俄罗斯告别乌托邦

1957年，前苏联发射世界第一颗人造卫星“sputnik”。我出生了。此后童年的成长岁月里，我总是害怕苏联伞兵部队会在一个无月之夜从天而降，全副武装，夺占我的家乡。

2000年我第一次踏上俄罗斯的领土，之后4年一共去了6次俄罗斯。我一般需要灰线来检测拍摄对象的平衡点，尤其是拍摄建筑空间时。而在建筑空间硕大的俄罗斯，我常常不得不放弃。俄罗斯朋友听后笑道：“俄罗斯的历史就是寻找正确角度的过程。”俄罗斯最重要的视觉艺术传统体现在偶像的表现方式上。借助拜古廷圣像画式的透视法，前苏联的摄影非常聪明地突出领袖的高大果决风采。

果戈理写过：“俄罗斯有两大问题：愚人和道路。”我的问题常常是第二个。我的快乐来自不同的俄罗斯人。有一个人曾经对我说：“我以前看这片土地，只觉得处处破败不堪。现在我看到了祖国隐藏的美丽。”听过这话，我意识到自己一直以来的偏见和疏离感也已经在不知不觉中改变了。

“最大的发现是俄罗斯人民”

《新周刊》：为什么你选择红色钢琴作为这本书的封面?

莫尔：因为它象征了俄罗斯的复杂性。一方面它反映了俄罗斯骄傲的文化遗产，另一方面它也显示了俄罗斯曾经血染的历史。

《新周刊》：你似乎有一种探险“禁止之地”的“间谍”冲动。作为一个在冷战氛围长大的美国人，你是否在去了俄罗斯之后改变了对它的印象?

莫尔：对我来说，最大的发现是俄罗斯人民，外表坚硬的他们实际上是一个非常热情、慷慨，甚至可说感性的民族。

《新周刊》：你觉得对这个项目而言，是否接近人的技巧非常重要?是否曾经历过非常危险的情况?

莫尔：我相信要接近陌生人，“获得”之前必须乐于“付出”。我在俄罗斯旅行时从没受过人身威胁。不过有几次形势比较紧张，尤其是和保安人员接触或面对醉汉时。但是有许多方法可以去软化“俄罗斯熊”。

《新周刊》：你似乎很喜欢俄罗斯文学，如阿赫玛托娃、陀思妥耶夫斯基。是否这也有助你理解俄罗斯历史文化的根源?

莫尔：了解俄罗斯作家、音乐家、诗人等太重要了。即使最寻常的俄罗斯人也相当熟悉自己的文化，尤其是诗人普希金。

《新周刊》：你是否曾受德国杜塞尔多夫学派影响?你的大画幅图片看起来很具“客观性”，你很少直接拍俄罗斯人肖像，为什么?莫尔：我没有直接拍摄肖像是因为我对这个国家总体的复杂性以及它的历史文化氛围更感兴趣。我希望我的图片让人们思考和提问。我很欣赏德国学派画面的严谨性，像AugustSander，Thomas Struth。但我觉得他们不会充满感情地使用色彩。而色彩是我作品不可或缺的部分。因为我的许多摄影灵感来自绘画。

《新周刊》：你选择拍摄俄罗斯的东南西北，却很少拍摄中部，也许是为了避免“老调照片”，但这样做是否故意忽略了当代俄罗斯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你是否会依然保持着偏见?

莫尔：俄罗斯如此之大，我还有许多地方没去过。下次再去的话，我会多拍一些西伯利亚和南部河流流经的地方。我永远都是一个外来者，所以我的故事肯定不同于土生土长的俄国摄影师。我希望我的照片有一条意味深长的线索，不同那些只是拍摄某个特别事件特别时刻的新闻摄影师。

《新周刊》：美国和俄罗斯都是大国。你拍摄纽约20多年，“9・11”事件过去将近6年了，你是否觉得美国人民的生活有很大的改变?我记得你有一幅纽约的图片标题是“统治星球”，你想表达什么?

莫尔：确实如此。我们曾经生活在一种十分开放、乐于接纳的文化氛围当中。而现在是一种建立在恐惧和傲慢之上的政治文化，不管对自己还是其他国家的人民。我完全不同意这种解决问题的方式，不过我对2008美国大选后国家出现新的领导人和新的思维方式保持乐观态度。图片《统治星球》反映了美国这种政治文化。

《新周刊》：中国正在俄罗斯举行“中国年”活动。你是否来过中国?有人说“20世纪属于美国，21世纪则属于中国”，你怎么看?莫尔：我来过几次中国，印象非常深刻。它让我想起过去的美国：那时人民为了一个共同的目标努力发奋图强。对外国人也十分开放宽容。沿着这条路发展，中国将会成为一个商业帝国，而不是军事帝国(如现在的美国)。中国会有十分美好的未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