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综合体视角下世界古代城市商业空间的演化规律

时间:2022-09-08 07:44:10

城市综合体视角下世界古代城市商业空间的演化规律

摘 要:城市综合体已经成为当前国内外大都市的重要商业形态,以城市综合体的产生缘由为分析视角,系统回顾了国内外古代城市商业空间的演化过程,基于人类需求变化总结出城市商业空间变迁的动力机制,而城市综合体能够满足人们最高层次的物质与精神需求,并认为城市商业功能、消费群体和商业空间是构成世界著名城市的必要条件。

关键词:城市综合体;古代城市;商业空间

中图分类号:C912.8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4-4144(2013)-09-24(5)

引言

城市综合体是现代城市“市”的重要表现形式,基本具备了现代城市的全部功能,被称之为“城中之城”。从概念上来讲,城市综合体就是将城市中商业、办公、居住、旅店、展览、餐饮、会议、文娱和交通等城市生活空间的3项以上城市功能设施进行组合,并在各部分建立一种相互依存、相互助益的能动关系,从而形成一个多功能、高效率的综合体。纵观世界发达地区的现代化都市,无论是美国纽约的洛克菲勒中心、法国巴黎的拉德芳斯,还是日本东京的六本木、中国香港的太古广场,不但很好地满足了城市生产和生活的各类需求,而且避免了城市商业中心功能分区的弊端,也逐步发展成为每个城市的文化象征地标。所以,我们有必要重新回顾国内外城市商业空间的演变历程,从中总结出每次商业空间革新的动力机制及其不变的内在因素,以供当今国内如火如荼的城市综合体项目建设参考借鉴。

1 国内外古代城市商业空间的演变过程

1.1 中国城市商业空间的产生与发展

距今8000年前的新石器时代,在我国的黄河流域和长江流域已经出现了原始农业,随之产生了永久性的村落和氏族社会,并产生了具有防御功能的壕沟或围墙。距今6000至4000年前,开始出现有城墙包围的居民点,成为中国城市的萌芽,并在夏商周时展成为真正意义上的规模性城市,至春秋战国时期形成完整意义上的“城”与“市”,如出现众多区域性商业都会和最早的封闭式里坊制,其商业经济功能得到强化和完善。进入封建社会以后,按照商贸中心或商业空间的兴盛状况,可以将中国古代城市划分为4个典型阶段,分别包括秦汉时期、隋唐时期、两宋时期、明清时期。

1.1.1 秦汉、隋唐时期的商贸城市

自秦统一天下到东汉末年(公元前221年~公元220年),共历时440年,是中国封建社会形成、发展及走向定型的时期。秦汉时期城市结构形成了中国城市传统的里坊制度。先秦以来,古代城市的居民区“坊”和商业区“市”被严格分开,各自用围墙封闭起来,白天开放,黄昏关闭。坊是随着城市的兴起而兴起的,哪里有城市,哪里便会有居民区的存在,城市的基本特征就是永久性的人类聚居区;市则是伴随着人类对商品经济的需求而产生的,具有商品交易的功能。秦代的市大多是原始市场,故有“市朝则满,夕则虚”的说法;汉代城市商业较先秦发达,市的数量和规模扩大,汉代长安有九市,其中“六市在道西,三市在道东。凡四里为一市”。

隋唐时期(公元581~907年)是中国封建经济走向鼎盛的阶段,长江流域开始成为与黄河流域并重的经济区域。据统计,当时全国超过10万人口的大城市约15个,其中北方5个、南方10个。同时,百万人口特大城市的出现和城市结构里坊制度的成熟。隋唐时期的工农商等各种业态经济得到充分发展,全国人口最高达到6000万,成为封建社会的一个巅峰期,也推动了具有百万人口规模的特大城市形成,例如隋唐都城长安和东都洛阳。唐代长安城市结构仍然延续了周朝《考工记》的规划格局,并传承了秦汉时期的里坊制度,设两大市肆——东市和西市在外城,各占两坊,约1km2大小,市内有四条南北或东西向的街道将坊分成九区,区内四面店铺临街,两市共有220行,著名诗人白居易曾描述为“百千家似围棋局,十二街如种菜畦”。

1.1.2 两宋的商品经济与城市复兴

两宋时期(公元960~1279年)的城市商业经济,属于中国城市发展史上继春秋战国之后的第二个高峰时期,由于耕作技术的改进和科学技术的发明,农业商品经济和手工业经济得到进一步发展,商品流通领域出现纸币,城市财政收入开始征收商税,反映在城市建设中则表现为传统里坊制度被打破,街市格局逐步形成,由此进入了政治、经济职能并重的城市发展阶段。

第一,城市商业职能突出,城市新经济凸现。两宋时期实施了重商的国家政策和积极的货币经济,晚唐以后商业中心的兴起至两宋而大盛。百万人口城市相继兴起,发展成为全国重要的商业城市,如开封和杭州;对外贸易港口城市得到持续发展,继广州之后新增杭州、宁波、温州、泉州、密州、上海等9个市舶司城市。在北宋的经济中,非农和农业经济各占一半,至南宋城市商业税收更是超出农业税收。据统计,北宋人口超过10万的大城市超过40座,开封和杭州均超过百万人口,两宋时期具有全世界最大的10座城市中的5座。

第二,新市民阶层崛起,消费性社会形成。两宋时期城市商业经济的繁荣与新社会阶层的出现息息相关,首先,统治阶层形成了皇帝与士大夫阶层共治的新中央集权政体,特别是后者造就了一次中国式的“文艺复兴”,促使两宋在经济、艺术和科学发展上均达到了历史高峰;其次,由大小商人所构成的新城市资产阶级出现,其人数众多,财富力量超出士大夫阶层,其贸易商品满足海外出口、大众百姓及自身的需求,而不再仅仅依赖于对王室、贵族和官僚的供给;再次,以店员、奴仆、贩夫走卒等组成位居社会中低阶层的市井之徒,与上流阶层共同孕育出了酒楼、茶艺馆、妓院、酒肆、勾栏、浴堂、赌场、当铺等繁荣的城市商业业态。

第三,传统里坊制崩溃,街市综合体出现。两宋时期商品经济的繁荣发展全面突破了传统里坊制的桎梏,市场交易时间不再受白天定时限制,“夜市”逐步形成,商业区的“市”和居民区的“坊”已没有严格界限,破墙开店开始出现。到北宋中期,东京开封的街路变迁已完成了从坊内店肆——临街店肆侵街店肆——夹街店肆的演变过程,而南宋杭州城的东、西、北三处,各数十里,“人烟生聚,市井坊陌,数百经行不尽”,是居民区和商业区错杂的地方。同时,古代都市综合体——瓦子在两宋时期出现,这是位居城市中的一种方形市场,四周有酒楼、茶馆、妓院和各种商铺,中间是定期集市,属于里坊制打破以后的城市综合性市场,其中也包括多个文娱演出场所——勾栏。据《东京梦华录》和《武林旧事》记载,北宋开封瓦子有10座,南宋杭州有23座。

1.1.3 明清及近代城市商业空间的崛起

至明清时期,古代城市经济未能在两宋时期的基础上取得全面突破,甚至有所倒退,依赖于传统农业的新儒家思想长期控制着城市经济的转型,城市的发展仍然依赖于封建农业经济。同时,明清的海禁政策也阻碍了港口城市发展和全国经济贸易的对外交流,直至清朝末年西方列强的侵入,才诞生出东亚地区最繁荣的港口城市——上海。到清代中后期全国人口已达4亿,难以通过传统农业达到自给,新技术、新思维引入和新城市经济重建已经到了至关紧要的阶段。

该时期最大的城市是都城北京,至清末已经形成了繁荣的商业市井景象。例如,20世纪初期的北京东安市场是一个集几百家店铺、茶楼、饭馆、杂耍场、戏院、棋社等多种功能为一体的综合性市场,始建于清光绪年间,因市场邻近东安门,故得名东安市场,至今已有100多年的历史。由于市场地点适中,交通便利,一时商贾云集,店铺日增,形成了街巷纵横、店铺林立,具有集吃、喝、玩、乐、购为一体的经营特色,属于20世纪北京最早的一个商业街区综合体。

随后1930年代的上海也已经发展成为全国工业制造中心和东亚地区金融贸易中心,并产生了以外滩为中心的中国第一个CBD。中央商务区北至苏州河,南至南京东路,方圆近4km2,集中了上海28家外资银行、58家华资银行总行,以及证券交易所、信托公司等金融机构。同时,以南京东路为中心形成了上海的中心商业区,拥有全国最大的4家百货公司,其中,永安百货公司可以被认为是中国最早的建筑商业综合体。1934年落成的24层国际饭店是当时东亚最高的建筑,凸现了上海在整个远东地区显赫的经济地位。

1.2 欧洲城市商业空间的发展历程

1.2.1 奴隶社会时期城市商业空间特征

欧洲最早的城市出现在公元前2000~前1700年,位于地中海中克里特岛上的王宫城市。克里特岛是由山峦形成的海上岛屿,独特的地理位置形成了它相对独立、安全的环境。温和的气候、肥沃的土地及其来自小亚细亚的移民使得农业成为岛屿的主要经济部门,加上海外商业贸易所带来的大量商品供给着统治阶层的奢华生活。之后由于地震和战争的原因,约在公元前4世纪末欧洲文明中心逐渐转移至古希腊城邦。

以雅典为首的这些城邦集政治中心、军事中心、经济中心为一体,成为工商业相互促进的大都市,城中聚集着大量各行各业的手工作坊,由神庙、集会堂与长廊围合而成的广场空间,面向远方海港,人们聚集在广场可以举行讨论、议事、朗诵、演说等活动,同时为商业贸易提供了场所。至古罗马时期,更是将政治、军事与经济中心的功能发挥到极致,商业格局也是以商业街道和商业广场为主的开放式空间,如古罗马公共浴场将运动场、图书馆、音乐厅、演讲厅、商场等城市功能组合在一起,比较著名的有卡拉卡浴场和戴克利提乌姆浴场。然而,罗马帝国灭亡后,欧洲整体陷入黑暗之中,城市经济也不可避免地逐步衰落。

1.2.2 封建社会时期城市商业空间演变

公元10~11世纪,随着新式轮犁技术的普及和欧洲封建土地所有制的推动,自给自足的庄园经济开始解体,商业逐步有了较大的发展空间,同时手工业者进一步专业化,为市场的繁荣奠定了物质基础,中世纪的城市开始重新崛起,并成为经济和政治中心。例如,地中海沿岸的意大利威尼斯和热那亚属于以国际贸易为主的商业城市,法国的马赛和巴黎、英国的伦敦、德国的科隆均是当时著名的工商城市。然而,将城市规模与同时期的中国相比则较为逊色,如14世纪的伦敦约4万人口,巴黎约6万人口,都是当时很大的城市。

当时城市的主要商业空间是集市,属于城市居民定期集会的场所,也是商品交易的中心。在形式上,很多集市采用了城市广场的形式,或者借用以前的教会广场和集会广场,如意大利的一些城市;而东欧、中欧的新兴城市直接为商业活动兴建城市广场。同时,随着商业的发展,一些城市还形成根据商品不同而分开交易的专门市场。凭借军事上控制地中海的政治地理优势,意大利是当时商业最发达的地区,如威尼斯、热那亚、米兰和比萨等商业城市;而比利时、荷兰等地属于另一个欧洲的商业发达地区,主要以毛纺业为主;在德国以及北欧地区也出现了一系列的商业城市,著名的“汉萨同盟”即是当时几十个商业城市所结成的同盟,以经营各地的农产品为经济来源。

1.2.3 近现代城市商业空间的发展态势

18世纪英国蒸汽机的改良及应用促使纺织、建筑、采矿、交通、冶炼等行业纷纷加入工业革命的大潮中,由此实现了西方城市从手工业生产到大机器生产的转变过程。工业化的快速发展有力地推动了城市化的进程。据统计,从1800年到1900年的100年中,发达国家具有10万人以上的大中城市数目,从28个递增至195个,平均每年新增1.7个。

由此,城市工业的集聚和人口的集中促使商业业态更为繁荣,金融、保险、法律、公共设施、教育、医疗、文化、消费等服务功能逐步完善,并出现了第一次世界博览会——1851年英国伦敦的“万国工业博览会”。与此同时,巴黎、纽约、柏林、东京等发达国家特大城市纷纷兴起,之后又有上海、加尔各答进入世界前10位城市。截止1950年二战结束,世界10万人口的城市增至484个,前十大城市人口均超过300万,其中纽约、伦敦达到了1000多万。

该时期大城市的商业空间结构已经具有了中央商业区、工业区、居住区等明显的区分,城市CBD(中央商业商务区)开始形成,并出现了城市规模的扩大和郊区化现象。伦敦城、巴黎塞纳河两岸、纽约曼哈顿等均是该时期著名的中心商业区,这里分布着银行、保险公司、企业总部、大学、文化机构、政府机关等服务业行业。以东京为例,19世纪后期相继出现了针对中心区银座的大规模再开发、采用柜台陈列式销售的大型百货商场、设有电梯的高层商业大厦等现象。

2 基于消费者群体的城市商业空间演进机制

人类发展与城市兴盛密切相关,其中商业形态、消费群体和城市结构互动发展。农业经济时代的集贸市场属于行政型城市的产物,除了大量商品要供给权力阶层之外,其他消费群体主要是农民和手工业者;工业经济时代的百货商场所产生的中心集聚效应促进了单中心城市结构的强化,其消费群体是由工人阶层所组成的中产阶级;由于信息网络技术的兴起,服务经济时代所诞生的新业态与多中心郊区化城市形态密切相关,数量日益增多的服务阶层属于主要消费群体(表1)。

农业经济时代的集贸市场发挥的是最原始的交换功能,其中固定的小店面多属于单一商品经营的“业种店”,除了简单的买卖之外,基本没有附加价值,而古代城市中心布局着政治机构,当时的商业仅是热闹而不集聚,发达而不经济。进入工业社会以后,大规模生产促进销售形式的转变,百货商场(Department Store)的出现,将丰富商品汇集在一个大空间的现代商业零售业态诞生后,极大刺激了人们的消费欲望。在此过程中,商业空间的主角让位于消费者,商业空间转化为消费空间,之后让消费者感觉到更为自由而便捷的自选商场、连锁超市、便利店乃至大型购物中心快速兴起。

从马斯洛需求层次理论来看,原始的集贸市场仅仅能够解决人类生理温饱的基本需求,这也是古代城市经济依附于农村经济的主要原因,固定店招、商号的出现则满足了人们对商品的安全与诚信的需求,从而实现了古代社会消费层次的升级。至工业社会时期,城市经济摆脱了对农业生产的依赖,用于日常生活的商品大量涌现,百货商场、超级市场的产生既容纳了多样化的商品,也满足了消费者的诸种需求。当代社会的购物中心是以体验、休闲消费为主,物质商品的消费则处于其次,实现了马斯洛需求层次的顶端——“自我实现”的需求(图1)。

由此可见,古代城市属于权力型或行政型城市,商品的重要供给对象是权力阶层,导致了城市商业空间的萎缩,如《周礼·考工记》所记载的周王城,以及隋唐长安城。近代城市兴盛于西方发达国家,其城市规划是基于理性经济人的生活行为假设,以地租形式所表现出的商业空间更为考虑到众多阶层的生活需求,然而却忽视了人类自然本性的需求,由此出现了“田园城市”的理想模型。现当代城市空间形式更加丰富多彩,相继出现了多中心都市区、大都市带或都市圈等城市形态,并伴随着郊区化、逆城市化现象,人们的生活空间不再局限于传统城市,郊区都市、卫星城、中小城镇和乡村同时可以成为城市居民长期生活的地方,百货店、大卖场、连锁超市、24小时便利店和城市综合体等新型消费空间与城市化进程步调一致,真正并同时体现了人类群聚的需要以及回归自然的精神追求。

3 结语

美国学者乔尔·科特金指出,历史上存在的著名城市都是“神圣、安全、繁忙之地”。纵观人类与城市的发展历史,相继经历了农业经济的古代城市和工业经济的近现代城市两个阶段,人类向城市集聚是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而人口数量的增多和城市规模的扩大最终仍然要归结于城市文明的兴起,即商业贸易、工业制造、科学技术等产业形态与产业创新的不断进步,同时,城市消费与生产群体的扩大也持续刺激和推动着城市经济的发展。所以,本文认为以下几个方面是国内外商业城市所拥有的本质性因素。

第一,城市商业服务与工业制造功能。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指出:“商业依赖于城市的发展,而城市的发展也要以商业为条件”。从农业经济和工业经济时代的城市发展史来看,那些中西方兴旺发达的城市均具有较强的商业服务功能,其次是手工业或工业制造职能较为突出,与商业贸易形成互动发展的趋势,直到人类进入信息化时代,工业职能才开始从这些城市中脱离出来,但仍在大都市区范围内发挥着举足轻重的作用。

第二,城市人口规模及其消费群体。城市的繁荣离不开人口的集聚,保持一定的人口规模是城市产生消费群体的基本条件,而具有经济活力的城市往往拥有相应的消费群体。例如,北宋时期开封的新市民阶层和近现代欧美的中产阶级,均是能够促使城市繁荣发展的动力主体,他们不但具有生产能力而且也拥有较强的消费实力。

第三,城市商业空间的主导地位。世界上可以有没有工业的城市,但绝不存在没有商业的城市。纵观古今中西方城市发展历程,可以发现那些将商业空间置于主导地位的城市往往能够日益兴盛,反之则日渐衰落。所以,在国家政治鼓励下的中西方港口城市均能够实现快速繁荣发展,近现代上海的几经跌幅即是由于如此。若从到城市内部空间结构考察,西方工业城市均是将商业区布局在城市中心位置,特别是百货大厦的兴起更是强化了城市商业集中的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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