呈现型媒介中的社会心理学因素

假如你想知道最近发生了哪些新鲜事儿和某些事件的真相，你会选择何种方式获知呢？相信很多人会选择网络。网络的包罗万象和参与性，使传媒中的大哥大――电视，有点无颜面对江东父老。难道电视真的要输给网络小弟吗？其实不然。

电视在制造同等影响力方面的成本明显小于网络，同样的新闻事件，在浩如烟海的网络世界中，需要成千上万的点击率和回帖率才会引起相对其他信息更多的重视；而对于电视，只需要几个人，进行机器操作，掌握好抓人眼球的因素，放到电视上，即可制造焦点。

无论相对于网络，还是报纸、电台，电视都是一个更加图像化、现场感更强的媒介，电视制造的冲击力和影响力是其他媒介不可比拟的。就传播心理学方面来看，电视是一个呈现型要素更多的媒介。

呈现型媒介和社会心理学

所谓呈现型媒介，指人利用自己的面部表情、身体动作等传递信息的形式，它是相对再现型媒介来说的，再现型媒介就是人类用手工作品或者技术手段传递信息的形式。在现代社会的信息传递过程中，再现型媒介已经广泛存在，单纯的呈现型媒介几乎找寻不到。然而再现型媒介中，却也有呈现型的成分。

报纸作为人们的“手工制品”，本身是再现型媒介，然而，报纸中的图片，甚至记者叙述现场的语言，都充满呈现型的因素。当人们从报纸时代进入到电视时代，呈现型因素在再现型媒介中的身影更加明显。电视直播节目的增加，真人秀的火爆，都反映了受众对呈现型因素的特别偏好。

呈现型媒介因其是人利用自身身体条件把自己的意见进行第一次传播，面部表情和身体动作的直观效果，构成了现代媒介中的呈现型要素，表现直白、形象。为了迎合这种偏好，电视节目的娱乐化、浅白化、直观化都更加明显，当电视节目被有关人士批评为低俗、没有思想的时候，收视率却节节攀升；相反，某些相对高端、深度的谈话类节目却收视平平，最后不得不改良成为口语化更强的类型。是观众天生低俗吗？观众的低俗化是电视培养的吗？

呈现型媒介在语言出现之前，曾经是人类传播信息最主要的形式。人对于自己的面部表情和肢体动作有天然的感情和自信，由于相互之间表达含义的共通性，以及操作的便利，呈现型媒介早于语言成为人类交流的工具并不意外，直到今天，依然有文字和口头语言不能替代的肢体语言。人们从呈现型媒介发展过来，动作和表情就产生了图画，而各民族最早的文字均是从图画中发展而来。在单个人的社会化过程中，往往也是从呈现型媒介中发展的，一个孩子生长为成人，其抽象思维的能力都是从具体事物中锻炼的。

所以，尽管当今再现型媒介已经超级发达，人们对呈现型媒介的天然依赖依旧存在，这种依赖表现在对形象化的追求中。在人们接受信息的难易程度列表中，图画先于文字，视频先于图画，直面发生的事情似乎又先于在网上看的视频，于是电视直播作用甚大。为什么呢？人类的“惰性”使然。这里的“惰性”并非懒惰，没有贬斥的意味，只是对人类一种行为的表达。

香农在其1948年发表的《通信的数学理论》中提出信息论中信息传播的模式，其中提出编码和译码的问题，他认为，信源在传递信息中首先对自己所要传递的信息进行编码，而信息在通过信道，受到噪音的干扰之后，在受者那里首先要经过解码或者译码，受者才完成了信息的接收。这两个概念1954年在施拉姆那里得到发展，施拉姆受心理学家奥古斯德的启发，在“信息双向循环”模式中，提出了编码者、译码者、释码者的概念。这其中，编码是以传者为主体，译码和释码以受者为主体，所以我们不妨把译码和释码合二为一进行理解。

以上两种模式都在说明，人类在信息传递过程中，传者对信息进行便于传播的加工――编码，受者对信息进行理解性加工――译码和释码。编码，就是传者把自己理解的信息按照自己的方式进行重新组合，以传递给受者。译码和释码就是受者使得被传者编码的信息还原成为自己能理解的信息的过程。传播效果的好坏关键看受者对信息的接收和理解，也就是译码和释码的成功，传者为了能达到最佳传播效果，会在编码过程中尽量使得自己的信息易于让受者进行译码和释码。那么什么样的信息才能让受者容易释码呢？语言作为一种传播工具，其形式是抽象化的，但是信息无论是在传者那里还是受者那里，都是形象化的。编码和译码中的任何一个环节出现问题，都会出现信息的扭曲，传播效果将大打折扣。能不能省略编码和译码的过程，让传受双方直接进行思想交流呢？显然不可能，但是能不能有一种方式让传者更省力地进行编码，受者更省力地译码和释码呢？

大概是源于最早交流运用肢体语言和表情语言的习惯，人们对呈现型媒介因素有天然的依赖和惰性。尽管语言文字等都是由呈现型媒介发展而来，但是发展到比较高的阶段，其中表现的呈现型成分相对较少，而呈现型媒介发展成为语言文字过程中出现的图画阶段，似乎可以成为一个途径。相对具体化的形象，使传受两者可以更好地沟通。但是，图画的便利性大大削减，很简单，画一幅画的时间显然比写字来表达所费更久，就造成了人们交流的另一大障碍。

图画所含的呈现型媒介要素显然比文字要多，所以以上所述是用图画和文字的相对比，以引出呈现型媒介和再现型媒介的对比。当世界被大众媒介所控制，再现型媒介占据主导地位，大概为了信息传递的时间空间便利性，这似乎违背了人们对呈现型媒介偏好的传统，人们想要懒惰的天性被掩埋，受众被迫要从大众媒介那里接受信息，按照大众媒介编好的码进行解读。大众媒介对信息进行文字编码，受众就要对文字进行解码，大众媒介进行的文字编码用了艰深拗口的语言，受众就要费尽心思对其进行理解。但是当发达的大众媒介时代来临，空前的信息传达量和空前多样的媒介种类站在受众面前，不同媒介种类进行编码的方法各异，受众有了选择的权力。他们会根据自己的习惯和要求选择信息，选择什么样的信息呢？当他所要的信息同时出现在很多媒介中，显然，他会选择看起来容易接受和理解的那一个，也就是尽量省却自己译码和释码的气力。这是人类的“惰性”使然，他会走向呈现型媒介要素更多的那一条信息。

现场直播是电视媒介进行传播过程中包含呈现型要素较多的类型，面对镜头说话的记者和事件主人公生动的表情、动作，都向受众直观地传达着信息，无需特意营造而形成的现场气氛，甚至把正在译码和释码的观众卷进去，在现场的气氛中进行译码工作，这个过程就更加容易，所译信息也更加准确。

电视的时效性可以比网络更好

网络已经超越媒体的概念，成为一个时代的标记。从2007年的“周老虎”事件到山西矿难“封口费”的揭发，都让人看到网络在揭黑方面巨大的力量。但是请注意，网络的这些力量的爆发，是和传统媒介的失语有关的，是传统媒介留给了网络发展的空间：电视媒介长时间“报喜不报忧”的传统，让网络承担起了原本更多程度上电视应该承担的、第一时间揭发社会黑暗面的任务；报纸媒介的高门槛，使得无法在报纸上发表意见的大众选择了网络。

其实电视可以比网络更快、更好。电视在曝光速度上可以超越网络。

社会情境是梅罗维茨于20世纪80年代提出的概念，指在以电子媒介为主构拟的社会信息环境。这里的电子媒介，主力军就是电视。

电视以其画面的真实感，塑造了围绕在人们身边的社会形象，相比“拟态环境”下的报纸，电视的表达“看”起来与人们生活更加密切。电视营造的强烈现场感，让受众认为自己“正在”参与，或者“正在”关注事件的过程。人人都说电视是一个单向传播的媒介，但是通过现场直播或者塑造现场感的行为，电视实际上把受众裹进了其传播过程，隐形的参与让受众保持自己的关注。

电视创造出来的这一现场感，尤其是确凿的图像和影响，让受众真真切切看到事实，让电视成为公信力最强的媒介，所谓“眼见为实”。这样的公信力是与生俱来的，任何一个公信力高的报纸所作的都不如一个镜头让人感觉来得真实。

另外，相对网络来说，人们面对电视传递信息的时候是被动地接受，通常如果固定在一个频道，你无法选择自己想要的信息，只能接到电视台想要你知道的东西。因此当受众固定在这一频道时，他的议程很容易被电视设置，电视在报道的内容，就是他的焦点。而在网络上，信息大量充斥，即使被放在首页，也必须由受众点击才能看到具体信息，一旦受众对首页的标题不感兴趣，这则信息就无法被有效地传达到受众那里。

综上所述，其实电视媒介相对网络这一欣欣向荣的新媒介有着天然的优势，但现状是，对突发事件往往网络会先于电视报道，甚至某些事件不会在电视上出现。公众并非不信任电视本身，公众是不信任电视上某些人的话，公众无论从什么渠道得到突发事件的消息，首先想到的是网络而不是电视，因为公众认为电视从来都是报喜不报忧的，电视节目都是精心策划费力制作的，这个制作过程需要时间，节目播出的审批更需要时间。

这些都是电视媒介面临的瓶颈，也是电视工作者必须面对的责任和挑战。

（作者单位：山东广播电视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