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与“梁效”

汤一介（1927.2―2014.9），中国当代著名哲学家、哲学史家、哲学教育家，中央文史研究馆馆员。近日，汤一介先生回忆祖父汤霖、父亲汤用彤及自己人生经历的遗稿《我们三代人》由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出版。正如汤一介先生夫人乐黛云教授在前言中所说，这本书最重要的价值首先在于它展示了一个知识分子真诚的对祖国和对祖国文化的热爱。这本书的另一个价值就是它的真诚，不回避问题。例如他当年听从党委分配，曾参加了所谓的“梁效”。本来，时过境迁，三十多年前的事，至今并无结论，不说也罢。但是，他认为：“任何人在他的一生中总会犯这样那样的错误，有些错误会得到别人谅解，甚至自己也可以原谅自己，但是有些错误是不会得到别人谅解，自己也不能原谅自己。我参加‘清华北大两校大批判组’（即‘梁效’）是属于后一种情况。这事虽已过去近三十年，组织上也不作结论，但在我心中总是一个问题，我应该做一个交代。”他在书中用了一万多字，对这一事件的来龙去脉、前前后后做了详细的交代，并不回避自己的责任。本文节选于《我们三代人》一书。

一、编写《与孔孟之道》

1973年秋天，当时北大的党委书记王连友同志找我们谈话，他说：“清华的同志编了一份《与孔孟之道》，看了，认为不好，他说找一些北大懂点孔孟之道的人参加，和清华一起来编写吧。”王连友同志说：“你们就和清华的同志一起编写吧！”对能参加要编的《与孔孟之道》，我很高兴，除了我对的无限崇敬之外，还有我个人的一些私心。这时正是在批判所谓“右倾回潮”，在北大自然又掀起了一次批判运动。我是当时北大哲学系教育改革小组的负责人，看看火又会烧到我身上，如果能到“梁效”，这场灾难也许可以躲过。

进入“清华北大两校大批判组”是依据的要求编写《与孔孟之道》，开始只有十来个人，主要就是编材料，我算是编材料的主要负责人之一。材料编了若干稿，每稿都交谢静宜和迟群往上送，我们等着上面的修改指示。这份材料共八部分，在基本编成后，仅其中有一部分，上面认为不理想，要我们重编这部分，于是谢静宜、迟群就命令我带着两三个人修改这部分，我记得有周一良、孙静、陈羲仲，而其他人则转入写大批判文章，以便配合《与孔孟之道》的分编。1974年1月《与孔孟之道》以“中共中央一号文件”的形式发件。由于我和周一良自始至终都参加了《与孔孟之道》的编写，所以受命到各单位去讲解这份材料。分工我讲带有理论性的前四部分，如“克己复礼”之类；周一良先生讲带有解释性的后四部分。当时除了由谢静宜、迟群指派我们在首都体育馆讲，我记得还应余秋里邀请在军队讲，应北京市委邀请在北京市委党校讲，好像还在其他地方讲过，现已记不大清了。大概到这年二三月实际上在“两校大批判组”中分成两个组，一个组的主要任务是编材料组，接着编《与孔孟之道》（材料之二）；一个组是写大批判文章。我主要在材料组，“材料之二”的基本内容是所谓的“五七一工程纪要”。这份材料早在“大批判组”成立之前我们就看到过。在“两校大批判组”成立之前，曾召集一批在京学者（不仅仅是北大、清华的教员）开过两次座谈会，在会上就说到要批判，这样就涉及到“五七一工程纪要”，并且传达了有关“评法批儒”的指示。这两次会，我都没发言，而当时人民大学的王世敏在会上作了相当长的发言，对她的发言很满意，当场说：“你是女状元。”所以在成立“两校大批判组”后，她和李家意、宗柏年就成了该小组的三人核心成员之一。

为了编写《与孔孟之道》（材料之二），曾让我们到住所毛家湾查看的图书，当我们进到的藏书楼，使我们吓一跳，的藏书竟有七万多册，其中线装书非常多，在一些线装的中国经典上常有的“批语”，我当时曾把他在《论语》上的批语过录到另一本书上，现在我还保存着。我们当时翻阅的藏书，当然都是按照的指示，找一些所谓“反对社会主义”、“复辟资本主义”的话，而且往往也是顺着的思路来加以曲解。我们以“五七一工程纪要”为基础，再加上藏书中的“批语”，东拼西凑，编成了《与孔孟之道》（材料之二），由谢静宜、迟群送了上去，以后就没有下文。“材料之二”编完之后，我们这些编材料的人没有事可做了，于是也参加到写作组里。写作组的任务是：解释《与孔孟之道》（材料之一），写“批林批孔”和“评法批儒”的文章。文章多半是三两个人合写，然后由谢静宜、迟群审定后，往上送。文章署名除用“北大清华两校大批判组”外，还有一些笔名，用得最多的是“梁效”。

二、与的接触

从1973年下半年起到1974年四届人大前，有两件事应该说一下，一是，大批判组成员曾两次随从到天津，这是我们和最近的接触，因而对她有直接的感性认识。关于去天津的过程，其他同志都会写到，我只想写给我印象最深的事。我们和一起在车上用餐，汪东兴虽也是中央政治局委员，但很像是的随从，让他干什么，他就干什么。我觉得很奇怪，但一想是的夫人，而在我们面前常说她代表，而且给我们讲一些如何发动“”之类的事，来宣扬她自己。我当时都信以为真，我想其他“梁效”成员也会信以为真。有一次，我不知为什么提到“斯大林”，突然大发脾气说：“不要提他，不要提他。”吓了我一跳，以后我在面前不敢再说话。到天津后，我们并没有和住在一栋房子里，只是她召我们去她住的地方，我们才能去，去那里往往是和她一起看电影，我记得《反击》就是在天津看的。总之，给我的印象是“她真像一位颇为跋扈的皇后”。另一件事是，当时的中央政治局召见“梁效”成员（也还有几位非“梁效”成员参加）。有一次是由各位政治局成员向我们讲话，会议虽由主持，但却唱主角，她讲了不少讲的一些“批林批孔”、“评法批儒”的话，好像有的地方还是根据纸上写的材料念的。这次会使我印象最深的是邓小平同志的发言，他别的什么也没讲，只是讲“并不是什么常胜将军，也打过败仗”。今天看来，邓小平实际上对什么所谓的“批林批孔”、“评法批儒”是有他的看法的，也许他已看出这中间的问题所在。另一次召集我们开会，这次大概主要是“”和汪东兴等人参加，主要讨论“评法批儒”。让我们发言谈谈“儒家”和“法家”的不同。我记得发言的有田余庆、宁可等等。我是比较靠后才发言，我说：“儒家和法家的不同可能主要是两点，一是法家主张改革，而儒家则要维护旧制度；二是法家主张前进，而儒家主张倒退。”我说得很简单，后来听说，认为我的发言很扼要。但认为很扼要，这一方面说明，我在紧跟，失去了自我思考的能力；另一方面也说明，我是在迎合“”，失去了知识分子独立的人格。因为我实际上对儒、法两家都并没有作什么认真研究。

1974年底召开“四届人大”前，有天“梁效”的一位成员告诉我，说北大广播站正在介绍我，说我当选了“四届人大”代表。我当时也没听见是如何介绍我的，后来听说，因为对“评法批儒”的发言很受的肯定，这样当上了“四届人大”代表，当时我虽没有什么喜出望外之感，但也觉得自己还可以跟上现实的要求。“四届人大”正式开会之前先开预备会。我们都集中在车公庄的礼堂里，等待领导人来接见和讲话。忽然等人来了，她看到了我，就说有事要找我，她就上了讲台，讲了一通，我什么也没听见，不知她要找什么。我赶快找工作人员，他们已经知道。散会后，工作人员把我带到一间小会议室，和她的随从人员，还有一些学者和艺术界人士在场，桌上摆着一些用封套套着的线装书，对我们说了一通话，我已记不清了，最后指着那一堆线装书说：“这是马王堆出土的帛书《老子》甲、乙两种的影印大字本，你们大批判组去和今天的对照一下，加点注释，要。另外甲、乙本前后的部分也加点注。所加的注释都用朱红。”还特别对我说：“你会议就参加开幕式，其他会就不一定要参加了。回去你们就快做吧！”因此，我只参加了“四届人大”的开幕式就回“两校大批判组”了。回去后，我就向谢静宜、迟群和李家宽（当时“两校大批判组”的负责人，8341军宣队干部）汇报。他们就赶紧组织批判组的人员，如魏建功、吴小如、田余庆、周一良和我等人参加来做注释工作。我们这些人写批判文章不大行，但做注释还比较有点办法，特别听说要看，就更加积极认真地做，很怕出点错误。后来听说对我们的注释工作很满意，当然我们很高兴，有点“受宠若惊”之感。这就是中国知识分子的悲哀了！

没多久，谢静宜、迟群来大批判组说，要来“看大家”，并且要听我们讲《老子》，因为我是“研究”中国哲学史的，就要我作准备。为此，我把过去我们中国哲学史教研室编的带注释的《中国哲学史资料辑要》中的《老子》部分，每句都详加解释，有的甚至译成白话，怕被问住。一日，带了一帮人（可能有汪东兴）来大批判组住的“北招”，这时学校领导周培源、王连龙等和谢静宜、迟群也都来了。来后，她大声说：“我向你们问好，也代表向你们问好。”我们当然也相应回答：“同志好，好！”她说了一些话，我一句也没听清，因为我很紧张，不知如何给她讲《老子》。忽然说：“谁给我讲《老子》？”我原来坐得离较远，只得走到她近处，带着大字本马王堆《老子》甲、乙本，打开来，因马王堆本是“德经”在前，“道经”在后，因此开始就是今本的三十八章。我刚开始讲了一句“上德不德，是以有德”，就讲开了，讲起她怎么读《老子》和许多与《老子》不相干的话，因此我真有一种“如释重负”的感觉，我可以没事了。因为我总怕哪句话讲错了，惹上麻烦，甚至可以坐牢呀！

三、接受审查

1976年10月6日，“”被抓起来，谢静宜、迟群也被抓起来，大批判组全体成员被集中起来，进行审查。在这一年半的审查期间，我们每个人几乎都反复作了多次的检查和揭发。主要要我们交代和揭发的问题是：“”、谢静宜、迟群是如何反的；我们这些大批判组成员是如何接受“”的指示反总理的。现在我仍然可以说，在大批判组中我从来没有听到“”或谢静宜、迟群说到过“”。因此，在我的检查中又陷入了和“”开始时一样，那时聂元梓的校“”检查我们，要我们交代如何反对；现在“梁效”专案组又要我们交代如何反对。而我们这些书生哪里知道中共中央上层之间的斗争呀！在审查中，我渐渐了解到“”确实要反对，同时我也想到这大概也是的意思。因此，在我的检查中就再三说明，我和其他“梁效”成员确实在客观上帮助“”（如果严格地说应是“五人帮”），犯了反对的严重错误，但我和许多“梁效”成员在主观上并没有要反对。对这点，我无意为自己辩解，就像“”开始时说我反对一样是无法为自己辩解清的一样。

在开始审查我们的时候，我还可以请假回家。有一次，在我为是否要违心地承认自己在主观上就是要反的极度苦恼中，我真的想不清楚，为什么没有告诉我们这是怎么一回事。我怎么能说清这一切问题？我的精神几乎陷入崩溃之中。在这种情况下，我请假回家看看，想看看妻子乐黛云，我们有二十五年共同生活的苦难历程（她二十六岁就被划为，而我自1957年反右斗争后，历次运动都受到批判）；想看看孩子们，不知他们今后如何度过一生（因为他们在1977年恢复高考时都考得很好，但因我的原因没有学校敢录取他们）。我想着看过他们以后，回“梁效”集中地要经过未名湖，不如跳入湖中，了此一生吧！但正巧孙长江同志来我家，他对我说：“事情总要过去的，不要代，就是坐牢也没什么，早晚得放你，可以准备点换洗衣服，一定要挺住，我们能做事的时间还长着呢！”听了孙长江同志的话，我非常感动，打消了我投湖自杀的念头。

我参加“两校大批判组”，不管当时有种种客观原因，不管是指示让我们参加的，但我自己是不能原谅自己的，我也不要求别人理解“梁效”同人的处境。我自己应该严厉地责备自己，正是我在开始时考虑想逃避所谓“反击右倾翻案风”，而自愿进入“梁效”；正是我迎合等所传达的关于“评法批儒”的指示，而作了被肯定的发言；正是我在批邓开始时，因为怕有牢狱之灾，而没有听孙长江的话，毅然离开大批判组。这都说明了我作为中国知识分子的软弱性。三十多年来，中国知识分子在各种政治运动中始终是被批判的对象，绝大多数人都失去了判断是非的能力，而以领袖的是非为是非；绝大多数人都失去了“自我”，而异化成为领袖的“应声虫”。领导是我们的“上帝”，是我们无意造出来的“大神”。我是研究中国哲学史的，在中国历史上绝大多数“士人”都是依附于皇帝的，这个传统一直延续到像我这样的现代知识分子身上。说：“皮之不存，毛将焉附。”从作为政治领袖说，他说出他想说的话。但是中国历史上也还有极少数有骨气的士大夫他们可以对抗皇权，对抗世俗流行的观念。孟子可以说“以德抗位”，陶渊明可以“不为五斗米折腰”，李贽可以“不以孔子的是非为是非”，而我把中国知识分子的这些可贵的美德全都丢掉了。对这些，想起来十分惭愧，愧对那些古人呀！我很悲哀。但这也教训了我，1978年后，我渐渐地有了一些觉悟，到80年代初可以说较为彻底觉悟了，一切应根据自己的“良知”，不再说违心的话，不管是谁说的，我都得用自己的头脑来问一问：是否合理？是否有道理？我再不崇拜任何政治领袖人物，找回“自我”，恢复和发扬知识分子的骨气，不再向非真理反真理的那些带有欺骗性的言行妥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