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勘早期上海电影空间

上世纪90年代以来社会史、文化史视角引入中国电影研究领域,“都市文化”、“现代性”、“白话现代主义”等概念业已成为我们考察中国电影的有效标尺。随着更多研究越来越潜入到深部,大概会有更多的影史碎片会渐次浮出水面,最终被拼合成一幅理解中国现代性的影像地图。在大多数的相关成果里,国内众多学者都更关注20世纪20年代中晚期到40年代,这不仅因为有李欧梵《上海摩登》这样的几近范型性研究论著的引领作用,而且从研究对象/影片文本的角度来说,由于1923年以前的中国电影作品几乎没有存世[1],这使得对此前电影做形式/美学向度的考察全然缺乏文本基础,势必也很难期待产生有说服力的成果。

然而,也正由于社会史、文化史的模式为我们打开了对电影的另外一种或多种理解向度,理论视野的适度调校,可能意味着有更多样的材料/对象的出现,以及更丰富的阐释与意义。因之,某种形态的“难以为继”将有可能转化为另外一种形态的“大有可为”。有鉴于此,本文将试图借助近年公开的上海公共租界档案中若干关于影院/电影放映场所的材料,来“拼合”中国早期电影版图的某些缝隙,并以此探讨呈现影史书写的别种可能性。

一

在程季华主编的《中国电影发展史》中,将1896年8月11日上海徐园内“又一村”放映的“西洋影戏”认定为“中国第一次电影放映”。 [2]经过了最早阶段在茶楼(如天华茶园、同庆茶园、青莲阁)、园林(如徐园、张园)等地的流动性放映后,上海终于在1908年拥有了一所带250个座位的电影院――由西班牙商人雷玛斯开设,在虹口海宁路乍浦路口的简易铁皮放映屋,名唤“虹动影戏园”。

作为公共租界的市政管理机构,工部局(Shanghai Municipal Council)的电影管理,最初就体现在对影院营业执照的发放。这项权力,是由1845、1854年上海租界的《土地章程》(Shanghai Land Regulation)及其附律(By-laws)赋予的。 营业执照的申请与发放牵涉面很广,从建筑、设备、消防、治安、放映内容直至营业时间,均有详细规定。[3]

从目前已开放的租界档案中,我们能够查阅到的有关电影院的最早材料,是1908年5月8日工部局工务处(Public Works Department)收到的为开设电影院而递交的房屋改建申请,工务处为此还专门发函警务处督察长征求意见。这家影戏院即上海第三家正式的电影院――爱普庐活动影戏院,主人是葡籍俄人郝思倍(S. Hertzberg)。 [4]他是以美国影戏公司(American Cinematograph Co.)的名义提出上述修建申请的。[5]

郝思倍此时的竞争对手,便是在他之前已经拥有了两座电影院的雷玛斯(A. Ramos)。而时间转到1914年,雷玛斯已经在营建他的第三家影戏院――夏令配克(Olympic),这次他把地点放在了静安寺路(今南京西路),而夏令配克也成了上海苏州河以南地区首家正式的电影院。我们在工部局董事会1914年1月2日的会议录中找到了有关这所影院建造时的材料,记录表明,总董(即工部局董事会主席)曾就该影院建筑的修改问题和西班牙驻沪总领事会商过,尽管尚没有其他线索可以显示会商的要点,但根据会议录我们基本可以认定,建筑方案的修改主要是出于消防安全的考虑。[6]

1917-1918年,工部局修订了《土地章程》附律第33-37条,并由召开的租界纳税人特别大会通过,其中第34条――各类营业执照发放条款的修订文本中正式出现了“cinematograph”(影戏馆/电影院)的名目。[7]现存上海档案馆1921、1925年版的工部局执照章程手册(HANDBOOK OF LICENCE CONDITIONS),均有影戏馆(电影院)执照申领章程,条文多达45项,居各种经营类娱乐场所执照之冠。[8]通过执照的发放,工部局有效地控制了影院和电影的放映。

二

利德尔[9]1919年时任上海公共租界工部局总办,收到了12月8日英国驻沪总领事馆哈钦森(J. C. Hutchison)[10]的来信,代英国商务参赞索取上海租界电影院情况,包括“影院经理的姓名,地址和座位数”。信中说明,此番索要资料是为了“回复来自伦敦外交部的一份商业调查表”。[11]

利德尔总办随即将来信批给了工部局工务处长(Commissioner of Public Works)和捐务股长(Superintendent of Revenue)。负责核发租界内各类营业执照的捐务股,异常迅速地于次日(12月9日)向总办呈报了由该股发给执照的租界内影院名单及情况登记,同时声明捐务股没有各影院座位数的记录。[12]几天后(17日),工务处长致总办的函件填补了这项空缺。[13]总办利德尔接信当天,把两份材料合并整理,寄送哈钦森。[14]哈钦森18日即刻亲笔回信,向总办致谢。[15]

切毋忽略,这番函件来往,概因“伦敦外交部的一份商业调查表”而生,哈钦森氏是代英国商务参赞完成一项调查任务。伦敦――英国驻华商务参赞――上海英国总领馆――工部局――公共租界内影院的每一只座位,其间公牍的往返路线,指令的传递与信息的收集,都标画了来自不列颠的隐秘目光,大英帝国对它海外势力范围内的上海电影业,抱有一份关切。来自“伦敦外交部”的这份“商业调查表”,从时间上讲,较之李欧梵与萧志伟、尹鸿在各自论著中所讨论的1927年“美国第一份中国电影市场的官方调查报告”,要早8年。[16]

同时,这宗档案也较为准确地勾勒出1910年代末上海公共租界范围内电影放映场所的分布结构。兹列表如上(原档材料为英文,此处由笔者译为中文)。

另外,捐务股长在信中还提到有三家电影放映场所暂时关闭(一处在圣乔治饭店,另两处设在新世界游乐场中)。[17] 就表中9家放映场所来看,在所有权方面,有4家(夏令配克、万国、维多利亚和虹口大戏院)属于西班牙商人雷玛斯(A. Ramos),2家(爱普庐、新爱伦)属于葡籍俄人郝思倍(S. Hertzberg),2家(花世界、先施公司屋顶花园)属华商[18],1家(东和)为日商所有;在空间分布上,6家在苏州河以北(今虹口区境内),而3家在苏州河以南(今黄浦、静安两区境内,其中独立影院只有夏令配克1家);从类型来看,外商经营的7家均为独立影院,华商的2家是附设在游乐场中的放映场所。

这份统计表明,上海公共租界中心地带的大众娱乐在“一战”中后期呈现了的新样式――综合性游乐场。

自黄楚九、经润三1912年在新新舞台屋顶上开设玻璃厅“楼外楼”始,上海租界在几年内就出现了一批规模不等的游乐场,或为独立建筑,或设在南京路新开张的几家大型百货公司内。据《上海文化娱乐场所志》记载,1912至1920年间开设的游乐场达10家之多,而且均在苏州河以南的区域,7家位于公共租界,1家(即“大世界”)位于法租界,2家在华界(南市)。其中著名的有新世界(黄楚九、经润三,1915年),大世界(黄楚九,1917年),先施乐园(先施百货公司楼上,1917),永安公司天韵楼(永安百货公司楼上,1918年)等。花世界的前身“绣云天”,即开设于1917年。这些游乐场,往往内设多个剧场书场,演出各地戏曲、曲艺、歌舞、杂技、文明戏,备有舞厅、弹子房、屋顶花园、溜冰场、哈哈镜等供人娱乐,有的附设餐饮部以备游客享用,有的甚至还安装了当时少见的电梯等设备。[19]游乐场的票价并不太高,[20]往往一张票可以在一天内玩遍整个游乐场,[21]对市民有很大的吸引力。这些游乐场中,也放映各类影戏自然也是必备项目。相较正式的独立影戏园(电影院),游乐场的观影因不需另外买票而使成本低了得多,这势必会赢得相当数量的观众。[22]

在现存的公共租界档案里,便保存有此类游乐场申请电影放映执照的相关文档。1918年7月,负责永安公司建造的公和洋行(Palmer & Turner )在永安公司开幕两个月前,向工部局申请在大厦屋顶花园建立电影场,几乎同时提出申请的还有张石川任经理的新世界游乐场。[23]这种类型的电影放映场地,与当时租界当局颁布的《建筑规章》和《影戏院执照章程》条文有所冲突,工部局工务处工程师、火政处长和总办之间通过多封函件,甚至工部局董事会会议还予以专门讨论,最终同意破例颁发给这两家影戏场营业执照,甚至还动议根据新出现的情况而修订租界《建筑章程》。[24]

工部局此番“法外开恩”,颇令人觉得不可思议,但也许跟新世界张石川的那封信不无关系。在信中,他罗列了四条理由,力陈发给自己电影放映执照的正当性,其中之一便是宣称其竞争对手在法租界得到了相对宽松的待遇。[25]这种“激将法”也许也是影院经营者与租界当局力量博弈过程中的特别“战术”。

统计表中排在第一位的“花世界”游乐场,在那之后不久发生过一起震动上海滩的火灾。1920年9月,工部局警务处提交给总办的《警务日报》中报告,27日晚7时28分,捕房接到火警电话,坐落在湖北路福州路转角处的 “花世界”,四楼的影戏间正在放映的胶片突然着火,众多游客观众在恐慌中逃生,混乱之际互相冲撞踩踏,导致三死十二伤的惨祸。[26]沪上报纸对此竞相报道,[27]即如《新闻报》转引的上海英文报纸《字林西报》的说法:“花世界扰祸,乃上海游戏场之第一次。近来娱乐之所日众,尤以华人所办游戏场为最。”[28]《申报》的评论感叹上海的游客观众,“其忧患远祸之心,终不敌其贪图一时快乐之念耶!”[29]而《新闻报》更是直接指斥,“就根本上立论,此等游戏场,不啻为诲淫之养成所,本属有损无益。”[30]《字林西报》还建议,“故上海之游戏场,如在楼上设影戏,宜不准发给执照”。[31]

火灾、混乱、惊恐,此刻以创伤的形式重新书写了电影场作为上海现代游乐空间的意义。胶片盒里窜出的火苗,最终要工部局的执照来扑灭,《字林西报》的强烈吁求声,也许正在提醒我们去治理这一组形塑早期中国电影并互相纠结的力量。

三

叙述一种历史,将会带来更多关于它的追问。为何早期影院较多集中在偏离上海租界中心地带的苏州河以北?为何此时中心城区的电影放映以游乐场形式为主,而迟至20年代才出现较为密集的影院分布?这样的“前史”和有关30年代“上海摩登”的叙述之间,能否在前述空间化的表述中找到合理的贯穿线索?这有待于我们对早期影史的细致的再读与再阐释。

1910年代的中国电影不仅无声,而且看似近乎“无形”,然而检视1910年代的租界档案,我们重又获得了一种再解读的可能,经由勾画此一时期上海电影放映/娱乐空间的图景,档案/史料学进而被引向了一种文化政治学。在《阅读早期电影理论: 集体感官机制与白话现代主义》一文中,电影学者张英进论述了一种“作为新的研究方法的文化史”,他特别强调“历史的具体性”。[32]而对早期中国电影外在空间的定位,也许可以在还原电影“历史的具体性”的意义上,将我们带回电影本身。

注释:

[1] 现存最早的中国电影作品,是上海明星公司1923年出品的《劳工之爱情》(一名《掷果缘》)。

[2] 程季华主编:《中国电影发展史》,页8;北京,中国电影出版社,1963年版。这一论断很有影响,并为研究界广泛接受。但近年来有学者在进一步研究了当时上海报纸的娱乐广告后,对程《史》的结论提出了质疑,认为此时广告中的“影戏”仍是幻灯,而直至1897年5月才真正是电影初到上海的时间,首演地点在礼查饭店,随后又在张园和天华茶园放映,被称为“活小照”、“行动影戏”“电光影戏”或“灵活影画戏”。参见黄德泉“电影初到上海考”一文,载《电影艺术》2007年第3期。

[3] 1845年英租界《土地章程》规定“一、如有人在议定界内开设零用饮食等物铺房,及租给西洋各国之人暂行寄寓者,应由管事官先给执照,始准开设,以备查考。倘有不遵或滋生事端,即行禁止。”1854年《上海英法美租界租地章程》又增加“一、卖酒及开设酒馆界内无论中外之人,未经领事官给牌,不准卖酒,并开公店;请牌开设者,应具保店内不滋事端,如系华人,须再由道台给发牌照。”其后执照范围扩大到租界内的各类营业场所,并由《土地章程》附律所规定。

[4] 上海档案馆:卷宗U1-14-6460号,页66,此改建申请书中没有电影院名称,根据提供的地址――北四川路(今四川北路)51-56号,我们可以推断这家电影院就是1910年10月建成开业的爱普庐(Apollo)活动影戏院,该影院建成后的门牌为北四川路52号。

[5] 郝思倍的这家公司一直未见任何电影史资料提及。该公司的经理并非Hertzberg本人,而是由一位T. Popovich担任。见上海档案馆:卷宗U1-14-6460号,页66,68。

[6] 1914年1月2日工部局董事会会议记录,见上海市档案馆编:《工部局董事会会议录》,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年版,第19册第13页。需要指出的是,该书的参考译文,把该影戏院名称译为“奥林匹亚”而不是“夏令配克”,不妥。夏令配克影戏院于1914年9月8日开幕。

[7] 见上海档案馆:1918年3月21日《工部局公报》(Municipal Gazette of S. M. C)第566期(档案号U1-1-983),页108;这次通过的附律修正案未获驻北京外交使团批准,一直到1919年12月13日,领袖领事D. Siffert致信工部局总董Pearce,通报北京外交使团最终批准了工部局对附律第33-37条的修正案。此信见同年12月25日《工部局公报》(档案号U1-1-984),第667期,页423。在我们看来,附律内增加“影戏馆”(电影院),已属追认的性质,工部局对电影放映场地的实际管理,时间远早于此。

[8] 当时执照章程的分类中,“娱乐类”名下除影戏馆(电影院,Cinematograph)外,还有台球间或地球间(Billiard or Bowling Saloon)、音乐厅马戏场跳舞场及其他公共娱乐场所(Music-Hall,Circus,Fair,Dancing Saloon etc.)、唱书说书馆(Sing-Song,Storyteller),书寓(Sing-Song House)、书寓个人(Sing-Song Entertainer)、西式戏院(Foreign Theatre)和华人戏院(Chinese Theatre)等7类,它们的执照申领章程条款数目分别为:16,38,43,22,4,39和41。

[9] 利德尔(N. O. Lidddell),1919年2月至1923年4月任上海公共租界工部局行政首脑――总办之职(1921年后兼任新设立的总裁职务)。

[10] 哈钦森(J. C. Hutchison),从信末署名看,此人很可能就是日后在1950-1953年中英建交谈判时的英方外交代表胡阶森(John Colville Hutchinson,一译“胡阶生”)。

[11] 上海档案馆:工部局总办处卷宗,档号U1-3-27,页2,英国驻沪总领馆Hutchison致工部局总办信(1919年12月8日)。本文所引上海档案馆藏公共租界工部局文档,原件全部为英文,除非特别注明,均由笔者自译。

[12] 上海档案馆:工部局总办处卷宗,档号U1-3-27,页3-4,捐务股长致总办信及附件(1919年12月9日)。

[13] 上海档案馆:工部局总办处卷宗,档号U1-3-27,页5,工务处长致总办信(1919年12月17日)。

[14] 上海档案馆:工部局总办处卷宗,档号U1-3-27,页6-7,总办致哈钦森信及附件(1919年12月17日)。

[15] 上海档案馆:工部局总办处卷宗,档号U1-3-27,页8,哈钦森致总办信(1919年12月18日),此份档案共有来往公函文牍5份,前4份均为打印件,惟独此信是哈钦森亲笔所写。

[16] 李欧梵在他的书中较早引用过这份美国商业部对中国电影市场的调查,见Leo Ou-fan Lee, “Shanghai Modern: the flowering of a new urban culture in China,1930-1945”,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99, p.83. 并见该书中文本,《上海摩登》(毛尖 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98页。而萧志伟、尹鸿更将这份调查的重要性与美国电影业的“全球化策略”联系在一起,作了较为深入的探讨,见他们的论文《美国第一份中国电影市场的官方调查报告与好莱坞的全球化策略》,《电影艺术》,2002年第1期。

[17] 上海档案馆:工部局总办处卷宗,档号U1-3-27,页3-4,捐务股长致总办信及附件(1919年12月9日)。这封信中提到的细节,还修正了过去关于上海露天电影场的一处叙述:1939年版的《上海研究资料续编》中,把圣乔治露天影戏院的开设时间定作1924年(见该书上海书店1984年影印本,第五五页),而据这份档案,该影戏院至迟1919年就已存在了。另外,工部局的这份档案中没有包括当时的上海大戏院(址在北四川路虬江路口,1917年设立,为上海第一家华商开办的电影院),原因待考。

[18] 据原档案U1-3-27,页4及7,花世界游乐场内电影放映执照的领照人为Zay Zung Duen,经笔者查对,应为“戚顺堂”,此人在1930年还与人合股接办过虹口大戏院。

[19] “综合性游乐场一览表”,见上海文化娱乐场所志编辑部:《上海文化娱乐场所志》(内部资料,主编 童本一),上海,2000年版,第263-264页。

[20] 查《申报》娱乐演艺版广告,1919-1920年大世界和新世界门票多数时间均为2角,优惠时为1角。同年的《上海先施日报》显示,游览先施乐园,如乘电梯,票价1角5分,如走盘梯,则只需1角。

[21] 在大世界与新世界,游客在各剧场如不入座,看各类戏曲演出也不需另外买票。先施公司开张之初,它的游乐场只需顾客在其百货公司购买价值二元的货品,即可免费获得游览门票,大约1年后的1918年下半年才正式以“先施乐园”名义对外售票。

[22] 查报刊上的电影广告可知,当时上海各类正式影院的票价从1角到2元不等。

[23] 1918年7月9日,上海新世界新业有限公司经理张石川致信工部局工务处总工程师C. H. Godfrey, 申请在新建的新世界游乐场屋顶设立电影放映场所,并陈述了四条理由。这封有张石川英文签名(Chang shih chuen)的申请信,见上海档案馆藏:工部局总办处档案,U1-2-1446,页935-936。

[24] 工部局内各部门间就审批永安公司游乐场、新世界经营电影放映申请的来往信函,见上海档案馆藏:工部局总办处档案,U1-2-1446。工部局董事会1918年7月17日关于此专题的讨论,见上海市档案馆编:《工部局董事会会议录》,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年版,第19册第307页。

[25] 张石川致工部局工务处的信,上海档案馆藏:工部局总办处档案,U1-2-1446,页935-936。

[26]《警务日报(Police Daily Report)》1920年9月28、29两天对此均有详细记述。见上海档案馆:U1-1-1127, p.202., p.204. 《日报》中的“the third floor”为英式算法,即为华文报纸所说的“四楼”。

[27] 《申报》的“本埠”新闻版从事发次日(9月28日)始,连续三天以“花世界昨晚之惨剧”、“续志花世界之惨剧”、“三志花世界之惨剧”为题,作了详细报道,并配以评论文章“花世界之惨剧”(9月28日);10月6日,还“四志”了会审公廨的审理过程。《新闻报》在报道外,也配发了评论“花世界惨剧之推论”(9月29日)并转发英文报纸相关评论“花世界惨剧之外评”(10月2日)。

[28] “花世界惨剧之外评”,载《新闻报》1920年10月2日“本埠一”。

[29] 讷:“花世界之惨剧”,载《申报》1920年9月28日11版“本埠”新闻。

[30] 记者:“花世界惨剧之推论”,载《新闻报》1920年9月29日“本埠二”。

[31] “花世界惨剧之外评”,载《新闻报》1920年10月2日“本埠一”。

[32] 张英进:《阅读早期电影理论: 集体感官机制与白话现代主义》,载《当代电影》,2005年第1期,第34页。

汤惟杰:同济大学人文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