，是一种基于日常生活的现代性。生活是普通人生活，生活的现代性首先关切的是“凡人的幸福”，而不是精英的启蒙理想和民族国家的宏大叙事。

三种现代性虽然内涵有别，但联系却是密切的。首先，生活的现代性所包含的“国计民生”的要义，是现代民族国家的根本任务，是国家政权和统治意识形态的合法性依据。其次，国计民生也是启蒙现代性的重要维度。如果启蒙话语、精英观念不能最终落实在人民的生活中，那么就只能是空洞而虚幻的现代性方案。诚如罗岗所说：“无论是‘主体的诞生‘’个人的出场’，还是‘自我的觉醒‘’个性的解放’，都不仅仅是一种停留在纸面的力量，这些新思想、新观念都要由‘语词’渗透到‘经验’、自‘精英’扩展至‘民间’、从‘观念形态’转化为‘日常生活’……唯有如此，特殊性理念才能普遍化为社会意识，乃至沉潜为社会无意识，从而在更广大的领域中发挥效用。”(7)总之，生活的现代性构成了中国现代性的内在动力和重要奠基。现代生活意识形态的核心诉求就是生活的现代性，其本质就是以“现代生活”为载体的一种多元而统一的社会价值和思想的协商域。中国式生活意识形态下观照的日常生活不同于西方日常批判理论所理解的日常生活。生活不是异化、控制和抵制，也不完全是一个角力场，而是一种协商共谋空间和行为，在生活中社会全体成员和各个层面经过协商共谋共同完成着生存发展的主题，社会正是在个体和群体的生活协商共谋中发展前进，而生活现代性正是当下中国人生活协商共谋的主题，也是现代生活意识形态的主要内容，生活意识形态是一种建设视域下的意识形态。

作者：夏维波单位：吉林师范大学传媒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