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格玛.伯格曼电影的主题

[摘要] 电影的形式固然重要，但僵化的形式往往容易使人产生“审美疲劳”。那种缺乏主题深度探讨的形式只能算做一个空洞的摆设，经不起琢磨和推敲。在这种情形下，对英格玛・伯格曼这位艺术电影大师进行深入研究是十分有必要的。文章从伯格曼电影的主题开掘入手，结合影片进行具体分析，详细阐释他是如何用一些简单的形式去发掘一系列深刻主题的。择其优点来比较和反观当代的中国电影，不失为一种有益的研究方法。

[关键词] 英格玛・伯格曼；主题；发掘

英格玛・伯格曼作为一位有特殊家庭出身的电影导演，其自身的生活经历给他的电影多少抹上了一丝自传色彩；同时，伯格曼父母坎坷的婚姻生活和他自身多次的婚恋经历也成了他创作的最直接源泉。他的一大部分作品都在探讨两性关系与家庭生活，探讨夫妻间的忠诚与背叛及父母与子女间由于沟通困难而产生的情感危机。此外。他还着力探讨艺术与科学、家庭和宗教的关系，并对艺术本体的假定性进行了一定深度的揭示。

一、婚姻场景：两性与家庭

伯格曼在其电影中探讨两性与家庭生活这一主题时。并非像有些作品那样为爱情和亲情高唱赞歌，他用一种高度自我的表达方式撕开人性温情的面纱，通过一个个简单的家庭故事，对人的灵魂进行裸的揭露和无情的拷问。对两性间的情感纠葛和父母与子女间的矛盾对抗做了彻底的剖析。

(一)爱情：忠诚与背叛

在处理爱情题材的叙事时，伯格曼并没有把自己探讨的“触角”仅仅停留在故事的表层之上。在一个个残缺的爱情故事背后，我们看到了忠诚与背叛的博弈，目睹了现代人在追求与不能得到满足的二元对立中的生存状态。他的这些影片大多数充满了悲观主义色彩，每一个主人公似乎都忍受着强烈的精神折磨。他们在“欲望”与“规则”的矛盾对立中痛苦挣扎，虽然最终各自用不同的方式解决了这一矛盾，但同时也被引向了精神绝境。“在伯格曼那里，‘爱情’场景成了‘奥斯维辛式情景’。”伯格曼早期的许多影片都触及到了男女的情感问题，尤其是男女双方的忠诚与背叛，成了这些情感问题的焦点。像《危机》中的恋人奈莉和鲁夫、《饥渴》中的伯蒂尔和鲁特夫妇、《等待中的女人》中的拉克尔和欧根夫妇等。表面上看，都是一些俗套的“三角恋”故事，但故事的背后却带给我们对婚姻生活的无限反思。当我们的婚姻生活出现问题时，该如何应对?是选择消极的回避，还是选择极端的自杀?是选择与情敌决一死战，还是选择一起倾心畅谈?这些问题都具有明显的现实性和普遍性。无疑，伯格曼在这里给每个人出了一道选择题，但却没有为人们提供现成的标准答案，只不过带给他们一次自我反思的机会罢了。

(二)家庭：父母与子女间的矛盾对抗

伯格曼不仅把目光投向了神秘而微妙的两性世界，而且还用一种时而温婉、时而激烈的格调，圈定了父母与子女问的矛盾冲突。伯格曼自小就经常被寄养在外婆家里，这给幼年的他心灵上造成了极大的伤害。因此，他的许多作品都展现了子女对亲情的迫寻。像影片《秋天奏鸣曲》，和以往大多数伯格曼电影作品一样，导演以自身的经历和感悟阐释了父母与子女矛盾冲突这个主题。影片中母女争吵的背后其实是子女对母爱的一种追求，这才是伯格曼想要表达的真正意图。同时，伯格曼在此类影片中塑造了许多“反抗者”形象，在他们身上，伯格曼寄托了一种对“家长制”传统的反抗精神。像《港口的呼唤》中的女孩白瑞德、《莫妮卡在夏天》中的莫妮卡，她们都以不同的方式对束缚她们的“父权”行为做斗争，尽管斗争的结果各不相同：白瑞德由于反叛的性格，经常和家人发生冲突，结果被母亲送到了教养院；莫妮卡看不惯父亲的粗暴行为，和他大打出手之后，离开了家，去寻找自己的幸福。在她们身上，我们看到了伯格曼一直以来向往的那种自由与独立的精神，以及不希望受控于人的生活态度。个体的独立和自我的解放是欧洲人长久以来追求的目标，伯格曼在其艺术创作中体现对“家长制”传统的这种反抗，无疑是顺应时代精神和历史潮流的。

二、镜花水月：人与上帝

伯格曼电影中的人似乎都生活在地狱中，一个极端痛苦和极其可怕的人间地狱。孤独、仇恨、冷漠和死亡的阴影时刻占据着他们脆弱的心灵，他们一生都在寻求一种赖以生存的“稻草”来继续维系这种人格上的脆弱。这根“稻草”最终找到了，即对上帝的信仰。但这似乎对他们帮助不大。在伯格曼看来，上帝永远是沉默的，是缺席(不在场)的，不然他为什么对人类的痛苦和绝望视而不见呢?

(一)病态的人

在伯格曼的影片中出现了许多的“病人”形象，这些人忍受着肉体的痛苦折磨，生不如死。伯格曼特意把目光聚焦在这一特殊群体身上，从他们身上向人们进一步论证斯特林堡的“生活是痛苦的，人是可怜的”的悲观论断。影片《呼喊与细语》中的阿涅斯在病痛中那种撕心裂肺的喊叫，把人的处境又一次拉到了万劫不复的深渊，她肉体上的疾病带来了一种生理性的恐惧。阿涅斯身患子宫癌，生命朝不保夕。在生命的最后时刻，两位姐姐卡琳和玛丽亚的陪伴并没有给她带来心灵上的慰藉，反而更加深了她在病痛中所承受的痛苦与折磨。本片虽然意在探讨爱与交流这一主题。但伯格曼特意设置了阿涅斯这个行将就木的女性形象来印证“生命的脆弱及生活的本质是痛苦”这一论调。伯格曼影片中第二类“病人”所受的痛苦与折磨不是生理上的，而是精神上的。精神上的折磨似乎比肉体上的痛苦对人身心的打击更大。肉体上的病痛还可能使人苟延残喘，但精神上的崩溃却会使人走向毁灭。影片《犹在镜中》里患有精神分裂症的卡琳不是在追寻自己的影像。她追寻的是所有人共同渴求的影像――上帝的影子。在卡琳的眼中，上帝是一只巨大的“蜘蛛”，成了一种可望不可即的幻影。伯格曼在这里虽然把上帝看做是一种破坏力，但在影片的最后，通过父子间的和解，他又重塑了上帝“爱”的形象。这种矛盾的心理表达了他对上帝的那种怀疑主义态度，致使影片“《犹在镜中》却是像在镜子里，只是那镜子的玻璃已经破碎，一切都是虚幻的反影”。

(二)沉默的上帝

英格玛-伯格曼清楚地表达了自己那种对上帝的怀疑主义思想，他的这种怀疑主义思想表达得越清楚，自己内心的矛盾痛苦就越强烈，他在自己为自己建构的矛盾牢笼中痛苦挣扎着。从某种意义上讲，上帝是伯格曼在艺术创作中与之相拥得最亲密、最永久的概念。他的自传为我们提供了从童年开始他就形成这种心理的依据。《第七封印》是伯格曼第一部关注宗教与上帝的影片。他试图通过骑士布洛克之口与上帝建立一种直接的对话，但沉默的上帝使他的探索无果而终。他再一次提出了疑问：那么上帝到底是否存在呢?如果存在，为什么眼睁睁看到世人身陷苦海(影片中肆虐的瘟疫)而不现身救助呢?如果不存在，为什么又让死神来人间索命呢?这一对矛盾始终困扰着他。像影片中的布洛克，他身陷两种对立的观念之间。困惑不已。他多么希望自己能够要么像杂耍演员杰夫夫妇那样虔信上 帝，要么像侍从约翰斯那样干脆放弃信仰。但遗憾的是，他始终没有那种果断和洒脱，只好在生命的最后时刻继续忍受着这两股力量的折磨和撕扯。

三、魔幻之间：艺术与生活

英格玛・伯格曼除了像大多数艺术家那样通过艺术描摹生活之外，他还有意识地探求艺术与生活的本质关系，通过进行“本体”研究来揭开艺术的真正面纱。他的许多影片都在寻求艺术的本源，他甚至化身为各种与艺术有关的职业角色，来探求这个问题的答案，并在其影片中给予了一一呈现。

(一)对艺术虚假性的浅层揭露

在伯格曼的电影中，艺术的虚假性和欺骗性的一面在观众面前暴露无遗。但伯格曼对艺术的这种虚假性只进行一次浅层的揭露，而无意对其进行批判，因为他知道自己何尝不是在从事一种骗术呢?在伯格曼的影片中，对艺术虚假性最明显的表现就是通过“梦境”和“幻想”等影像手段来还艺术本来的面目，但伯格曼仅仅把“梦”作为一种手段，来进行人与上帝、生与死、灵与肉这些带有生命终极意义的思考。无论是《野草葛》中的伊萨克还是《呼喊与细语》中的阿涅斯，他们的“梦境”与“幻想”都打上了对生命思索与探求的烙印，伯格曼使他的电影具有了梦的呈现方式。对“梦境”与“幻想”的过度关注使伯格曼的电影往往给人一种晦涩的感觉。他在作品中运用一种“梦”一样的叙述手法，而这种叙述手法又恰好找到了一种梦与电影艺术的完全契合。“电影不仅有梦同样的内容，更重要的是电影还采取了梦的表述语言，它具有梦的修辞方式，即能够把一种非逻辑的精神情绪变得逻辑化，把一种非理性的感情冲动变得理性化，把一种非道德的自我欲望变得道德化。”电影使梦境和幻想合理化了，而梦境和幻想也使电影合理化了。但不管怎样，梦和幻想毕竟是虚构性的东西，因此作为第七艺术的电影本体上具有一定的虚假性，但观众并没有因为它的这一特性而对它嗤之以鼻，相反却珍爱有加。

(二)对艺术本质的深层探究

《假面》是伯格曼所有电影中最为晦涩难懂的一部，它对艺术的本质进行了一次透彻性的探析。伯格曼在创作这部电影时完全没有考虑到观众的接受，致使本片成了一部纯粹的自我表达的影片。首先在对艺术的一般特性进行透视时，主要是从艺术批评的角度展开的，对艺术创作、艺术作品和艺术接受三方面之间的联系做了深层的分析。在《假面》中伯格曼为我们设置了三层关系：第一层是关于艺术创作和艺术对象之间的关系，这主要体现在沉默的伊丽莎白・伏格勒作为艺术创作的主体与被她研究的护士艾尔玛之间那种“创作与对象”的关系；第二层是艺术作品与接受主体之间的关系，即有病的伏格勒作为“艺术作品”通过被护士艾尔玛作为“接受主体”进行心理诱导来治疗的过程；最后一层关系体现在影片《假面》本身作为一部艺术品与观众进行的“作品与接受”之间的交流。而第三层和第二层在很大程度上有一定的共通性，观众就像片中的护士艾尔玛一样，如实地被艺术作品／伊丽莎白所蒙蔽了，反而更加被动了。如果理顺了这三种关系，那么本片的主题似乎就不难理解了。艺术创作、艺术作品和艺术接受的关系问题是所有艺术作品被解读时必然要面对的普遍性问题，伯格曼只不过没有像一般文论家那样通过文字来具体阐述，他用的是光影的形式。此外，在探究艺术本质的深层问题时，伯格曼似乎对电影的“镜像情结”有种特殊的关注。《假面》中有一个明显的镜头，就是艾尔玛在水边慢行的画面，她专注地看着自己在水中的倒影，若有所思。在这里伊丽莎白和艾尔玛似乎成了对方的复制品，在渐渐地融为一体。影片《假面》正是通过这幕镜子场景(Inirror scene)来展现人格的相互交换，把艺术本质这一深层的命题做了一次深度的挖掘。

总之，英格玛・伯格曼的伟大之处不在于他是一位多产的导演，而在于他敢于重复自己，在自己偏爱的人性主题上不厌其烦地进行深刻的挖掘。他这种“重复”不是刻板地照搬或者简单地原地踏步，而是总能在貌似相仿的作品中重新阐释一种发人深省的崭新主题。他以一种特立独行而又决不妥协的姿态向那些虚假造梦的娱乐电影提出了公然的挑战和反抗；他撕开了人生温情的面纱，对人性进行无情的拷问，或者用一种特殊的方式试图颠覆西欧几千年来的，他的每一部作品都震人心魄、发人深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