独立学院大学生体态语言与自我心理地位关系

摘 要： 本研究选取南京脑科医院和江苏科技大学的部分医生、学生为被试，在沟通分析理论假设基础上，探讨了心理地位与肢体语言的关系，得出结论：学历和出生排行在心理地位上具有显著差异、心理地位对肢体语言具有显著的影响作用。

关键词： 体态语言 自我心理地位 肢体语言

1.研究目的

1.1国内外对体态语言研究简况

国外对于体态语的研究，最早可以追溯到古希腊哲学家亚里士多德。他曾经研究过行为的表达方式。而正式的研究却是从科学家达尔文1872年出版的《人类和动物的表情》一书开始的。这引发人们对面部表情和身体语言的研究，自那时以来，达尔文的许多观察被现代世界各地的研究人员所证实。艾伯特・梅拉比安发现，一个信息产生的影响，只有7%是语言的，38%是嗓音的（包括语调的抑扬顿挫和其他声音），55%是非语言的。1973年，美国著名的行为学家朱利叶斯・法斯特编著的《体态语言》发表以后，公众开始真正意识到体态语言这一现象的存在，这一著作总结了到那时为止的行为科学家关于非语言沟通的研究成果。

我国在这方面的研究比较晚。20世纪80年代后期才有一些专著出版。例如耿二岭的《体态语概论》（1988），对体态语的起源、体态语与语言的关系等进行了详细的介绍。随后，庄继禹的《动作语言学》（1988）、周国光的《体态语》（1997）等也对体态语言进行了介绍。大多数研究人员都一致认为，语言的渠道主要是用来传达信息，而非语言的渠道主要是用来表达人与人之间的态度，在某些情况下，代替语言的信息。

1.2自我心理地位对沟通效果的影响

沟通分析理论认为心理地位是一个人对自己和他人认定的基本理念（Berne，1961）。根据这些信念将个体关于自己和他人的看法简单分为四种：我好你也好（I+U+）、我不好你好（I-U+）、我好你不好（I+U-）、我不好你不好（I-U-）。这些看法代表一个人从什么立场来感知自己和他人的基本价值，也是孩子生命最早期对于自己和他人的信念与决定。

KaPlan认为，I+U+者具有清晰的自我感，可以自由选择促进个人成长的信息，同时人际交往界限清晰，具有健康的交往形态；I-U+者的自我感和人际交往界限比较混乱，总是迷失在自我与他人的关系中，会表现出对他人的依赖，个性化水平相对更低；I+U-的自我感和人际交往界限都是严格的，将他人和外界排出而努力维护自己的信念，会表现出对他人的疏离；I-U-者的自我感混乱，人际交往界限比较严格，在人际关系中既想通过他人来建立自我感，又会拒绝接纳他人。

综上，沟通中，除非常重要的语言渠道外，便是非语言渠道“体态语言”――通过一定的手势、姿势、动作甚至眼神等各种身体态势不断发出信息，并发挥独特而重要的作用。同样，不同个体的体态语言会有不同的表现。对此本研究提出以下假设：

（1）性别、年龄、文化、职业等变量对体态语言会产生一定的影响。

（2）不同自我心理地位个体在体态语言上呈现显著差异。

（3）心理地位对体态语言具有直接的影响作用。

2.研究方法

2.1被试

本次研究在南京脑科医院及江苏科技大学随机抽取36人（医生、学生）作为研究被试。全体被试性别不限。完全自愿入组配合研究，其中男19人，女17人。所有入组人员填写研究问卷，项目包括两部分，第一部分为不同情景中常出现的体态语言，共8条；第二部分为自我心理地位的判断，共14条。

2.2研究工具

2.2.1心理地位量表

该量表包含20个条目，采用5级评分，从1代表的“从未如此”到5代表“总是如此”，评定了个体的自我感受强度。BLPS问卷包含自我概念和他人概念两个因子，每个因子都具有对立的因素负荷量，分别代表了“好”与“不好”。本量表借用首都师范大学研究生赵立芳所修订量表，剔除3、5、14、17、18、20六项条目后，模型拟合指标均达到统计学标准。

2.2.2体态语言

该问卷为自编问卷。我根据哈里斯（美）《我好―你好》，以及皮斯（澳）《身体语言：从他人的身体姿势了解其内心世界》等著作编制，听取了几位从事心理学、教育学教学与研究的专家的意见，寻找30名大学生进行了测试。根据修正指数，删除了问卷中的不合适项目，并进行了探索性因素分析和验证性因素分析，形成正式问卷。问卷共包括四个类别，即自信的体态语（抬头）、自大或批判的体态语（骑跨在椅子上等）、顺从或紧张的体态语（紧紧抓住胳膊等）、消极的体态语（手掌紧拽，伸出一个手指）。

正式问卷的内容包括两大部分：第一部分为关于心理地位的几个基本问答，包含了“我好你好”、“我好你不好”、“我不好你好”、“我不好你不好”四种心理地位；第二部分为生活中常见的几种肢体语言，包括站势、坐姿与人握手等八个项目，意在测量不同心理地位者肢体语言的外在表现。

2.3研究程序

2.3.1问卷发放

本次研究于2009年5月至7月底正式施测，在江苏科技大学校内及南京脑科医院开展问卷调查，随机抽取被试45名。本次研究共发放问卷45份，回收45份，剔除了无效问卷（包括明显填写不认真、部分题目没有完成者），最终有效问卷为36份，有效问卷回收率为87%。

2.3.2数据处理

本次研究数据处理和统计分析采用SPSS17.0。

3.研究结果

3.1人口变量学和心理地位的关系分析

本研究考察了性别、学历、职业、出生排行等在自我心理地位上的差异性，变量数目为2的采用了独立样本T检验，变量数目大于2的采用了单因素方差分析。结果发现出生排行与自我心理地位存在显著关系，根据分析结果发现，排行老小的被试心理地位得分显著高于排行老大和排行中间的被试。在排行老大和排行中间的被试间未发现有显著差异。

3.2自我心理地位对肢体语言的影响分析

根据I+、U+、I-、U-的分数，计算得出了每个人I+U+、I+U-、I-U+和I-U-四个分类中的得分，统计了四个分类的人数，其中I+U+为26人、I+U-为9人、I-U+为0人和I-U-1达到1人。

根据这一分类，检验四种的心理地位是否与肢体语言间存在显著相关。发现四种心理地位与不同肢体语言间均存在相关性，其中I+U+与自信的肢体语言、自大肢体语言均存在显著正相关，与回避体态语和挫败体态语呈负相关；I+U-与自信的肢体语言、自大肢体语言和挫败肢体语言均存在正相关，与回避肢体语言呈负相关；I-U+与自信的肢体语言、自大肢体语言均存在显著负相关，与回避体态语和挫败体态语呈显著正相关；I-U-与自信的肢体语言、自大肢体语言均存在显著负相关，与回避体态语和挫败体态语呈显著正相关。

4.分析与结论

4.1人口学变量对心理地位的影响

本研究显示，排行老小的被试心理地位得分显著高于老大和中间的被试。根据阿德勒所强调的，出生顺序会影响人格的形成。他认为，老大的自卑感会更严重，因为第一个孩子出生时在家里受到关怀最多，但是到了第二个孩子出生后他不得不让位，可能会感到不安全往往敌视别人；而中间型的儿童往往能够有强烈的野心、叛逆心和嫉妒心，总是试图要胜过别人；而老小往往在家中受到宠爱，很容易产生优越性（沈德灿，2005）。针对中国家庭教养的特点来看，老大总是承担了更多的责任，老小总是有更多的自由发展空间，往往不会受到更多的压力，所形成的生活风格和态度相对也更积极，这会导致他们做出积极的早期决定。

4.2心理地位和肢体语言的关系

本研究分析结果显示四种心理地位与不同肢体语言间均存在相关性，其中I+U+与自信的肢体语言、自大肢体语言均存在显著正相关，与回避体态语和挫败体态语呈负相关；I+U-与自信的肢体语言、自大肢体语言和挫败肢体语言均存在正相关，与回避肢体语言呈负相关；I-U+与自信的肢体语言、自大肢体语言均存在显著负相关，与回避体态语和挫败体态语呈显著正相关；I-U-与自信的肢体语言、自大肢体语言均存在显著负相关，与回避体态语和挫败体态语呈显著正相关。

TA理论中将I+U+称为赢家的心理地位，是最常见的，也是最健康的（Andrews，Fine & Conrad，1977）。拥有这一心理地位的个体持成功者的态度，能够面对现实并解决问题，表现出对他人的接纳。I+U-心理地位往往具有自大的态度，往往表现出先摆脱后炫耀的防御姿态。I-U+这种心理地位者往往具有沮丧的态度，很容易迷失在与他人的关系中，受挫后回避。这个心理地位的优点是接纳他人，善于学习他人优点，具有团队精神和遵守敬业守则等；缺点是不能肯定自己的想法，不能领导他人，处于注意焦点时会感到不安和不会拒绝他人等。I-U-这种心理地位者往往具有空虚的态度，会自暴自弃。这类人的特点是不负责任，漠视自我和他人，回避（因为不感兴趣），满不在乎，闷闷不乐，小心翼翼不让别人接近和对人冷淡（Swede，1978）。

4.3研究结论

研究在沟通分析理论假设基础上，探讨了心理地位与肢体语言的关系，主要形成以下结论：学历和出生排行在心理地位上具有显著差异、心理地位对肢体语言具有显著的影响作用。

5.本研究的不足及展望

首先，本研究样本存在局限性，选取被试仅为医生和学生，对其他职业者未能考察，且人口学变量分布特点显示的结果能否被推广还有待进一步研究。

其次，本研究仅为肢体语言和心理地位关系的初探、浅谈，只显示有相互关系，并不能作为判断标准。对于很多变量也未作进一步分析，希望后续研究能够进一步分析阐述，并尝试通过调整姿势调整当下的心理地位，改善沟通效果。

参考文献：

［1］［澳］奥伦・皮斯著.贾宗谊，卢爱君译.身体语言：从他人的身体姿势了解其内心世界.新华出版社，2002.

［2］Ohisson，T.etal著.黄佩英译.人际沟通分析――TA治疗的理论与实践.四川大学出版社，2006.

［3］赵立芳.心理地位――自我状态沟通模式和婚姻质量的关系.首都师范大学硕士论文.

江苏科技大学南徐学院2010年创新计划课题组：蔡鹏、陈潇、刘珉、张雯、王蓉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