告别叶利钦时代

从体制转轨的角度看，叶利钦时代的特点是“破旧”有力而“立新”无术，俄罗斯不仅经济一直没有走上市场经济的正常发展轨道，政治上也并没有建成完善的民主法治秩序，以完成向民主的过渡。于是俄罗斯一直处于转型期危机之中，迄今未能自拔。

在经济方面，俄罗斯经济至今形不成一种投资激励机制，以致即使在俄其他经济指标出现“好转”苗头的时期，投资萎缩的趋势仍未能遏制。在社会结构方面，人们通常都以俄罗斯寡头金融工业集团的兴起来作为首要的批评对象，但重要的还不在于“寡头”这一概念所显示的分配不公平，而在于这些“寡头”还远未形成按市场经济规则运作的大财团。俄罗斯的“寡头”权贵色彩浓于其“大资产阶级”色彩，他们多是旧体制下的官僚出身，与政权的关系太密切，政治背景突出，因而与其说体现了“资本的权力”，不如说更像是“以权力为资本”。在政治方面，1993年的炮打白宫表明俄罗斯人还远未学会民主政治的游戏规则，其后的新宪法体现的总统集权也有违于民主制下的权力制衡原则。然而由于规则不健全，机构无效率，加上地方“诸侯化”的影响，使俄政府的实际行政能力低下，形成“集权的弱政府”畸形状况。同时，俄目前政党政治的发展水平也很低，众多小党林立而缺乏有影响的大党（俄共除外，但俄共影响也在下降之中）。俄罗斯不少政党有浓厚的“会党”、“朋党”色彩，人际关系纽带重于思想、政纲纽带，奇里斯马魅力重于主义的影响，竞选主要是个人魅力的角逐，而非党及其纲领的较量，以致许多俄国政党在名称上就显得非“纲领化”，且突出个人色彩，如“祖国”、“家园”、“我们的选择”、“亚博卢”等。显然，俄罗斯转轨即使在政治方面，也还有相当一段路要走。

除了经济、社会、政治以外，在民族关系上俄罗斯至今没有找到一条实现“瑞士式的多民族祖国”的路，在国际关系上无法给自己在冷战后世界明确定位，在军事上也没有定下新的战略思想与军事体制。

当然，说“立新”无术并不等于完全没有“立新”，否则在旧秩序不复存在时又完全没有新秩序，那就要天下大乱了。俄罗斯当然不是这种情况。在世界历史上，强力控制下的大帝国从未能避免这种悖论：一方面消除混乱是维持帝国、实行强力控制的理由，另一方面强力本身只能掩盖而不能消除致乱因素。而且越是强力控制的大帝国，一旦解体就更难建立正常秩序。

作为一个历史积怨至深的多民族之国，俄罗斯人只占苏联人口不到一半，苏联解体前的社会危机之积累比绝大多数东欧国家更严重。在这种情况下，叶利钦的八年中能使俄罗斯基本保持稳定，苏联和平解体、俄罗斯境内除车臣等边境之地外依然有序。在漫长的过渡期中俄罗斯既没有由混乱发生内战，也没有导致人们因厌乱而走向极端，更没有落到请外国人来“立新”的地步。

俄罗斯经济问题比政治问题更严重，俄罗斯的经济转型比政治转型更困难。俄罗斯经济存在着比中东欧国家、更不用说比西方国家更大比例的灰色经济，因此正式统计中反映的经济总量下降与居民收入水平下降的幅度明显是高估了的。

从体制上看，俄罗斯并未建成有积累激励的产权制度与规范竞争的市场体系，但市场经济的基本格局还是建立了的。实际上，俄罗斯的经济问题有相当成分是因政治不稳定所造成，并非单纯的经济体制问题，尤其在叶利钦时代的始末两端，即炮打白宫前的府院对峙时期与切尔诺梅尔金下台后的政府走马灯时期，经济受累于政治的程度更大。因此叶利钦最大的失策与其说在经济上，毋宁说还是在政治上。

因此今日的俄罗斯问题是一个政治―经济连环套，它有恶性循环与良性循环两种可能。

(摘自作者同名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