俄罗斯,能否告别革命?

时间过得真快。十年以前，我正在明斯克学习，当时对于将要发生的事情毫无预感。1991年8月19日那天，我刚好到莫斯科去接我的母亲，住在一家旅馆。平时，旅馆里的服务员穿着讲究，面带微笑，服务周到，而那一天早上起来，只觉得跟平常不一样。他们都匆匆忙忙、表情严肃、顾不上搭理顾客。我问一个服务员发生了什么事情，他说他也不知道，反正国家发生了大事。我们匆忙吃完了早饭回到房间打开电视，屏幕上一片雪花。大约到了上午10点多电视才开始正常播出，反复播出“紧急状态委员会”的“告人民书”。我感到当时人们主要关心的是正在休假的戈尔巴乔夫的命运，还没有想到以后将会发生什么。

“八・一九事件”把叶利钦为首的激进民主派推到历史的前台。他以捍卫合法政权的形象出现，随后发生的一切，是当时苏联内外的人们没有预料到的。没有人意识到一个时代即将结束。随后，叶利钦以排山倒海、风卷残云之势把苏共和苏联一起送进了历史的档案深处。“八・一九事件”给每个人以强烈的震撼。可以说，它是一场“革命”（用普京的话来说）的导火索。本来它的目的是挽救这个红色帝国，但它却加速了这个红色帝国的灭亡。由于“八・一九事件”而引发的“革命”，使俄罗斯在整个20世纪都和革命联系在了一起。世纪初的那场革命(十月革命)把俄罗斯推向了社会发展道路的“红与黑”的选择，世纪末的这场“革命”又把“俄罗斯向何处去”的问题推到了人们面前。对此，普京在今年的国情咨文中说了这样一段话：俄罗斯历史的这种循环该结束了。再也不会有革命，再也不会有反革命了。

“再也不会有革命，再也不会有反革命”――这两句话强烈地震撼了我。可以说，这是俄罗斯的上层发表的一个向革命告别的宣言。俄罗斯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实行的是专制统治，因为它总能找到反对政权的敌人，它必须要加强专制。而到了21 世纪，它的政权发出了这样的宣言：告别革命。这似乎体现出俄罗斯人民的思维方式发生了变化。在20世纪的革命与反革命、改革与反改革的选择中，在不断的罪与罚的替换中，俄罗斯不断地上演着历史的悲喜剧。21世纪，俄罗斯能否告别革命？这是时常萦回在我脑中的问题。

经过十年的改革或“革命”，俄罗斯明确地选择了资本主义道路，但是，“俄罗斯向何处去”这个问题并没有彻底解决。而且从俄罗斯现在的政权架构和各个集团相互争斗的现实来看，很难保证俄罗斯会真正平稳地向前走，可以说俄罗斯还处在“灰色”地带。俄罗斯人习惯的思维方式、传统文化和革命遗产，上个世纪的两场“革命”在人们心中打下的烙印，很难保证“告别革命”的愿望真正得到实现。

在20世纪，世界上没有哪个民族像俄罗斯那样，其命运对整个世界发生那样大的影响，不论是从社会制度的变迁、两种“主义”的争斗，还是从文明发展进程和国际关系的演变来看。“八・一九事件”是引发俄罗斯世纪末革命的导火索，它意义深刻，影响长远，不仅给俄罗斯，也将给全世界留下一个长久的话题，引起很多很多的探讨。

如果我们回过头来看整个20世纪的历史，最重要的恐怕就是两件事：一件是十月革命的胜利，另一件就是苏联的解体。两次世界大战都无法与苏联的事相比拟。因为第一次世界大战无非是十月革命的前奏曲，而二次世界大战是社会主义阵营的催生婆，它推动了世界范围的社会主义运动和民族解放运动。但是从整个人类历史发展的角度看，我觉得这将近80年的时间段经历了人类历史上一次重大实践，有许多深刻启示。

我和姜跃老师是同一时期在苏联留学的。“八・一九事件”发生时，我正在莫斯科去列宁图书馆的路上。那天，我从地铁出来时，发现图书馆门口没有人排队，而是三人一群、五人一伙地在议论着什么。我凑上前去，听到人们在说什么“紧急状态委员会”、戈尔巴乔夫……图书馆开门时，已经远远地听到隆隆声响。大家一下子紧张起来了，说坦克进来了。果然，眼看着坦克、装甲车开了过来……就这样，我成了整个事件的目击者。那天，众多莫斯科人扛着一面特别长的三色旗在莫斯科街上游行(见第40页题图)。这全部过程，我都看见了。

直到现在，我都常常想起那天的经历，也一直在思考：苏联的解体究竟是必然事件，还是偶然事件？这个问题一直困扰着我。

说苏联解体有必然性，我们可以找出很多很多的理由。首先，十月革命，用列宁的话来说，就是在资本主义最薄弱的环节中进行了一场革命，也可以是说在一个封建底蕴特别浓厚的地方进行了一场无产阶级领导的社会主义革命。这个革命所建立的制度带有浓厚的专制色彩。这种专制体制在一定阶段能发挥作用，比如当年苏联为了搞工业，牺牲了农民的利益。乌克兰是苏联的粮仓，却在1929年～1931年，连续发生三年的，现在有报告说当时饿死之人达数百万，出现了人吃人的现象。斯大林急于实施农业集体化、工业化，用强迫的手段，甚至是没收口粮的办法迫使农民走集体化的道路。但是在当时，如果没有这种体制，苏联就搞不成工业化。

作为当时世界上惟一的社会主义国家，斯大林认为必须拥有强大的军事力量，否则无法存活下去，而拥有强大军事力量的基础是搞好工业，特别是重工业，所以他把工业和军事紧密地联系起来。强大的军事力量保证了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政权的生存，也使它赢得了卫国战争的胜利，但同样是这种制度最后导致了苏联的。二战后苏联靠集权制，用全国的力量发展军事力量，与美国竞争，却忽略了人民的生活。我在离莫斯科仅200多公里的符拉基米尔念书，那里的商店里什么都没有，买什么都凭票，有钱买不到东西。符拉基米尔产香肠，但在当地却买不到本地生产的香肠，要吃就得跑到莫斯科。这样的体制老百姓怎么能够满意呢？就是在不满的情绪下，出现了戈尔巴乔夫，出现了“八・一九”。

苏联解体的必然性还体现在它的民族政策方面。一方面苏联政府对民族问题下了很大的功夫，如果没有对一些民族的倾斜政策，比如中亚一些地区要远远落后于现在的状况；另一方面它又通过党的系统、通过克格勃，对所有加盟国家领导人实施严格管制。到了30年代末40年代初，警察管制达到顶点。高度的警察管理几乎令所有科学家、艺术家、知识分子感到心惊胆战，谁都不敢随便说话，到处都有克格勃的耳目。这种长期压抑的情绪有一天突然释放出来时，用苏联人自己的话描述：就好像一条狗始终用绳子牵着，突然一天绳子被剪断了，狗就活蹦乱跳、不知往哪里跑。苏联解体时，苏联人的心态就是这样。

苏联解体，我认为还有相当大的偶然性。比如戈尔巴乔夫的出现本身就是体制的产物，但戈尔巴乔夫本人所起的作用又带有很多偶然性。我认为“八・一九事件”至今仍是个谜。戈尔巴乔夫上台后孤家寡人，改革出现了两股势力，一派是以叶利钦为代表的自由派，另一派是以利加乔夫为代表的保守派。戈氏本想在两派之间玩弄政治手段，但又在两派间优柔寡断。在推进改革时，他暗中支持、怂恿叶利钦一派，但当他发现事态发展有可能威胁到自己的位置时，又想利用一下保守派。我有理由认为，是戈尔巴乔夫精心策划了“八・一九事件”，他想通过“紧急状态委员会”把一些自由派倾向往回收。他躲到幕后，如果成功，他可利用这一事件收回一些东西，如果不成功，他可以想办法脱钩，继续维持自己民主改革派领导人的位置。结果“八・一九事件”反而使叶利钦上来了。另外，美国的插手也非常明显。

“八・一九事件”非常复杂，它究竟是个偶然事件还是必然事件？如果是必然的，是社会主义制度本身还是苏联体制造成的？偶然性发挥了多大作用？两种作用哪个更大？苏联当时能否走出一条有苏联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能否不通过剧烈的社会动荡，而是通过内部的逐步改进？

俄国从十五六世纪形成统一的民族国家后，改革时时进行，但都有一个特点，即上层强力拉动改革，下层却没有改革愿望。这个社会的上层和下层是分离的。苏联成立之初，列宁等人并不是没有意识到，在这样的国家实行社会主义制度是跨越了一个阶段，社会肯定会不适应。要全力培养一个新社会，就必须采取强力拉动的方式，消除上层、下层的分离现象。

“八・一九事件”是整个苏联社会历史演变的一个符号，因为它不过是社会制度变迁、国家解体进程中的一个推进器，起的是加速的作用。苏联改革自1985年开始，到了1991年“八・一九”，改革处在了不可逆转的进程中。当时苏联社会，包括“紧急状态委员会”所面临的问题，不是要不要改革的问题，而是往什么方向改的问题。“八・一九事件”后，社会改革座标突然而急剧地向右转。

被人们称做“休克疗法”的激进改革从1992年开始，像盖达尔、丘拜斯、叶利钦这样的激进民主派选择激进的道路有其自身的逻辑，但整个社会也想以最果断的方式与过去诀别，即让这个国家不再可能回到过去。当时的社会心态是，只有采取最激进的方式，才能摆脱沉重的危机，才能迅速、有效率地跳进发达国家俱乐部。在这样的环境下，只有平民主义逻辑和被平民主义逻辑推上台的民主派人士，才有胆量坚定不移地把激进改革的路线执行下去，同时这种路线才能迅速地从上层贯彻到社会每一个层面。

“休克疗法”在实施过程中也遇到阻力。我们在今天评价1992年俄罗斯改革时常用一句简单的话，即俄罗斯选择了一条不符合自己国情的道路，照抄西方药方。但这种评价不能解释许多问题。西方的药方为什么在波兰等国都取得了成功？在当时的社会心态下，俄罗斯有无可能选择渐进道路？“休克疗法”为何失败，是疗法本身不行，还是疗法在实施过程中遇到的阻力太大？叶利钦在他的回忆录中对“休克疗法”的实施作了解释。他说，一个病人躺在病床上，有100多个医生围着病人，讨论了100多种方案，可没有一个人敢拿起手术刀，只有盖达尔勇敢地拿起手术刀，走向了病人。想象一下，在对像俄罗斯这样一位孱弱的病人实施手术的过程中，又有100多双手去拽拿手术刀的手，盖达尔的手术刀不可能按照原来设想的路线划。各种利益集团，包括对改革方案有疑义的人利用各种各样的方式，牵制盖达尔，俄罗斯的改革政策一直不能连贯，变形的政策不能达到原来设想的效果。

我认为激进派也有两个错误，一是平民主义逻辑贯穿其执政政策、思维、政治运作方式。老百姓要求今天放开价格，明天生活就要好，但没有一个激进民主派人士对此说不行，必须为此付出痛苦的代价。二是他们把太多的目标都系于“休克疗法”。首先是想尽快消除过去传统的苏联社会的政治经济基础，加快私有化、一次次地放开价格都是为了这个目的。其次，既想稳定财政紧缩银根又想刺激生产，如何协调这对矛盾十分复杂。第三，要想通过一个“休克疗法”摆脱所有的政治、经济、社会、民族危机，这根本不可能。

经过十年，俄罗斯沦为二流国家。无论从政治上，还是从经济上，都可找出许多失误之处，但从更深的文化渊源看，阻碍俄罗斯人改革获得成功的关键是俄罗斯人的封闭心态和自负性。他们睁开眼睛看世界，但又不是抱着完全虚心的态度。直到1999年，在国家已不再给企业以财政支持，银行也不再贷款，企业只能开放、容许新的投资人参与进来的情况下，有人对俄罗斯的大企业作了调查，96％的企业拒绝外部势力进入自己的企业。

苏联解体的确不能说没有偶然因素，假如不发生“八・一九事件”，假如新联盟条约能够正常签署，假如“八・一九”后，叶利钦和戈尔巴乔夫能够互相配合，至少苏联的解体也不会那么快。但是从戈尔巴乔夫开始直至现在，整个俄罗斯的演变过程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

所有实行“马钢宪法”(苏联马格尼托哥尔斯克钢铁联合公司的管理经验，在原国家普遍推广，即强调经济核算、科层化管理、专家治厂与一长制)管理体制的国家，不管搞不搞“休克疗法”，没有一个国家不在经济转轨后不发生经济滑坡，包括白俄罗斯、乌克兰。原因何在？我提出个说法：从启蒙运动开始的所谓理性计划经济思潮的本质，是用科学主义的方法实现经济最优化。这个思路最大的弊病并不在于它的无效率，尤其不在于实物生产的无效率。从理论上说，这种体制如果严格按照科学的逻辑运行，就实物生产的效率而言，它非常之高。它最大的弊病在于它的不人道。这种思路把人当做机器上的一颗螺丝钉看待，完全不考虑人们的消费。

苏联时期的经济计划就叫做“经济平衡表”，在平衡表上的确能做到100％的平衡。苏联可能在所有国家中第一个感到电子计算机在国民经济管理中的作用，而且进行了非常大的投入。早在第二代电子计算机时代，即集成电路还未广泛应用的时代，苏联就普遍在联盟内部建立了计算机中心，几乎所有的经济统计数字都是从那里出来的。到70年代末80年代初，苏联的电脑“乌托邦”已经从用电脑承担统计功能发展到用电脑建立数理经济模型的高度。我看过一个材料，1977年时有3000多个联盟一级的经济指标是通过最优化模型算出来的。可以说，在此基础上建立起来的计划经济，的确把计划经济在效率方面的优越性提高到无以复加的地步。从列宁欣赏福特制、泰勒制，斯大林时期的“马钢宪法”，直到勃列日涅夫时代大兴数理经济学，强调要素配置的最优化模型，苏联逐步发展了一套“科学计划”体制，把“科学计划”的潜力发挥到了极致，以致在这一方向上已无发展余地，而另寻出路则要付出打乱原有的“科学计划”的代价。从60年代起，苏联经济改革只要增强市场因素，经济就会付出代价。全国托拉斯化到了非常厉害的地步，一允许企业自行其是，“经济平衡表”马上就不能运作，企业的产供销环节也跟着断了，于是改革又朝着最优化方程的方向完善。苏联要改革，就要放弃这些东西，但在放弃科学化的理性经济时，势必造成效率的下降，势必造成既没有计划也没有市场的混乱局面。

在社会问题方面，从逻辑上说，脱离任何将个体全部管起来、同时又保起来的共同体结构后，意味着两方面的转变：一是个体摆脱了体制的束缚，获得了自由，但同时也意味着失去了这个体制对你提供的保护，你要承担风险和责任。在不同体制下，责任和风险或者说保护和束缚的比例是不一样的。严格地说，一个共同体结构如果能长久维持，必须在两者间取得平衡，即有广义的公正。牺牲一定的自由的代价是获得一定的保护。苏联在原始积累时期，只讲束缚不讲保护，尤其对农民，但确实搞成了工业化。苏联越过原始积累阶段后，就开始注意共同体束缚与保护功能间的平衡，比如1966年开始对集体农庄实施有保障的工资制度，因此苏联人在共同体中享受的束缚和保护基本平衡。在这种情况下，摆脱束缚就必然失去保护。

当然，我这里讲的是在排除了许多技术性因素的前提下，做的是总体性比较。

我想以美苏冷战的政治文化背景为讨论这个问题的切入点。第一，冷战的根本原因在于地缘政治。法国政治政论家托克维尔在1830年代就曾预言，未来世界有两个超级大国，一个是俄国，一个是美国。这是根据地缘政治态势来说的。按照地缘政治理论，世界的中心舞台在欧亚大陆，谁占有欧亚大陆的心脏地带，谁就是欧亚大陆的主人。俄国先天具有最好的地缘政治优势，横跨欧亚大陆。它但凡是个正常的社会形态，就是世界一流大国。现在俄罗斯的状况是暂时的，因为它生病了。

第二，美苏形成冷战有一种文化上的对立情绪。西方对俄罗斯的态度一直很矛盾，他们把俄罗斯当做西方文化的二流角色来看待。一方面两者宗教取向不同，相互蔑视，另一方面俄罗斯在两次历史的关键处挽救了西方文明(它在一定程度上抵消了蒙古人的扫荡和奥斯曼帝国的扩张)。历史无情。从结果上看，俄罗斯站在欧亚大陆的中心，承受了这两次致命打击，导致俄罗斯相对落后于西方。但西方并不领情。

第三，美苏冷战是个很特殊的国际政治形态，意识形态之争是其主要内容。苏联带有很新的意识形态，而这种意识形态对美国有致命威胁。美国文化多元，但精英层对社会的基本一致性特别坚持。美国对共产主义的反对心理频频出现的重要原因之一就在于，在美国精英层看来，共产主义的意识形态是惟一可以瓦解美国的基本一致性的全新意识形态。

第四，美国主流文明是保守的自由主义，它不反对变革，但反对激进变革，特别是革命，要求任何变革都是有序的、有控制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