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7:上海剧坛风景

2007 年对上海戏剧界来说，是一个值得记取的年头。2003年启动的国家舞台艺术精品工程在这年完成了第一个五年规划。在已评出的40台优秀剧目中，上海占4台――京剧《贞观盛事》、话剧《商鞅》、 昆剧《班昭》和京剧《廉吏于成龙》。当年又逢第10届“五个一工程”奖颁奖，上海得了个满堂红，其中戏剧作品有两个――京剧《廉吏于成龙》和杂技剧《天鹅湖》。

原创乏力知多少

在上海加快现代文化大都市建设的总盘子中，戏剧占有重要的一席之地。这与上海历来是全国戏剧大码头的地位有关，也与上海城市文化的历史与现状有关。一个现代文化大都市的建设，仅有经济发展成果和历史文化传统积淀是不够的，还需具有持久的文化创新能力。戏剧艺术原创力的强弱变化，直接影响着上海现代文化大都市的历史进程。

2007年的上海话剧显得异常活跃。也许是沾了中国话剧百年诞辰之光，话剧新戏的上演可谓目不暇接，上海的戏剧原创力似有“井喷”之态。它似乎表明，上海的戏剧并不缺乏艺术原创力，只要在戏剧市场不断的强刺激下，原创剧目就会不断涌现、戏剧艺术持续繁荣。但仔细观察却发现，上海的许多新创话剧其实多是根据纸质、网络小说或电视剧改编而来的，真正原创的话剧几乎看不到。

这个现象说明了什么问题？往好处说，上海的话剧是从市场的需要出发进行创作的――即把那些已有市场号召力的作品搬到话剧舞台上来，取得预期的票房收入。这种很有文化市场头脑的经营行为的成功，已被实践一再证明了。例如话剧《兄弟》、《武林外传》、《红与黑》、小剧场话剧《双面胶》等，在艺术上都有特点，票房也不错，有的甚至到了一票难求的地步。

然而真正原创剧本的演出几乎没有。当然，2007年也有两台原创剧本的话剧在上海上演――《红星照耀中国》和《秀才与刽子手》，但它们的编剧都不是上海的。

有人会说，难道话剧《武林外传》不是原创的吗？如果单纯从剧本来看，《武林外传》的故事和人物都具有原创性。不过，一个问题由此产生――为什么作者不把该剧剧名起得更符合它的实际情况呢？如果说，《武林外传之外传》有点拗口，那么《武林前传》至少能使观众明白这台话剧并非电视剧《武林外传》的舞台版，从而避免让观众产生误解。事实上，话剧《武林外传》的剧名确实引起了观众误解，他们以为该剧是根据同名电视剧改编而成的话剧。这样的效果――让电视剧《武林外传》的超高人气来引燃话剧《武林外传》的票房人气――是不是话剧制作人的刻意追求？应该承认，这是个奇妙的主意。由这个奇妙主意点燃的火爆宣传效果，却让一些人从中看到了话剧人的底气不足。有人认为，把话剧《武林外传》看作是话剧第一原创剧本，同样是牵强的，因为它不过是一个“借壳上市”的话剧剧本。

话剧《武林外传》让我们直接接触到了一个上海戏剧的时代难题――在多媒体传播高度发达的当今，新创剧目若是缺少其他媒体的大力宣传来提升自己的市场知名度的话，那么要想获得可观的票房收入以延续话剧生产的再投入，几乎是天方夜谭。话剧创作演出市场的原来情况是，一部新创话剧须通过不断的剧场演出逐渐获得观众认可，从而提升知名度和票房收入；但如今时生了变化，观众也发生了变化，演出市场已不耐烦新戏拥有一个知名度逐渐积聚的过程，而是直接要求其一下子撬动市场的兴奋神经，迅速获得丰厚回报。不过，问题在于目前的戏剧生产单位大多没有足够的经济实力加大剧目的宣传力度，在这情况下，话剧的第一原创力不可避免地衰弱了，剧团、剧作越来越依赖于其他媒体事先造成的作品知名度，以使自己快速在市场上站住脚跟。这似乎是一个包括话剧在内的一切舞台剧第一原创力衰弱的解释。

如果我们认为是市场决定了话剧第一原创力的盛衰，那么我们又如何看待由“生活是文艺创作的唯一源泉”这个经典命题引申而来的“话剧第一原创力来自生活、来自对生活的独特理解”这个问题呢？戏剧，尤其是话剧，到底是靠什么来吸引观众走进剧场的呢？是靠铺天盖地的演出宣传，还是靠剧目本身对现实生活的反映？

显然，密集的宣传能暂时起到拢聚人气的作用，但观众最终看的，还是新创剧目的艺术质量，看新创剧目是否真正打动了他们的情感、是否强烈地触动了他们的灵魂。这就取决于戏剧的第一原创力是否真正强悍，取决于创作者对于生活是否有自己独特的发现和认识，对戏剧艺术是否拥有自己的把握和创造，对社会生活是否具有深入程度和理解力度。因此，如果把市场当作戏剧第一原创力不足的最主要原因，是一种本末倒置的看法。

再来观察2007年上海的戏曲创作，第一原创力的后劲不足同样是一道刺眼的划痕。上海京剧院曾以新剧目创作作为剧院的独特风格，但在2007年转向了以继承、整理传统剧目为主――整理演出的《梅妃》、《百花公主》，继承演出的《宝莲灯》等。这种现象其实在几年前就已出现，如京剧《李逵下山》、京剧《群英会》、京剧《乾坤福寿镜》等，在继承京剧流派和传统优秀剧目上起到了一定作用。在京剧《廉吏于成龙》的广泛影响下，加上新创京剧《成败萧何》的试验演出，“上京”新创剧目的减少尚未显得十分刺眼。但作为国家重点京剧院团，“上京”一年只出一、两台新创剧目显然是不够的。2007年，“上京”新创剧目又有转向改编外国经典的倾向。

这样的情况在上海各戏曲院团中较为普遍。上海昆剧团也曾以新戏创作作为自己的主要风格，昆剧《司马相如》、《班昭》等皆在这个风格下诞生。与此同时，“上昆”还坚持继承优秀传统剧目，改编、整理演出了全本昆剧《牡丹亭》等。不过，2007年的“上昆”也未拿出什么原创剧目。当然，排演全本昆剧《长生殿》十分吃重，其创作强度和难度不亚于创排4台大戏。

昆剧应该走博物馆艺术的道路还是走继承、创新、发展的道路，在业内外一直存在争议。目前昆剧第一原创力的疲软走势，令人对后一种道路的前景产生了一丝忧虑。前几年“上昆”推出的小剧场昆剧《伤逝》，至少触碰到了昆剧创作中的三个难题――现代戏、鲁迅小说的改编、小剧场艺术形式。这样大跨步的戏曲实验且相当成功的例子，时至如今在上海还是绝无仅有的，像这样的尝试我们是否还能期望看到呢？

什么样的剧院团建设路线，决定了什么样的剧院团风格，也在相当程度上显示出戏剧第一原创力的强弱。对编剧而言，剧院团能上演自己创作的剧本是创作的强大动力。从这个角度来说，剧院团对戏剧第一原创力的强弱盛衰是有着决定性作用的。在上海的戏曲院团中，每年至少出一台新戏的上海淮剧团是令人刮目相看的。2007年，“上淮”又拿出原创剧目《汉魂歌》。这部戏虽在艺术上尚不尽完美，却表明了“上淮”坚持走以创作新剧目为主的剧团建设路线的决定和信心。

二度创作犹强势

不过，在戏剧的第二原创力（即二度创作）方面，上海的戏剧院团还是保持着较为强盛的势头。最有力的例子便是四本《长生殿》。

据史载，洪升的《长生殿》自诞生以来仅有一次全本演出。那就是在康熙四年（1704），曹雪芹的祖父、江南织造曹寅曾令家班演唱全本《长生殿》，持续三日三夜。时过境迁，盛况难再，“上昆”以往也只演过一本的《长生殿》。显而易见，全本创排难度很大，而主要的难题并不在剧本改编，而是在二度创作――如何将全本《长生殿》搬上舞台。全本《长生殿》中，有三分之二篇幅是“上昆”从未演过的，这种二度创作的难度等同于原创；而“集古典与现代于一身的经典性风格”的要求，对“上昆”戏剧第二原创力来说更是一种超越原创的考验。演出很好地体现了“上昆”的二度创作实力，表演典雅绚丽，演唱韵味隽永，导演精致和谐，音乐大气辉煌，舞台精美绝伦。

另外，上海话剧艺术中心为纪念中国话剧百年诞辰演出的《上海屋檐下》，较好地体现了夏衍原作的精神，同时又呈现了老上海的风情，同样是一部较好体现戏剧第二原创力的剧目。从演员表演来演绎剧作精神的角度来看，话剧中心演出的英国当代喜剧代表作《乱套了》，可以说是2007年上海戏剧第二原创力的最佳显示。吕梁饰演的理查德・威利既较好地体现了原作英国式的冷幽默和人物的冷酷无情，又较好地糅合了中国式的喜剧夸张和人物的讽刺意味，让观众在捧腹大笑之余，对这个虚伪两面、刚愎自用、盛气凌人的高官人物的灵魂有了更透彻的了解，并产生更多有意义的联想。付冲饰演古板愚蠢而又自以为是宾馆经理，类似于中国传统喜剧中常见的丑角，同时又有着西方喜剧惯常具有的反讽意味，让观众发现自己身上存在着同样的人性弱点。沈磊饰演的乔治・皮格顿是一个性格复杂的小人物，让观众既体味到西方的喜剧魅力，又联想到了中国喜剧擅长表现的“贾桂式”的奴颜婢膝。

由于戏剧原创力是与艺术创新密切联系在一起的，因此在艺术创新上都有着成败两种可能。如何看待艺术创新的得失成败，关系到戏剧原创力的生死存亡。如果过于苛求创新，要求任何一次的戏剧原创都是艺术精品，那么我们收获的很可能只是一片枯叶；而要想让戏剧原创力像一轮旭日无拘无束磅礴而出，就应当允许艺术创新一次又一次地尝试苦涩的滋味。从这个角度讲，2007年国家话剧院来沪演出的话剧《刺客》颇堪玩味。坦白地说，这不是一次成功的艺术创新，但它所表现出的戏剧原创力的顽强自信，值得上海的戏剧人深思。

舞台精品须积累

现代文化大都市的建设不仅需要戏剧保持持续旺盛的艺术原创力，而且也需要有意识地积累所创造的精品，从而让艺术原创力在精品打造过程中保持其充沛底气和强健势头――这就要走由创作新品提升到优品，再精益求精地打磨成精品的艺术创作道路。

这要求创作者具有“十年磨一剑”的精神。首先的问题是，我们要确定手中磨的究竟是不是一把剑，是不是一把磨砺十年后锋利无比的宝剑。一般来说，舞台艺术新品有几种情况――明显具有进一步加工提高的潜力的，有加工提高的可能但困难较大的，基础薄弱不值得做艺术上的加工提高的。当然，这只是一种理论上的归纳，具体还需与戏剧作品结合在一起分析。

笔者认为，滑稽戏《总算认得侬》大概可算是第一类，即明显具有进一步加工提高的潜力的。作出如此判断，是基于这一个总体认识：这部戏虽是一部“定向戏”，但在艺术上也取得了不俗成绩。剧中塑造的金牵顾和傅新月这两个人物，具有一定的艺术典型性，尤其是金牵顾，让人联想到过去曾在我国放映过的印度电影《拉兹之歌》中的拉兹或雨果名著《悲惨世界》里的冉阿让。他们同属被社会惩罚过的小人物。不过，金牵顾与拉兹或冉阿让有着明显的不同――拉兹和冉阿让是因贫穷偷了面包充饥而被施以不公平的严厉惩罚，且在出狱后依然受到社会偏见和不公正对待；金牵顾则是因撬窃物业公司保险箱被判盗窃罪入狱的，是真正的罪有应得。由于起点发生变化，因此金牵顾这个人物也就具有了新的典型意义，当今社会能否接纳他的重新融入，是一个值得深思的、具有人性本质的问题。在这个人物身上，我们看到了成为艺术典型的潜力。

相比较而言，滑稽戏新品《幸福指数》的加工提高将遭遇一个瓶颈――即如何看待并描写当前社会发生的“啃老”现象及背后的深层社会因素。从触及社会热点和主题新颖的角度来看，《幸福指数》明显优于《总算认得侬》，但由此带来的艺术上的难度也比后者大得多。如果创作者贴近生活原生态去挖掘滑稽戏所需要的噱头，就会使这部戏具有深刻的主题含义――在逐渐富裕起来的社会里，老人为什么宁愿自己的孩子不工作而由自己养着？青年人成为“啃老族”的社会和家庭原因究竟在哪里？如果这样深究社会现象的做法对滑稽戏来说是勉为其难，那么哪怕是表面触及也会给滑稽戏艺术带来新的噱头和新的手法。《幸福指数》为了向滑稽戏表演套路上靠，削弱了这个新出现的社会现象的新鲜感，使剧情成为一个有爱心的女护士收养三个儿女，而子女长大后自私、懒惰、啃老，最后知道真相后幡然悔悟的寻常故事。这样的演出虽能受到滑稽戏老观众的欢迎，却有可能与成为新世纪滑稽戏艺术精品的机会遗憾地擦肩而过。

他山之石可攻玉

艺术精品的积累除了要看作品在原有基础是否值得进一步修改提高，还要看其二度创作上是否还有上升空间。在很大程度上，我们正是这样来理解一部艺术作品不断修改和琢磨的工作的。

2007年在沪上演出的音乐剧《妈妈咪呀》，是根据ABBA的流行歌曲编写的一部音乐剧。虽然许多上海观众对ABBA并不那么熟悉，但在观看时依然受到台上表演的热烈感染。这是为什么？一句话：戏好。

编剧精心构筑了一个当代西方人常见的故事：在希腊的一个小岛上，十八岁的女儿要结婚，她希望在婚前能找到自己的亲生父亲。她在妈妈的一本日记里发现当年有三个男人在差不多的时间里和妈妈相爱又离去。于是，她向这三位先生发出参加她婚礼的邀请。三位先生来到岛上，和女孩的妈妈再次相见。这件事却令新郎感到不快，他认为她不诚实，两人闹起了矛盾，婚礼无法举行。此时，妈妈和三位先生之间当年的误会消除了，那个最可能是女儿爸爸的先生和妈妈结婚了，而女儿和她的男友要一起结伴去周游世界――他们不愿意太早就结婚。这个故事包含了当代西方人遇到的几个令人困扰的问题――代沟、性解放、幸福、欢乐、自由与职责等等，在全球化的今天，也能够强烈地感染当代中国人。而戏剧因素与音乐的巧妙糅合，流行歌曲与舞蹈的和谐共生使浓郁的生活气息和形式化的舞台艺术相得益彰，能歌善舞、激情奔放的演员使人物形象更加艺术化和生活化相结合。这些，使我们看到了西方音乐剧在精品积累方面取得的经验。

西方音乐剧大致走过了传统音乐剧、概念音乐剧、巨型音乐剧和流行音乐剧四个阶段。前几年上海主要引进的是巨型音乐剧，如《猫》、《悲惨世界》、《歌剧魅影》等，而在2007年引进的《妈妈咪呀》，是西方音乐剧在90年代创造的以流行摇滚乐为主的新世代“经典”。音乐剧成长发展到今天，是与音乐剧精品的不断积累分不开的。上海在发展自己的音乐剧时，是否可以借鉴一下他山之石？

2007年的上海舞台，就出现了这种可喜景象。上海戏剧学院青年艺术剧院上演的全新版本话剧《雷雨》，对剧本作了大胆增删，把原作的序幕和尾声重新搬上舞台，最后别开生面地让教堂出现在舞台上，增加了唱诗班的合唱，而唱词又是曹禺发表于1928年3月的原作，大大地拓展了《雷雨》作为经典的解读可能性。而上海歌剧院用了数年时间精心打造的歌剧《雷雨》，也从另一个侧面开启了《雷雨》作为经典的解读可能性。

这两部《雷雨》启示了我们：当代戏剧精品的积累是否需要多种多样的解读？是否经得起多种多样的解读？从全国范围内来看，有些国家舞台艺术精品工程剧目已经开启了这样一条解读之路。比如国家舞台艺术精品工程剧目川剧《金子》，在2007年又被山西省晋剧院移植成晋剧《金子》来沪演出。戏曲的移植，一直以来是一种行之有效的做法，它对于戏剧精品的推广、解读、修改和普及都是十分有利的。也许，从某种意义上，一部戏剧精品能不能被广泛地移植成其他艺术样式，也是对戏剧精品的艺术性含量的一种考量。

当然，戏剧精品的积累也需要各个方面的支持和关心。其中，各种形式的戏剧评奖对戏剧精品的产生和积累发挥着很好的作用。2007年4月，第17届上海白玉兰戏剧表演艺术奖颁奖，李默然作为话剧优秀代表人物荣膺上海白玉兰戏剧表演终身成就奖。主角奖授予了郝平等10位中青年演员。这些演员的获奖，与他们演出的新剧目如话剧《秀才与刽子手》、歌剧《雷雨》、评剧《胡风汉月》、话剧《凌河影人》、评剧《包公梦蝶》等具备了提升为舞台艺术精品的潜质是有很大关系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