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新认识“包袱”

4月27日上午，四川街子古镇。我在一家客栈的院子里喝茶，一个游客拿起茶杯，主动走过来，“哎呀，感觉好累！”他主动搭讪。我示意他坐下来聊聊。

他是个企业主，多年来，他很忙碌，也没闲心给自己放假。这回，因压力太大，家人让他出来散心。

但从他表情和言语中，我感觉他这次的出游没能达到效果，因为尽管他的身体在外游荡，但心还纠结于企业，放不下，神经也绷得紧紧的。

根据他的描述，累是因为企业经营不够好，但还要给员工缴纳“五险一金”，他感觉企业包袱太重。说着说着，他羡慕起像我这样的“打工者”，因为不是老板，不需背负那么大压力。

我告诉他，我也很累。因为遇见他的前一个星期，我还在医院陪家人看病，并在医院住一个多星期。当家人出院时，我才发现“天亮了”。

此后几天里，无论在机场看到坐头等舱的人，还是在商场里看到挑选奢侈品的人，我都感觉他们活得好累―因为所有一切的光鲜亮丽，在一场稍微沉重的意外之后，他们的生活，终将灰头土脸，日子一夜被打回解放前。

生稍大点病，就是诸多意外中，最令人生厌和常见的沉重话题。

这段时间，朋友圈里，我们也看到不少人在为自己或家人治病，而向陌生人、熟人袒露自己的煎熬与挣扎，随后还附带展示自己的作品，希望向更多的网友募捐到治病费用。

客观地说，这些在互联网上为自己或家人求助的媒体人，还不是这个社会的底层，他们每月也有属于白领偏上的阶层收入。如果没有意外，他们的日子，可以过得殷实。但这只是假设，病来如山倒，一分钱也能难倒“英雄汉”。

所以每个人能平安终老，就感觉像是中了500万元的大奖。但人的存在和发展，不能靠中奖，毕竟这样的几率太低。这也是为什么，我们的社会中，无论是老板，还是员工个体，都在生存或发展中，感觉到了莫名的焦虑与不安。这一切，得从我们是“包袱”说起。

在上世纪90年代，相信很多和我同一时期上中学的人都有很深体会，当时从课本到媒体，再到整个社会氛围，宣扬的都是这样的批判声：政企不分，企业效率十分低下；国有企业，大包大揽，包袱很重……据此，强调了“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的必要性，随后，大家都急着为企业轻装上阵而争相“甩包袱”。

我们曾对“甩包袱”的举动，深信不疑。的确，从当时进行市场化改革的要求来说，政企不分确实存在很多弊端，不利于企业应对市场，不利于做出科学而灵活的决策。

但很多事情，“领导不强调没人理，一强调就容易走过头”，甚至走向极端。

先来看一段历史。建国初期，企业办社会是常态，在很多地方，比如大庆、攀枝花等，当初执行的就是政企合一，政府既是经济管理者、公共服务的提供者，也是经济发展的决策者、计划者。

这在当时特殊历史时期，有着一定的积极意义。但在随后市场化的改革和发展中，确实面临一些弊端，适时而为地调整，也是正常的。

问题就在于，我们为了市场化的改革，通常只强调过去存在的种种弊端和不堪，而不具体分析过去政策存在着合理和科学性的一面，似乎为了证实当下的正确，就不惜代价去批判和否定过去。

我当时印象最深刻的就是，当时舆论批判国企无论大小，都在“办社会”，搞“大而全、小而全”；舆论还把国有企业“办医院、办教育以及承担诸多的福利”，视为“包袱”。

事实上，在“政企合一”的社会背景下，企业的，也就是政府的，企业办社会，其实也就是政府办社会。这是很自然的事。当时，企业不办教育，不办医院，谁来办？比如攀钢、大庆油田等企业建设，原本就是政府的行为，而不是企业行为。员工在那里工作、生活，不办教育、不办医院，如何让员工安居乐业，如果没有这些基础建设，企业如何更好发展？

此外，当初工人工资不高，其主要是通过福利来稳定和提高员工待遇，正所谓“低收入，高保障”，如看病、上学是免费的（或只象征性收费）―工资低，如果再没有保障，工人如何生存？企业如何发展？

生存权、健康权、教育权，这只不过是劳动者存在这个社会的一个基本保障，如果企业不提供，就得政府来提供。

这么多年，企业不办社会了，可以轻装上阵了，经济也飞速发展了，我们GDP也跑到了全球第二。当然，办社会的职责也交给政府了（事实上也是企业、个人以及政府三方统筹资金来办）。过去由企业来提供教育、医疗等服务的职责，在交给政府后，政府也进行了教育市场化、医疗市场化的改革。

和企业办社会相比，市场办社会的效果如何？相信身处其中的人们，冷暖自知。

这些年，舆论继续摇摆，作为劳动力的个体，他们时而变成了“包袱”，时而又变成了“红利”。不过，我们一定不能忘记的是：我们为什么而发展？再大的发展，首先是人的发展，这才是诸多改革最为重要的价值所在，没有个人的发展，是没有意义和价值的。

回到开头，即便是私营的企业，如果员工基本的福利和保障也成为“包袱”，那我们是不是也要把劳动者“竟然吃饭才干活”当成包袱呢？如果这样，这企业是没有存在价值和意义的。不过，这话，我没告诉他，但我在这里写下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