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贫民社会网络探析

社会网络是一种研究路径，也是一个研究对象。任何社会的存在与发展都离不开社会成员之间的互动，正是在人们的互动中形成了一张张社会关系网。不同的学者根据自己研究的需要和研究领域的不同对社会网络进行了界定。有的学者把社会网络界定为社会关系的总和;有的界定为人与人关系的集合;有的界定为一群特定个人之间独特的联系等。也有学者将社会网络界定为社会成员之间由亲缘、地缘、业缘而结成的相对稳定的关系模式。亲缘关系主要是家族、宗族关系;地缘关系主要是同乡、邻里关系;业缘关系则主要为同业、师徒关系。①这些网络所提供的社会资源，对社会成员的各方面产生深刻的影响。在社会阶层研究中，社会网络是一个重要且有效的分析维度。在对近代社会阶层社会网络的研究中，学者多着眼于上层社会，或市民阶层社交网络的研究。①城市贫民作为近代城市社会的重要组成部分，其在生存和发展过程中逐渐构建起具有阶层特色的亲缘、地缘、业缘等关系网络，这些社会网络成为贫民在城市中生存和发展的重要支撑，也是他们融入城市社会的重要参照标识。借助社会网络的分析路径对城市贫民进行研究，无疑对深化贫民阶层的认识提供又一新的视角。

一、亲缘关系网络

中国传统社会是一个礼法社会，社会内部等级森严，社会分层明确，社会居民的交往圈子一般比较狭小，即使在血缘、地缘、业缘关系内部，长幼尊卑的等级观念也十分严格。人际关系主要是围绕礼法和血缘来构筑的，交往方式具有明显的社会庇护性，并且突出了家族或宗族的功能。因此，人们在交往中更看重家庭纽带、乡土关系、宗族门第等观念。甲午战败，中国传统观念中的核心思想与价值观呈土崩瓦解之势，改造国民性遂成为一种社会性思潮，应时而动。加之清王朝的覆亡，政治控制相对松动，传统价值观念中的家庭纽带、宗族门第、乡土关系等观念，日益淡薄松弛，受到以职业和利益为基础的“社会性”观念的冲击和挑战，并逐渐走向礼法体系的对立面。新的地域关系发生膨胀，新的业缘关系则由于社会逐步现代化和开放而发展起来。尤其是20世纪以后，随着城市工商业的发展，社会资金大量流向城市，城市中二、三产业获得较快发展，分工越来越细，众多的新兴职业在城市社会中如雨后春笋般涌现。城市职业结构的变化，影响到了居民的日常活动。而近代交通、电信事业的发展，以及新的公园、影院等城市公共设施的兴建，为居民的出行和人际交往提供了更多便利的条件和场所，居民交往的互动性大大增强，交往方式出现了多样化和外向化趋势。居民间人际交往方式不断变化，传统交往模式不断遭摈弃，城市贫民的社会网络也悄然发生着变化。由于历史的惯性，到近代，亲缘关系在农村及小城镇中仍被视为人际关系之首。这主要因为在农村和小城镇中，人们交往的圈子狭小，人口流动缓慢，世代繁衍，易形成大族大姓，故封建的血缘宗法关系易成为人际关系中的主要纽带。即便是在大都市，这种“习性”没有因生活地点从乡村到都市的变动或职业由农民到工人的变动而改变。如很多入城的农民，虽然在城市里工作、居住，但“家”或“根”仍留在农村，他们和家乡的亲人保持着密切的联系。因此，许多入城的农民靠情感维系的生活圈子并没有根本改变，他们最大的情感寄托仍然在生于斯、长于斯的家乡。在节假日，回乡探亲成为重要的社交活动。如在天津久大精盐厂，其工人以山东、直隶人为多，他们很讲交际，且交际费用支出较多，“遇有远来的亲友，不免请吃饭，管住店，招待一番，逢年过节，又要买鱼肉蔬菜，送到至好乡亲的家里去”。①此外，婚丧饯行，需要“随份子”，同村乡亲回家，又要送礼或带东西回家等。凡此种种，导致久大工人的交际费随收入的增加而增加。在天津久大精盐厂的86位住厂工人中，每年的交际费6.4～12.9元不等，平均占各项开支的8.3%。②这也是久大工人的一项特殊开支。因此可知，虽然工人交际费用支出相对较多，但并不能显示出这些贫民参与城市活动程度的提高。也就是说，这些破产的农民入城就业后虽然生活在城市，但尚未真正地融入城市生活，也没有建立起以业缘关系为纽带的生活圈子，他们仍与家乡保持着密切往来，他们的生活圈子仍然建立在传统的亲缘关系基础之上。对于广大城市贫民而言，平时忙于生计，彼此间交往较少。逢年过节，是贫民间互相走动、来往的重要时机。天津地毯工人在春节时，“工人备新衣，出访亲友，三五成群，徘徊于热闹街市及转角之处，无所事事”。③在塘沽久大精盐厂，新年时，工厂有工人新年“走会”，这原为乡间之一种习俗，工人在新年休假时，以此为娱乐。新年“走会”可分为“灯笼会”“狮子会”“高跷会”“低秧歌会”“旱船会”“小车会”等六种，年终在厂内唱歌走舞为乐。①当然，这既是底层民众的一种娱乐方式，也是一种闲暇时贫民在城市中重要的社交活动。但是，在近代大城市中，在商品经济的冲击之下，人们的社会观念与行为方式在不断发生变化，尤其是随着社会流动性的增强，移民来自五湖四海，流动人口蠕动在城市的各个角落，杂处的人群结构使人际关系日益非宗法化。移民浪潮强烈冲击着传统积淀下来的宗法关系，并使人们的家族观念日趋淡化。在此情形之下，亲缘关系虽依旧存在，但功能和作用已发生了巨大变化，人们越来越多地将亲属交往限定于少数近亲范围内，亲属圈缩小，且亲缘关系日益异化和疏离。在社会交往中，人们沾染了更为浓厚的功利色彩，如不少拐卖、行骗之事实为家中亲人所为。案例1，邵周氏，年18岁，被其夫及婆婆拐骗来津，拟将其变卖，被邵闻知，欲投河自杀，幸获救。②案例2，居住本埠河东增厚里之马韩氏，原籍东光县，与胞弟韩连官将胞妹侯韩氏及其四女由家诱拐来津，夫家闻此事后，遂在原籍控告。③不论是丈夫卖妻，还是胞弟卖胞妹，均体现出近代社会中传统亲缘关系的质变与异化。近代商品经济的发展，不仅将一切物品商品化，且连人也商品化。再加上传统重男轻女思想的影响，女子常被视为家庭的私有财产，到了穷困潦倒之际，或因一时的利欲熏心，将妻女押与妓馆之事时有发生。关于“卖女为娼”“卖女为妾”“卖妻为娼”之事多见诸报端。④亲生父母变卖女儿，实属荒唐，更荒唐的是母女因分赃不均竟对簿公堂;⑤父亲变卖女儿，亦属荒唐，更荒唐的是变卖女儿后又行变卖妻子为娼之事，是荒唐中的荒唐。⑥而这些匪夷所思的荒唐事，就发生在亲人间、至亲间，这种传统亲缘关系的异化与疏离，不仅是家庭之不幸，更是近代城市社会畸形发展的反映。

二、地缘关系网络

在近代城市贫民阶层的构成中，入城农民是其重要组成部分。①他们由熟悉的家乡进入陌生的城市，长时间在外，生活的空间阻隔以及城市生活所面对的性质完全不同的问题，使多数城市贫民原有的乡村社会支持网络逐步失去作用。因此，构建新的关系网络，对于他们在城市中继续生存下去意义重大。而地缘关系是基于人们长期共同聚居一地而形成的人际关系，主要由同乡、邻里关系构成，②这是城市贫民在城市中生存和发展的最重要的社会网络之一。1.邻里邻里关系作为人际关系的一种表现形式，属于地缘关系的一种。在中国以传统自然经济为主导的农业社会中，人们安土重迁，加之社会闭塞、官府户籍制度的限制等，往往世代居住一方，世代为邻，进而形成了一种以道德作为调节手段，以亲仁善邻为道德态度，以乡邻和睦为价值目标，以相容相让为基本道德，以相扶相助为伦理义务的文化观念和道德规范。③在日常人际交往中，人们重视互助互利，和睦相处，邻里间这种长期稳定的交往关系仅次于亲缘关系。中国一直传诵着“远亲不如近邻”“千金买宅，万金买邻”等谚语，折射出人际交往中邻里关系的重要性。邻里之间和睦友爱，不仅在生活上能互帮互助，而且相互间也可以给予情感上的慰藉和安全上的保障，所谓“乡田同井，出入相友，守望相助，疾病相扶持，则百姓亲睦”，④这是孟子对理想邻里关系的描述。但是在近代这个急剧变迁的社会，城市作为现代文明敏感区和前沿阵地，城市居民的思想观念、行为准则也正经历着前所未有的巨变，传统的邻里关系遭遇新的挑战，一度在人际交往中占据重要位置的邻里关系渐行渐远，邻里之间变得越发淡薄、冷漠。近代劳动职业愈加丰富，地缘关系在求学、经商、谋事等流动人群中不断扩大，也日益变得重要、多样、复杂。一方面，在近代城市中，一定地域空间集中了相当数量的来自各地的人口，人口异质性随着城市的发展而不断增强;另一方面，不同文化背景、不同职业、不同个性的人杂居在一起，使得邻里间的沟通与人口单一、职业简单的过去相比，变得愈发复杂困难。同时由于众多贫民把主要的精力放在养家糊口上，他们更多关心的是自身眼前所面临的生存危机而不是着眼于关心他人。他们终日为生活奔波忙碌，与外界的接触因此受到限制。此外，他们由于经济条件差，生活贫困，文化素质低下，多数人又无城市生活的经历，因此在处理家庭、邻里及其他社会关系时，常会表现出无知、狭隘和冷漠的举动。邻里之间有时因利益关系，会发生冲突，甚至会对簿公堂。①当然，邻里之间互帮互助的传统并未完全消失。如1928年，在天津西头习艺所东大墙外天汇西里有一叫凤山的老者，年73岁，素业厨役，因年老，无人雇佣，家中既无成年之壮丁，平日复无积蓄，未届冬令之前，全家四口分做苦工，将就度日，后因天时变化，四口之中，病倒三人，只有老人凤山稍能行动，以致全家连日未能举火，半饱难求，重衣莫获，除坐以待毙外，别无上策，鉴于此种情况，同院住户共同致函《大公报》，呼吁社会救济。②这种同院住户共同致函《大公报》，呼吁对邻里进行救助之举，体现了邻里间互帮互助的一面。2.同乡同乡组织是远离故乡的人们由于共同的地方认同在异乡成立的一种互组织。天津作为近代中国北方最大的通商口岸和经济中心，五方杂处，同乡组织发达，同乡关系在社会交往中扮演着极为重要的角色。同乡往往是新入城移民在城市中谋取工作和进行社交的主要圈子。大多数农民入城后，在碰到经济困难、找工作难、与人发生冲突时，首先求助的社会资源就是亲戚或老乡。对于大多数城市贫民而言，要想在这个陌生的环境中生存下去就得有收入来源，所以找工作是他们面临的第一个难题。由于城市贫民阶层多数来自破产的农村，他们不少是由老乡或者亲属带到新环境的。因此，在初次就业时，同乡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比如，许多工厂中工人入厂要有介绍人，这些人多是老乡或亲戚。1929年，天津市针织业113名工人中，毛遂自荐者仅有10人，其他103人皆由同乡、朋友、亲戚等介绍而来;在调查的317名织布业工人中，毛遂自荐者仅有28人，其他的289人也皆经人介绍。学徒则全部由介绍人介绍入厂(详见表1)。从这些工人与雇主的关系来看，绝大多数经同乡、亲戚、朋友介绍而来，占总数的90%以上，而经家族、邻里介绍入厂的不到10%。可以想象，如果没有这些社会资源的支持，这些初入城的农民在陌生的城市中势必将处于孤立无援的境地。对于那些新来的移民，人生地不熟，可资利用的社会资源极为有限，他们如果在城市中找不到同乡或亲友的帮助，没有这些社会资源的支持，这些贫民将会身陷绝境，有的会沦落街头以乞讨为生，有的从事偷盗一行，甚至有自杀者，而女性则有被迫为娼的。案例1，某初三下午七点，有异乡人某，因来津寻人不遇，行囊一空，在河北金华桥下投河自尽，经岗兵打捞，救上岸后，遂禀送总局。①案例2，有异乡人赵永福者，只身来津，寻友未遇，一时情急，无处可去，顿生短见，遂在金刚桥投河自尽，幸被该管河巡救起。①从这些案例中，可证实同乡关系的重要性。这也表明在近代城市中，在商品经济浪潮的冲击下，传统的以血缘为基础的宗族亲缘关系和以地缘为基础的邻里关系不断被淡化的同时，地缘关系中的同乡关系则不断得到强化，成为人际交往的主要纽带之一。有学者认为，农民进入工厂成为工人遵循着一定的路径和方法，根本原因是农民的贫困破产，而主要路径则是同乡的介绍，“如果农村难以生存的现实是农民进入工厂的根本原因，那么包工头的劝诱以及同乡的介绍则是其最终进入工厂的主要通路”。②此种情况在近代各工厂企业中普遍存在，尤其在一些中小企业，存在近缘引荐雇工的制度，这势必形成企业人员之间，不论是雇主与工人，还是工人之间，均是同乡关系或是亲朋关系，造成城市中的某些行业经常被来自同一地区的移民所垄断，进而形成同业或多业相结成“帮”的现象。天津中小企业的雇主，尤其是一些小企业的雇主，多是来自附近地区的移民，于是在这些企业中易形成该企业的工人也是以某一地区的移民为主的现象。这主要是因为在城市做工的工人和店员会经常帮助亲戚或同乡寻找生活出路。大部分城市贫民寻工主要是通过亲缘、地缘关系，而不是依靠政府和市场。如在天津针织、织布、地毯三业工人中，以河北省东南部和南部各县者居多，即冀州和深州地区。而嘉瑞面粉厂工人则以天津和静海人为主。又如塘沽久大盐厂的工人，以山东人为多，多由工人互相介绍而来，乃至形成父子、兄弟、叔侄、甥舅等同在一厂，一村一姓来同一工厂做工的达二三十人之多的局面。③这形成了工业人口构成与城市移民来源的某种特殊联系，即某一行业常常以某一地区的移民占优势，甚至造成完全被其垄断的局面。近代天津工商业中形成了所谓的“广帮”“宁波帮”“冀州帮”“山西帮”等帮派，各帮从事的行业各有重点，即使从事同一行业，其经营范围、特点等往往也有所不同。同帮经营的企业或商号，大都被来自同一地区的移民所垄断，“外乡人”则很难插手其中。如果企业主、店东改换为非同籍人担任，其职工、店伙也会随之更换。作为一种社会支持系统，城市贫民利用传统的地缘关系为其在“陌生人世界”的生存和发展提供帮助。3.地域性商团组织天津作为一个移民城市，各处商贾云集于此，加之大批南方籍官僚、工人和士兵纷至沓来，来自各地的商贾为避免被来自不同地方的商人所排斥，保护切身利益，在天津还组织了带有强烈地域色彩的商业性团体，公所、会馆等。尤其是近代以来，随着天津城市工商业的发展，会馆和公所的组织因之逐年增多。如1868年，由怀庆药行商人发起，成立了怀庆会馆;1886年，旅津的安徽籍商人、官吏和幕僚，募资在河北地区建立了安徽会馆;同年，浙江籍官吏、商人在天津建立了浙江会馆。此外，这一时期还建有江苏会馆、山东济宁会馆、福建的邵武公所，以及潮帮公所、庐阳公所、绍兴会馆、两江会馆、淮庆会馆等。这些会馆公所，以乡谊为基础，除了在业务上互帮互助，解决商事纠纷的调判外，会馆董事还承担诸如同乡纠纷调解、救济流亡及贫苦同乡、失业会员之职业介绍、人身侵害欺压之救助、开具身份证明担保以及提供小额贷款等事务。天津作为一个近代都市，移民较多，这些移民中不少是同乡。这些同乡或是因为战乱的原因逃难于此，或是因为投亲不着而流落街头，或是找不到工作而四处游荡，等等。为了避免这些同乡流离失所，客死他乡，商团性质的会馆、公所经常会对这些有难的同乡提供救助，如资助其返乡费用，帮助旅津同乡寻找工作机会，教育救助等。1937年，天津航业公司因租用荷兰公司驳船不用起卸工人，导致会馆劳工会员失去工作，生活陷于绝境。山东会馆闻讯后，公推名誉董事纪孝农会同董事许佩丞、杨文卿携带公函与航政局潘局长接洽，希望其能够向航业公司提出交涉:如再租驳船，必须随带起卸小工。经潘局长慨允，派员负责与该公司交涉。①这就为流落他乡、失业无助的贫困者，提供了难得的生存机遇。许多会馆常于每年春正举行团拜、演戏聚餐，供奉本地神祇，颇为热闹。另外还为客死天津的同籍人购置义地，设立义园等，如浙江的“宁波帮”，在清光绪年间，在三义庄购地50余亩，建房数十间，建立义园，设备较好，甚至有不少寓居租界的官僚军阀死后，借浙江义园作为停灵柩处。随后该义园还在黑牛城购地数十亩，作为同乡死后免费埋葬之所，初命名为浙江义地，后改为“浙江第一公墓”。①此外，这些会馆、公所还兴办学校，收容落难同乡等。②在某种意义上讲，这些商团组织也可被视为横跨阶级地位的移民社会组织。它不仅可以保持移民在天津的共同利益，还有利于巩固和提升商人在地方社会的威望。这为他们更广泛地参与地方各项公共事务提供了良好的背景和机会，同时同籍人在一起也可以形成和维系一种地方认同感。近代同乡社会组织的发达，表明了城市成长的加速和城市功能的增强。

三、新型业缘关系网络

所谓业缘关系是“以人们的社会分工为基础而形成的社会关系，以职业为纽带，或因学习授业而成的同学、师生关系，或缘授艺而成的师徒关系，或因职业而成的同业、同僚关系，或缘志趣、理想而形成的同好、朋友、同志关系等”。③随着近代第二、三产业的发展，社会分工细密化，并由此形成了庞大的职业网络，各类新兴的业缘交往伴随着联系纽带、交往渠道的增多，在各业中不断得以确立。在近代企业中，新兴的业缘关系和传统的亲缘关系共存，业缘关系也常与地缘关系密切联系。多重关系的交织，使这种新型的业缘关系在各业中更为复杂。城市贫民的社会网络也不再拘泥于传统的宗法血缘关系之内，而是在更广阔的空间拓展，新型的业缘关系不断得以确立。1.工会在近代城市中，人们的行业意识不断加强。同业职员之间因共同利益所产生的吸力，及互相合作的现代意识使行业内部和行业之间的合作成为必要。近代工会的产生，是行业间合作加强的典型表现，此外，还有同类性质的工友互助会等。1911年5月，农工商部颁布了《奏定工会简明章程》25条，这是中国历史上第一部有关工会组织的法律条文，该章程规定“工会以研究工学，改良工艺，倡导工业，拓增实际上进步为宗旨”。该章程的立意在于促进工业发展;还专门规定，工人“不得纠众罢工，妄肆要挟”，否则“从严究办”。①然工商界人士则认为工会是代表自己利益的组织，1911年5月7日《大公报》上登载了一位署名“工界一分子”的发文，描述了工人们希望成立工会的心情，“目下天津，要仿照商会立一个工会……要是在十年头里，吾们中国的工人，作梦亦梦不见。中国的工人，向来是作人的奴隶，见了作活的主家，敢站着不敢坐着，而今竟能入工会，为会员，充会董，当总理……入了工会，好处多得很，莫说是一块钱，要是没有工会，就是花百块千块，亦未必买的到。吾不只盼望吾们工人全去入会，吾还盼望吾们工人要大家振作，提高吾们工人的人格，虽然从前是国家不重看吾们工人，实在亦是吾们工人自轻自贱，教人家不重看……于今国家既然是要立工会，拿吾们工人当极体面的人看待，吾们工人就当把从前的一切恶习，一概除去，方不愧负吾们国家提倡工艺的一番苦心了”。②近代许多行业都成立了工会，且行业间的合作与支援不断加强。如1933年5月5日，天津恒源纺织厂突然停工，许多工人因此失去生活来源，他们得到了天津邮务工会的声援，1933年5月16日发表了《天津邮务工会为恒源纱厂停工援助全厂工人宣言》，列举了厂方的四条罪状，并呼吁社会各界给予援助。③2.各类互助会弱势群体之间，为了生存，联合起来有其必要性。在裕元纱厂，男女工感情融洽者常结为小团体，男曰“结拜兄弟”，女曰“结拜姊妹”。“男工结团体后无论听戏，喝酒等等时在一起，以表现形式上之合作;至若喜丧庆吊酬酢往来，亦未尝稍忽。”④女工的团体常不如男工牢固，常因小事发生冲突而解散。工人自身贫穷，可以利用的社会资源十分有限，故每遇家庭变故，常走投无路，一些工厂就出现了工人间的互助组织———工友互助会。如在塘沽久大精盐公司，1927年5月1日在“婚丧相吊唁”的宗旨下，成立了一个职员工友共同组织的机关“工友互助会”。该会规定，凡是久大的职员工人按月缴纳会费，以帮助工人应付婚丧疾病之类的急难事情。会员入会每人需交3角大洋，职员每月会费每人1角，工人5分，聚集起来，存在久大的储金处。遇到工人发生事故时，依照下列四条支付:(1)工友自身婚事，每人十元;(2)工友父母及妻之丧事，每人十元;(3)工人病故;(4)工友残废或病重回家而缺乏川资者，临时议定。①互助会会费的收支，由会中干事负责办理，干事通过投票选举的方法由职员中选举2人，工人中选举13人，任期2年。就性质而言，互助会不过是一个慈善机构而已，即全体职员工人联合起来，帮助急难的工人共渡难关;就互助的精神来看，互助会不仅使工人有了团体的观念，彼此知道自爱爱人，并且可视为公民教育的一部分。进而言之，有助于联络职员工人间的感情，便于他们进一步团结起来，维护自身的利益。可惜的是，笔者并未在其他行业中发现此类性质的组织。同样，在近代天津的各类工厂中，女工也充分利用亲属、同乡、宗教组成她们在工厂里的非正式团体，旨在工厂互助、经济互援、情感共享，具有传统民间结社的特征。虽然较之于上海，天津的姐妹会组织化程度很低，应酬较少，仅注重感情之融洽而已，并经常有因吵嘴解散的。②这种小团体网络，为女工间情感分享和物质互助提供了一定的保障。政党和教会在女工组织建设方面发挥的作用不可忽视。如天津共产党在1936年曾派部分党员进入公大二厂、六厂和北洋纱厂，用拜干姐妹、交朋友、办读书会等方式，进行抗日宣传。③1936年，天津女青年会分别在河东大王庄和河西小刘庄创办了女工业余学校，前者学生多为烟厂女工，后者多为纺织女工。④从这些例子可以看出姐妹会与读书会的不同，前者多是女工自发团体，涉及女工日常生活的各方面，女工在此可以获得情感、经济上的支持;后者的外界干预力量较为明显，但对培养女工的组织化却至关重要。总之，姐妹会是女工将传统亲属关系延伸到工作中的结果，亲情化的网络增强了女工之间的团结性，也提高了其抗风险的能力;而外来力量的介入则进一步诱发了女工的组织化倾向。此外，在其他行业，城市贫民间新兴业缘关系亦呈现不断加强的趋向。如在津市的粮食及磨房业，20世纪初期之前，磨夫多是由私人经营的“磨夫店”帮忙介绍工作，磨夫店供给等候求职之磨夫以食宿，收价低廉。但是，一旦磨夫寻到工作，即向磨夫勒索大宗佣金。后到1910年代，磨夫因要求增加工资而罢工，磨房主人，趁机相率组织了“官店”作为雇佣磨夫之机关，以代替私人经营之磨夫介绍所。“官店”供给失业磨夫居所，“概不收费，然膳食及其他私人需用，则由磨夫自理”。官店的寄居者，多系来自同县，其中以有职业且久居津地的磨夫为首领，这些首领也是官店介绍磨夫工作时的保证人。在对津市83名磨夫的调查中，其职业由官店介绍者达41名，其余42名磨夫的职业，有13名由朋友介绍，有18名由同乡介绍，6名毛遂自荐。①这是磨夫间加强联合的重要表现。工会、工友互助会等联合组织的出现，是新式业缘关系得以确立的重要表现，尽管这些组织尚未在各业中普遍建立，但是它们的出现表明城市贫民社会网络的扩大与拓展，这有利于贫民阶层为维护自身利益而加强联合与斗争。总之，在城市贫民的社交网络中，传统的亲缘关系虽依然保持，但不断呈现疏离和异化的态势;以地缘为基础的邻里关系越发冷漠，但是同乡关系在移民的城市社会中得以强化;新型的业缘关系逐渐得到确立。

四、小结

社交网络作为人们日常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不同阶层的城居者有迥异的社交网络。受阶级和社会环境的限制，城市贫民的社会网络从总体上看，呈现出单一性、封闭性、同质性等特质，这也折射出近代城市贫民大部分仍是城市社会的“边缘人”，未能真正融入城市主流社会。首先，就近代城市贫民的社交网络构成形式来看，较为狭窄和封闭。依据社会学中的社会交换理论，个人拥有的社会资源越多，社会交往的机会越多，社会网络的规模就越大，在交换中能够获得更多的支持和回报。反之，社会交往的机会就越少，在交换中能够获得的支持和回报就有限。近代天津人数庞大的城市贫民阶层，作为城市社会的弱势群体，长期处于社会的底层，所拥有的各种资源十分匮乏，这决定了他们能够用于与他人交换的社会资源比较缺乏。再加上社会结构的固化和社会转型的冲击以及社会保障制度对贫困人口保护和支持的缺乏，这些都导致近代城市贫民社交网络模式单一，处于一种孤立和封闭的状态。此种状况使得他们很难依靠拥有的社会资源改变自身的处境，更难以进入较高社会阶层的社会交往领域。其次，就近代城市贫民的社交网络层级来看，水平低下，且具有较强的同质性。所谓“物以类聚，人以群分”，同质性是指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趋向于形成、建立于社会、经济、人口特征方面的相似性之上。社交活动在一定程度上反映着人们的社会需求，但社交活动首先是建立在一定的物质基础之上的。近代天津城市贫民经济状况，决定了他们的社交网络长期处于较低水平。交际费作为人们日常人际交往的一项杂项开支，体现着人们参与城市活动的程度。据1927～1928年北平社会调查所与南开大学社会经济委员会共同对天津132个手艺工人家庭的调查，他们的社交费用极少，交际费、交通费及卫生、祭祀等各类杂费，10个月合计支出不过9.45元，占总支出的5.33%(总支出为177.26元)。①社交费及其他各类杂费支出如此之少，不仅可以窥测近代城市贫民生活的贫困化程度，还可以从侧面反映他们的社交水平。近代城市贫民的社交网络不仅层级低下，且同质性极强。通过前文的考察不难发现，近代天津城市贫民在日常互动交往和休闲时，更多是与自己处境相同的“贫兄难友”进行交往，在找工作或遇到困难时，也多求助于和自己有相似命运的亲朋或同乡。这些关系网络满足了他们在城市中某些方面的需要，同时也阻碍了和社会中其他人群间的交往。最后，透过近代天津城市贫民的社交网络，可以窥测近代城市贫民大部分仍是城市社会的边缘人，未能真正融入主流社会。不同类型的社交网络会导致社会融合水平在维度上呈现出不均衡发展的状态。多元、开放、异质的社会网络，利于社会成员尽快地适应社会，融入社会。反之，则将导致社会成员长期处于社会边缘，无法真正融入主流社会。破产的农民是近代城市贫民的重要组成部分，他们从乡村社会迁出移入城市社会之初，亲缘关系和地缘关系对于其在城市生存立足的作用突出。随着他们在城市中居住和工作时间的推移，社交网络中的社会资本将成为移民社会资源的重要来源。这些社会资源中，从长远来看，新型业缘关系的确立，对城市贫民的社会融合发挥着更大的作用，并使得贫民逐渐适应城市生活方式，对城市产生某种“认同感”。但在近代社会制度下，城市贫民就业率低，新型的业缘关系不甚发达，各类工会组织也不健全，城市贫民可利用的社会资源有限，社会融合水平明显滞后，其社会经济地位长期得不到提升，最终导致大部分城市贫民长期处于城市社会的边缘，无法真正地融入主流社会。这些边缘人易成为社会的“不安分者”，近代城市犯罪率高居不下、娼妓业泛滥、乞丐职业化、失业严重等“城市病”的发生，无不与人数庞大的城市贫民阶层的存在密切相关。①近代城市贫民的这种社交网络模式，不仅阻碍着城市贫民的发展，且是制约城市社会健康发展的重要因素。因此，城市贫民社会网络的建构，需要政府、舆论和各种社会系统的共同努力，逐渐改善城市贫民不利的生存空间，通过相关政策引导，创造条件促进同质、异质群体之间的交流，改变其封闭、单一的社交网络模式，以便促进其真正融入城市社会。这不仅是城市贫民在城市社会生存和发展的需要，还是构建和谐稳定社会的需要。

作者：付燕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