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新认识中山先生

认识中山先生是一个过程，这个过程今天还在继续着。2011年是辛亥革命一百周年，中山先生等先辈在一百年前帝制，建立了亚洲第一个共和国。如今，“共和国”已是我们这个民族经过理性思考后得到的共识。

中山先生说：“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须努力。”这句话仍有现实意义。但他的革命理想是什么呢？不可泛泛而谈。不幸他的人格一度长期受到贬损，他的理论思考被有意屏蔽，应该恢复本来的面目。

余生也晚，1927年来到这世间，两年前（1925年）中山先生就去世了。但他还是作为历史伟人最早进入了我童稚的心灵。记得八九岁时，我在皖北一个山城上小学，每星期一的第一课是校长领着全校师生作“纪念周”。首先是向中山先生行礼如仪，而后一句句领读《总理遗嘱》：“余致力国民革命，凡四十年……深知欲达到此目的，必须唤起民众及联合世界上以平等待我之民族，共同奋斗……”我似懂非懂，对“深知欲”三个字，很长时间里不解其意，但丝毫没有影响我把《总理遗嘱》背得滚瓜烂熟――因为我知道，他是“国父”，他的话是应该认真执行的。

形势很快发生重大变化。有了“敌国外患”，东北易帜，统一换成了“青天白日旗”；分裂的地区也团结起来了，广西的队伍开到我的家乡，投入抗日战争。过去和中央有矛盾的李宗仁指挥了歼敌两万的台儿庄战役，共产党的队伍也进入了国军序列，换了帽徽并声明：“三民主义为中国今日所必须。吾党愿为其彻底实现而奋斗！”

民族一时空前团结了――团结在中山先生“三民主义”的旗帜下。

抗日战争八年，中华民族进行了艰苦卓绝的战斗，是少数没有投降法西斯的国家之一，赢得了百年间第一次反侵略斗争的胜利。中国作为四强之一，成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这是中山先生“民族主义”的伟大胜利。

对中山先生如何评价？有过一段时间，我们只能囿于固定的框架之中。是一位策略家，第一，他说中山先生是“伟大的革命先行者”，自己是继承了衣钵的，是中山先生的学生；第二，“我们不要苛求于前人”，他搞的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他姓“资”，我们今天是搞社会主义了，我们姓“无”，这是质的区别。中山先生有历史的局限性，我们不要苛求。

20世纪刚刚结束，我梳理过去的事，首先想到中山先生时就碰到这个问题。他姓“资”吗？揆诸一生，他“不拥有剥削他人的生产资料，即脑力无产阶级”（马克思语）。他的政治理想中，其民主主义的“平均地权，节制资本”并不代表资产阶级。他有与时俱进的唯物主义的世界观，特别是有一心为公的无私情怀，意识上找不到“资”的影子。他视野开阔，突破了狭隘的阶级局限，“他的一生，除了革命，还是革命”（鲁迅语）。“我们不要苛求于前人”云云是贬损了他，是说“你不如我”。这使我联想到林则徐送一个匾额给关天培这位虎门之役壮烈牺牲的英雄，匾上的四个字是：“我不如你”！这是多么真挚、谦虚。

十多年前，我们对中山先生的认识仅限于此。

改革开放30多年，社会有了很大进步。但在某些方面，仍不尽如人意。百岁老人、学者周有光先生最近答记者问时说：“改革开放，引进了自然科学，没有引进社会科学。”认为这种封闭的现象，影响了社会进步。因此，中国的知识界，至今不甚了解中山先生达到的高度和许多先知先觉的社会实践。我们甚至不知道中山先生在辛亥革命成功之时会想些什么，不知他对民主社会主义的追求，不知道他对马恩晚年思想的向往，不知道他两次亲赴布鲁塞尔与社会党国际（第二国际）建立的关系。

在此，略谈中山先生二三事：

1912年1月1日，革命党的《民生报》刊登两大新闻：一、中山先生宣告中华民国成立，就任临时大总统；二、孙总统鼓吹建设社会主义。报道他在前一天接见了社会党本部部长江亢虎，说：“我对此主义竭力赞成之，应广为鼓吹。使其普及全国人心目之中。”他把从欧美带回来的四种社会主义著作赠予社会党。他说：“若能建一学校，研究斯学，尤所深望。”一时，社会党在各省建立了支部分部，号称“民国第一大党”。中山先生拟令儿子孙科参与主持社会党工作。

先生还致函社会党国际执行局：“我向你们大家呼吁，让中国成为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请把你们的精力花在中国身上，请派你们的优秀人才来中国各地服务，助我一臂之力。我需要贵组织成员的帮助，以便完成我的宏伟事业。”（此件来源于比利时布鲁塞尔档案馆）中山先生的理想是将“种族、政治、社会三大革命毕其功于一役，庶可建设世界最良善、最富强的国家”。他所谓的“三大革命”，一即种族革命，口号是“驱除鞑虏”的民族主义；二即“政治革命”，即民权主义、民主主义，旨在学习美国的共和制；而“社会革命”，他将其称为“民生主义”，这样逐步形成完整的“三民主义”。

中山先生和社会党总部取得联系后，受到更多马克思主义思想的影响，他的社会主义思想更加明确了，反复说他所主张的“民生主义”就是社会主义的中国化。

中山先生自编讲义，宣讲社会主义思想，从南京到上海宣讲数日。《民立报》、《天铎报》报道，第一天听众有1600人，第二天2000人，第三天达3000多人。“孙于演说中略述社会主义源流，谈及马克思，说他苦心孤诣，研究资本问题，垂30年之久，著《资本论》一书，阐发真理，不遗余力”，“我国社会主义流行伊始，尤望党人以和平之态度，与政府共图进行”。先生说：“社会主义不为资本家所垄断渔利，而贫民务使可自食其力，和平解决贫富之激战。社会主义者，人道主义也。人道主义，主张博爱、平等、自由。社会主义之真髓，不外此三者，实为人类之福音。愿我中华民国一变而为社会主义国家！”

值得注意的是，中山先生和列宁是不约而同到达布鲁塞尔社会党总部的。那是在1903年的7月，列宁年方三十，比中山先生小8岁，他们都确定7月30日为党庆之日，后来联共、布共、“斯共”、苏共、俄共都以此日为纪念日。中山先生在那儿拟定党纲，宣告建党，申请加入国际。

1912年10月，苏联的《涅瓦明星报》发表了列宁的题为《中国的民主主义和民粹主义》一文。其中说：“孙中山的纲领，字里行间充满着战斗的、真诚的民主主义……这是带有建立共和制度要求的完整的民主主义。他直接提出群众生活状况及群众斗争问题，热烈地同情被剥削劳动者，相信他们是正义的和有力量的。”但认为中山先生想避免走资本主义道路，恐怕只是空想。

中山先生始终皈依建立于1889年的第二国际，即民主社会主义的思路。他对社会主义有和列宁不同的理解，力主和平过渡；不是“兴无灭资”，而是既要“兴无”，又要“兴资”。他力主还政于民，并以身示范。

中山先生以理论思考和人格魅力给我们留下了太多的精神财富。作为伟大的政治家，他的开阔视野真是了不起：

一、他有与时俱进的唯物主义世界观，紧跟时代步伐，不断发展自己，修正自己，完善自己。这是需要勇气和无私情怀的。

二、他不断吸取人类社会形成的先进文明成果，学贯中西，超越狭隘的阶级观念和民族主义。他学习了林肯的“民有、民治、民享”的精神实质，学习了“自由、平等、博爱”这些概念，融入到自己的演说和观点之中。尤其引进了马克思主义的社会主义学说。所有这些“拿来”的东西，他都加以中国化、民族化、通俗化，以为中国人民所用。

三、他的政治纲领，准确地把握了时代的脉搏，立足于世界，高屋建瓴。他要发展10万资本家，即肯定“资本”，而又要“限制资本”，关怀弱势群体，防止两极分化，他是极为明确地掌握“效率”和“公平”之间关系的。到20世纪八九十年代的改革开放时，小平同志及时制止了“姓资姓社”之争，才使国家走出计划经济的泥潭。

以前我们为了“灭资”，把资本家妖魔化，这是很大的失误。马克思肯定资本家促进历史进步的贡献，小平同志也提出“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中山先生的社会主义，首先是考虑要“节制资本”。马克思在《共产党宣言》中谈到，资本主义必然灭亡，除非采取措施，如收累进税、征收遗产税等，兼顾公平。这里的“除非”，不就是解决资本主义弊端的“药方”吗？中山先生在布鲁塞尔对社会党国际的负责人王德威尔得大谈社会主义，就是要宣传“平均地权，节制资本”的理想。他认为只顾效率没有公平是不义的，社会也是不能安定的，这一观点得到社会党国际的高度评价。当时中山先生要求社会党国际“帮助我建设一个中国式的社会主义国家”，避开欧洲资本主义社会的种种弊端。

有这样一个足以佐证的史料：1905年（十月革命前12年）5月18日，社会党国际的报纸《人民报》发表了记者桑德的报道：“本周我有机会充当我们的孙逸仙同志（中国革命社会党的领袖）和我们的朋友王德威尔得以及胡斯曼之间的中介人。孙同志到达比利时，请求他的党加入以胡斯曼同志为书记的社会党国际执行局。孙同志首先简要说明了中国社会主义者的目标。”关于这一目标，他介绍道：“中国社会主义者要采用欧洲的生产方式，使用机器，但要避免其种种弊端。他们要在将来建立一个没有任何过渡的社会，他们吸收文明的精华，而决不成为它的糟粕的牺牲品。换句话说，由于它们，中世纪的生产方式直接过渡到社会主义的生产阶段，而工人不必经受资本家剥削的痛苦。”在这次谈话中，孙中山还说：“几年内我们将实现我们梦寐以求的理想……那时，当你们还在为实现你们的计划而努力的时候，我们将已生活在最纯正的集体主义制度之中了。” （《孙中山全集》卷一）中山先生崇拜马克思，他说：“研究社会问题的人，不下千百家，其中研究最透彻和最有心得的，就是大家所知道的马克思。”“现在研究社会问题的人，也没有哪一个不崇拜马克思做社会主义中的圣人。”所以，他前往欧洲，追寻马恩晚年思想指导下的第二国际，可以说他是中国又一位去西方取经的“孙行者”。

中山先生人格的伟大，突出表现在具有无私的情怀。他对“大总统”加了“临时”二字，认为这还不是真正选的，他随时可从位子上退下来。对有人喊“万岁”，他严肃批评，说：“这样喊，我如何对得起那些为革命牺牲的同志！”中山先生是政治舞台上没有个人权欲的政治家，这是历史上少见的。

中山先生于1925年3月12日在北京去世。当时北京还在军阀段瑞的控制下。从全国统一的需要看，军阀割据当然是要否定的，但这些地方政治生态并不十分落后。例如中山先生到达时，北京有十万人的欢迎大会；有大量民间报纸，形成自由的论坛；有议会的雏形，只是有些议员并非民选――这是中山先生不满的，为此他和段瑞有了矛盾冲突。这反映出中山先生临终前，急于“还政于民”的一种政治诉求。革命尚未成功，还需继续努力。

根据何香凝老人的回忆，拟订的《总理遗嘱》初稿中的一句“联合世界上被压迫民族”后被改为“联合世界上以平等待我之民族”，这体现了国际关系更加宽容、宽松的精神。中山先生弥留之际虽发音困难，尤喃喃说道：“和平、奋斗、救中国！”这是他最后留下的心声，也是最终的遗言。

这里突出的是“和平”一词。

第二国际强调和平过渡。恩格斯早就提醒：“冷兵器时代早已过去，不能再走上街垒作战，再进行暴力革命了。”宋庆龄说，中山先生最欢迎的客人是，为什么？是志同道合，意气相投吧。孙中山的文章中，总是把“阶级斗争”写成“阶级竞争”，这一字之差，是一个分水岭。“斗争”是你死我活，“竞争”是和谐共进。

中山先生去世后，资本主义社会发生了严重的经济危机，法西斯势力崛起，最终爆发二战。在这种情况下，人类社会出现了一个伟大的历史人物――罗斯福。他以铁的手腕，执行宏观调控的新政，体现了马克思的“除非”；也实现了中山先生的“节制资本”的精神，不怕得罪大企业家、大金融家，虽受到他们的攻击，还是提出了“四大自由”，即言论自由、信仰自由、免于恐惧的自由和不虞匮乏的自由，并为之奋斗。他给资本主义注入了社会主义因素，挽救了资本主义社会。

这几十年里，我们给“资本”了，定性为“生产要素”，参加分配，这是正确的路径。不过不应忘记，中山先生致力革命凡四十年，他告诉了我们什么。面对当前财富集中，两极分化的国情，马恩早就开出了“除非”的药方，中山先生也早有“节制资本”的理想，关键是政治家要跳出阶级的局限，站在民族的立场，站在历史的高度，敢于有所作为。

（作者系南通大学教授）

原载于《同舟共进》2011年第4期，转载请注明出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