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格多重性与《“幻想”的魔法盒》

摘 要: 本文旨在指出生活年代相差半个世纪的美国作家霍桑和奥地利医生弗洛伊德对人格多重性的认识有着惊人的相似,首先质疑运用弗洛伊德理论来解读霍桑作品这一做法的合理性值;其次通过分析比较霍桑的《“幻想”的魔法盒》和弗洛伊德的人格多重性理论,指出二者的相通之处;最后就弗洛伊德概念中的“自我”与“超我”的关系提出一点独到的见解。

关键词: 霍桑 弗洛伊德 人格多重性 《“幻想”的魔法盒》

在弗洛伊德理论的关照下,对霍桑的文本作出解读的合理性是值得质疑的。弗洛伊德出生于十九世纪五十年代,此时的霍桑已经出版了他主要的几本短篇小说集,并且正在创作他的几部长篇小说。弗洛伊德主要的心理学著作出现在二十世纪的头二三十年,而这在霍桑去世之后已有半个世纪。弗洛伊德在他的著作中提到一些作家和作品来作为心理学分析的案例,比如古希腊戏剧、与他同时期的传奇小说和诗人,但从弗洛伊德的作品中我们没有发现他曾关注过霍桑和霍桑的心理分析小说。弗洛伊德对霍桑的忽视让我们觉得奇怪,因为二人对人类心理方面的许多认识有着惊人的相似,甚至某些观点完全相同。霍桑和弗洛伊德生活年代的不同造成了文本解读的一个问题:用弗洛伊德的心理学理论来解读早于这个理论半个世纪的霍桑文本这一做法合理吗?从大的方面来说,文学作品的解读是否需要在文学理论的指导下进行?弗洛伊德的心理学理论能否有助于提高我们对霍桑作品的认识?这些问题涉及文学理论与文学作品的关系,以及文学理论的自身价值等基本问题。理论有助于我们理解文本吗?答案是否定的。没有理论,我们对文本理解的准确性就降低吗?答案也是否定的。作家有无系统的心理学知识并不能提高或降低他们作品的艺术水准,读者有无系统的心理学知识并也不能提高或降低他们对作品的欣赏能力。其实,文学理论的盛行只是近百年的现象,大学学院派的论文用理论解读文本的模式,以及大学开设文学理论课只是近五十年的现象。文学批评与文学同在,有文学就有批评。此前却不存在一套自成系统、分门别类的文学理论。我们把此前的文学评论家的见地和用理论武装起来的今人的评论相比较,可发现他们毫不逊色,而我们并无超过前人之处。用现代的心理学理论来解读早于它半个世纪的霍桑的文本更是毫无意义的前后倒置。

《“幻想”的魔法盒》的主体部分由三个场景构成。它的开头和结尾处是霍桑对“罪恶本质”的讨论。本文选取第一个场景作为分析对象。小说的基本背景是这样的。一位一生有着良好声誉的老人躺在房间的靠椅上回忆往事。房间光线柔和,周围环境安谧。这时有三个客人来拜访老人。一个名字叫做“幻想”,手里拿着魔法盒;一个名字叫做“记忆”;手里捧着一本书;一个名字叫做“良心”,手里握着一把匕首。“幻想”先在老人面前转动魔法盒。通过盒子的放大镜老人看到里面有一张画面。画面的主要内容是一个女孩跪在一个站立的男孩面前。男孩的脸上露出不屑、鄙夷和傲慢的神情;女孩则匍匐在地上,无力抬起布满痛苦和悔恨的脸来面对这个男孩。看上去,女孩的哀求不可能得到男孩的同情,女孩的过错不会得到男孩的原谅。老人看着看着忽然发现画面中的男孩就是年轻时候的自己。老人对“幻想”大发雷霆:“恶毒的造谣的图片!我什么时候傲视过被蹂躏的贞洁?Martha不是在她十几岁妙龄的时候就嫁给David Tomkins吗?David Tomkins不是赢得了她女孩时代天真无邪的爱慕,并且大半生都享受着她作为一个妻子的柔情与温存吗?自从Tomkins死后,Martha不一直是个声誉良好的寡妇吗?”(Hawthorne:111)正当老人在对“幻想”咆哮时,“记忆”在不停地翻那本书,然后停在了某页上。“记忆”向老人念着上面的内容说,“幻想”的那张画面只是老人年轻时心里闪过的一个念头。这个愿望没有被实施,也就没能成为现实。这时,只见“良心”把匕首插向老人的胸膛。如果不是老人紧紧抓住“良心”的手,那将是致命的一击。该短篇的第二、三个场景与第一个性质相同,分别讲述了老人对自己过去人生中邪恶念头的回忆和忏悔。第一个场景描写的是报复恋人的念头,第二个是谋杀的念头,第三个是欺诈的念头。

我们时常会有一些本能的歹意和恶念。对于这些歹意和恶念我们可能意识不到或者不承认,因为它们往往是无意识的。就如同老人年轻时在爱情中受到了伤害,本能地产生有朝一日征服对方、报复对方的念头。而时过境迁后老人自己却不承认自己有过此类的想法。“记忆”提醒了他,他意识到了自己曾有过这一恶念,这时他就受到“良心”的谴责和惩罚。通过“幻想”、“记忆”和“良心”这三个借喻,霍桑表达了他对人格多重性的深刻认识。“幻想”代表我们有意识或无意识的本能的欲望,相当于弗洛伊德理论中的“本我”概念。“记忆”代表弗洛伊德理论中的“现实世界”,它遏制和阻碍“本我”欲望的自然发泄。“良心”等同于“超我”,它对“自我”进行监督和惩罚。对于“自我”同“本我”、“现实世界”与“超我”三者的关系,弗洛伊德如此解释:

谚语有云,一个人不能共事二主。可怜的“自我”的处境则更为艰难,它同时要服侍三个苛刻的主人。它力尽所能同时满足这三个主人的要求(指“本我”欲望的发泄、“现实世界”的阻遏和“超我”的谴责)。这三位主人的要求总是不一致的,而且往往是不可调和的。“本我”常常在这三重压力下不堪重负以致揭开面具露出本形,也就不足为怪了。这三个暴君分别是“现实世界”、“超我”和“本我”。“自我”感到它三面被围,同时受到来自三方面的威胁。当这种威胁发展到让“自我”感到有不可承受之重,“自我”的反应就是慢慢地累积焦虑。在“自我”试图调和“本我”与“现实世界”的矛盾时,在潜意识里它常常用理性分析来竭力劝阻“本我”本能的无意识的欲望,以试图掩盖“本我”与“现实世界”之间的冲突。当“本我”固执地坚持己见并表现出决不妥协的态度,“自我”则以外交家一样的不诚实,对现实世界作出假装的尊重。另一方面,“自我”的每一个念头和动作都时时处于严厉的“超我”的密切监视下。“超我”对“自我”定下了某些理想的道德准则和行为规范,而对“自我”可能遇到的来自“本我”和“现实世界”这两方面的困难却置之不理。当“自我”没有做到理想的行为规范和道德准则,“超我”就会惩罚“自我”,让“自我”感到紧张并表现出自卑感和罪恶感。一方面受到“本我”欲望的驱策,一方面受到“超我”的围堵,一方面又受到“现实世界”的回绝,如此这般,“自我”艰苦卓绝地进行着它精打细算的工作,以尽量减少来自不同方面的压力和影响,让它们达到一种和谐共存的状态(101-102)。

霍桑和弗洛伊德对于人格多重性认识的相似之处如下图所示:

弗洛伊德 霍桑

本我 幻想

自我 现实世界 记忆

超我 良心

图示中“本我”与“幻想”、“超我”与“良心”都能很好地对应,无需多作说明。“现实世界”与“记忆”似乎不能对等。其实二者也是相通的。对于弗洛伊德,“现实世界”是催促或阻止“自我”行为发生的客观情形;对于霍桑,“记忆”是老人对往事的回想。弗洛伊德一般选取在生活中积极进取的年轻人或者仍然处于性活跃期的中年人作为其精神病学的研究对象。婴幼儿和步入生命最后时刻的老人的情形则有所不同。婴幼儿的“本我”与“自我”是统一的,不是分裂的,“本我”有自然的欲望,“自我”就真实地表达,“自我”对“本我”不会有任何的压制和掩饰。老年人同样如此,他们经历了一世的沉浮、一生的荣辱,在生命的最后一刻,只求晚年的平静安逸而与世无争。《“幻想”的魔法盒》中的老人即属此类。这样,老人的“记忆”就是他年轻时的“现实世界”。二者是就人生的不同阶段而言的。

尽管弗洛伊德与霍桑对人格多重性的区分如此相似,但他们作出这一区分的目的不尽相同。他们同样试图窥探人性中的深邃底层和黑暗角落。不同的是精神病学家弗洛伊德的兴趣所在是人的神经系统的紊乱,而作家霍桑关注的是人的内心世界的健康。弗洛伊德作出如此的区分旨在指出在一个激烈竞争的社会环境中,焦虑的产生,以及神经质者的致病之源乃是在于“自我”承受不住来自“本我”、“现实世界”和“超我”三方面的压力而脱去外衣现出原形。弗洛伊德把作家和文本只是作为他精神病学和心理学分析的案例,而不是从美学的视角来看待作家和分析文本。文艺界或批评界并不认可弗洛伊德具有敏锐的艺术眼光和高雅的艺术品位。弗洛伊德对诗人的理解也是前后不一的(Welleck and Warren:82)。弗洛伊德自己也承认对于文学他是个“门外汉”(Freud:173)。Lionel Trilling进一步指出:“弗洛伊德并不想染指文艺界……他对艺术的形式不感兴趣,他把自己限定在对文学作品内容的讨论上。”(121)霍桑对人格作出以上的三种区分是为了说明有关“罪恶本质”的话题。有一句话说:在意识的层面,我们都是谋杀犯。小说的一开始霍桑就问道:什么是罪恶?人的意识里闪过一个邪念而没有付诸实施,这也算是一种罪吗?那个老人,一生中没有什么严重的过错,只是偶尔意识里会有一些并未成为现实的罪恶的念头,当他死后进入天堂,还能向上帝表明自己是清白无辜的吗?弗洛伊德和霍桑对人格多重性的认识如出一辙,但因他们的职业不同,所以旨趣不同,关注的焦点也就不同。

本文最后就“自我”与“超我”之间的关系提出一点新的看法。弗洛伊德和霍桑都认为存在一个凌驾于“自我”之上的“超我”。这一“超我”象征着理想的道德准则和行为规范,就如同上帝或宗教的力量。它时刻监视着“自我”的一想一念、一举一动。没能达到“超我”的预期,或屈服于“本我”的欲望,“自我”就会产生一系列诸如悔恨、罪恶、焦虑、虚弱、无能、压抑等不良情绪,就如同作为弗洛伊德研究对象的病人所表现出来的一样,也如同霍桑小说中人物Dimmesdale、Miriam、Donatello和Hester所表现出来的一样(这些自认为有罪的并且表现出悔恨的男男女女就是霍桑所要治疗的病人)。《“幻想”的魔法盒》中的老人受到“良心”的严厉谴责。“良心”压抑住“自我”本能的报复的冲动,并时刻提醒:有这种念头是邪恶的,把它付诸实施更是错误的。霍桑着迷于分析以不可避免地犯罪为特征的人性弱点,正等同于弗洛伊德精神分析中力图揭示的“本我”与“超我”一种共存却不可调和的关系。然而“本我”的诉求难道永远是和“超我”的戒律相对立吗?换言之,难道每个人都认为在他之外还有一个更高尚、更伟大的心灵值得他顶礼膜拜?对于芸芸众生、凡夫俗子而言,“超我”会对“自我”发挥作用和影响。然而有一类特殊的人,他们的意志力是如此的强大,以至于能完全控制住感情的泛滥和欲望的魔鬼,他们就不会感受到上面列举的种种不良情绪。对于这类人而言,“自我”、“本我”和“超我”之间的关系与普通人有着质的不同,三者在他们身上化而为一。“超我”与“自我”同心共谋以满足“本我”的欲望,“超我”与“自我”通力合作以扫清“现实世界”的障碍。或者说对于这类超人而言,“超我”根本就不存在了,因为他们自己就是自己的楷模,自己就是自己的“超我”。

参考文献:

[1]Freud,Sigmund.Collected Papers.Vol.4.New York:Basic Books,1959.

[2]Freud,Sigmund.“The Structures of the Mind.”Twentieth Century Western Critical Theories.Ed.Zhu Gang.Shanghai:Shanghai Foreign Language Education Press,2001,98―106.

[3]Hawthorne,Nathaniel.The Complete Short Stories of Nathaniel Hawthorne.New York:Doubleday & Company,1959.

[4]Trilling,Lionel.“Freud and Literature.”Twentieth Century Western Critical Theories.Ed.Zhu Gang.Shanghai:Shanghai Foreign Language Education Press,2001,118―122.

[5]Wellek,René,and Austin Warren.Theory of Literature.New York:Harcourt,194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