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丽萍:一个舞蹈家的春晚

茂密的原始森林背景下，鸟鸣啾啾，两只孔雀正在夜色中嬉戏。由几十万根不同鸟类羽毛钉成的长达3米的羽毛裙，随着演员身形的舞动，一寸寸摇摆着。龙年喧闹的央视春晚，进行到这里突然沉静了。大家仿佛跟着这两只孔雀，步入南部山林，看它们相知、相恋……

这是杨丽萍、王迪表演的舞蹈《雀之恋》。舞者杨丽萍，已经年过半百。

春晚落幕，立即有观众挑错：自然界中的雌孔雀不长尾巴，更不能开屏。杨丽萍的回应很坦率：“对！母孔雀的确不长尾巴，但是那怎么办啊？我喜欢啊！我想跳啊！”

自1993年杨丽萍在春晚上表演双人舞《两棵树》后，她几次出现在春晚上，在“歌不够舞来凑”的春晚舞台上，成为一个传奇。

“跳舞要单纯一点儿”

1958年，杨丽萍出生在云南洱源，是白族人。父母因对歌而相恋、结婚。“”中，在农场担任领导的父亲被揭发是地主后代后失踪。作为家庭的长女，杨丽萍很小就开始承担家庭的重任，敏感、自立、早熟、坚韧。

她对生活最初的印象是，4岁时，自家种的南瓜都被没收了，肚子饿，没有东西吃，全家乱成一团。

再大一点儿，遇上了“”，她看到学生居然以敢打老师为荣，因而开始对人性感到悲观，也更加喜欢跳舞，“跳舞更单纯一点儿”。

跳舞是白族人生活的一部分，他们张嘴就是歌，迈步就是舞。杨丽萍的奶奶是村里的跳舞高手，80多岁时，背都驼了，还在跳。

1971年，杨丽萍13岁。她在西双版纳农场学校的桌子上领操时，被西双版纳歌舞团的军代表看中，从此改变了命运。

歌舞团的职责之一是下乡传播“革命文化”，可是十几岁的孩子下去就是和寨子里的人一起跳舞。杨丽萍由此开始了长达7年的游走访演生活。

生活中的舞蹈使她养成了随处观察的习惯。杨丽萍家附近，到处盛开着向日葵，而她正好认为向日葵是最有气质的植物，“向着光明和美好运动”。后来在她的舞蹈中，很多转头的动作，都是模仿向日葵随着太阳转的姿态。

下村访演期间，杨丽萍见识了许多民族，学习了很多舞蹈，也见到了以前没见到过的美丽事物。

当然，最美的还是孔雀。西双版纳的绿孔雀，比常见的蓝孔雀体形小，但更俏丽，一群群从头顶上飞过，开屏时，光线从尾巴上一点儿一点儿地放射出来。杨丽萍说，最让她目眩的是孔雀时的情景，大群的孔雀在荷花池塘边，慢慢展开尾巴，尖叫声如同轰鸣。“那样的瞬间，很美妙”。

在村子里时，杨丽萍就经常躲在菩提树后看孔雀散步，观察它们怎么走路、抖肩，“它们是天生的舞蹈家”。尤其是孔雀落足的时候，脚部很有力，像是踩在火盆上。说到这儿，杨丽萍忍不住了，边说边表演。顿时，50多岁的她变了模样。

“我们不是那个门类”

除了春晚上的多次亮相，杨丽萍的舞蹈真正为大众熟知，是她创作的大型原生态舞蹈《云南映象》，现在这个舞蹈已成了云南的名片。

这个节目，杨丽萍用了一年多时间采风，精心排演了15个月。杨丽萍说，《云南映象》已经用C角表演，演员也换了几批，但质量依旧，她一点儿不担心没有她的《云南映象》票房会下降。

杨丽萍很少帮演员排练，最多只是练练队形。“她把内容告诉我们，让我们自己先跳，没有标准动作，就是告诉我们，这是祭祀的，这是动物交尾的，自己体会。”演员虾嘎说。

但排练中的杨丽萍和舞台上完全不一样。她会扯着嗓子大声喊：“走走走，停停停。激动、激动起来。”演员的情绪不到位，杨丽萍会瞪圆眼睛：“你们在山里面找女朋友是这样的吗？”虾嘎说，排练时的杨丽萍，就是母系氏族里的大家长，“很吓人”。

杨丽萍的三妹杨丽梅说：“有时候我觉得她在台下就是疯子，精神紧张，骂我，骂灯光师。”可是上台后，她立刻变得“劲道十足”。

杨丽萍编舞的方式也非同一般，“我们云南，向日葵叶子都会跳舞。他们和我一样，都会在自然里学跳舞。”如果仔细看，即使同一个舞，杨丽萍也很少跳得一模一样，她总是边跳边改，甚至上台之前都还在修改。

这种跳舞方式也给她带来过困扰。1980年，在西双版纳歌舞团待了9年后，杨丽萍被调入中央民族歌舞团，在那里，杨丽萍被要求练芭蕾舞成套的基本功。她无法适应，觉得身体被束缚了，于是提出不练，领导、教练都不满意，她仍然坚持，并自己发明了一套练法。

当然，杨丽萍也有她的痛处。杨丽梅说，姐姐作为舞蹈演员的天赋条件不算好，她经常取笑姐姐脚太小，不是舞蹈演员的料。“别人劈叉能到180度。她跳起来，怎么也拉不平。”而中央民族歌舞团的演员基本功都很好，一下腰，一个大跳，技术惊人，因此，“周围人都瞧不起她，觉得她基本功很糟糕。”

基本功不如人，又搞特殊，结果是她不可避免地被边缘化了，直到1986年，杨丽萍创作并表演了独舞《雀之灵》，从而一举成名。

她随后就离开北京，回到云南，继续走村串寨。很多村庄，小孩儿诞生，老人死去，都有盛大的舞蹈场面，杨丽萍整夜整夜地跟他们一起跳舞。每当这时，她都会想起终生热爱跳舞的奶奶告诉她的话：“跳舞是件快乐的事情，能和神说话。”

她开始坚信，自由的舞蹈一样有灵魂。十几年后，为《云南映象》挑选演员时，杨丽萍挑的都是和自己一样的云南山寨里的普通人，没受过专业培训，不能劈叉到180度，可是手长脚长，熟悉并善于模仿自然。

《云南映象》的很多演员已在舞台上跳了近10年，一般的舞蹈学习只有6年，“他们很专业，我们也很学院，我们有自己的学习方法，不亚于舞蹈学院。”但是，近20年后，她开始和当年的“对手”握手言和，“其实学院派也非常好，跳芭蕾必须那样训练，不然都站不起来，但我们不是那个门类。”

“取悦观众是相对容易的”

《云南映象》的发展并非一帆风顺。

2001年时，这个策划不仅国内舞蹈界不认可，投资者也不接受。当时的合作者本来想让杨丽萍编出一台“土风舞”，演员在台上跳婚礼舞，台下有观众被邀请上台加入，那是他们心目中的云南舞蹈，也是流行于旅游景点的舞蹈。可是，杨丽萍的舞蹈把他们吓住了，充满了性意味的烟盒舞、打歌，还有女人被扔进火里祭神。

双方谈不到一起，没有了投资，杨丽萍决定自己养活所有演员。她带着亲自挑选的演员，一直编排了两年。

“这个时代，取悦观众是相对容易的。时代需要什么，就制造什么。”杨丽萍30多年的老朋友、《雀之恋》的编舞之一高成明说。但杨丽萍认为观众虽然习惯了已经存在的东西，但并不代表他们不能欣赏更好的东西。

从开始准备到上演的两年多，是杨丽萍一生中最艰苦的日子，全团的经费，都是靠她四处走穴赚来的。当时全团一个月伙食费4万块，杨丽萍演出一次，演员们就可以吃到三菜一汤。靠杨丽萍的个人收入，演员们每月还可以有50元补助。

2003年3月8日，正是“非典”时期，就在《云南映象》首演后第二天，剧团突然接到通知，说只能演一场。消息传了出去，若干老板冲进剧院，围着杨丽萍大叫“骗子，还钱来”“狗屁艺术家”。杨丽萍被若干人包围着，依然镇定自若地指挥台上调试灯光。

就演一次，台下只有1名观众，之后全体放假几个月，很多演员选择了回山里，杨丽萍当众哭了。现在回想起来，她说：“跳舞很难成名，如果你把跳舞当成功利性的东西，只会很失落。”

改变发生在《云南映象》参加当年“荷花杯”获得一等奖后。整个团队开始被文化界认同，杨丽萍的团队也成为国内唯一能靠一台节目养活自己的舞蹈团。现在，团里的骨干演员每月能有4000元的收入。

“所以，别只关注我自己。”杨丽萍说，她一直担心，这样的团队以后还能否出现。现在正是文化体制改革的起步时期，很多剧团都要求企业化改制，“但国家还是1年养、3年扶持、5年才断奶。做国家指定的东西太多了。”高成明说，“舞蹈圈里纯粹的人还是少了点儿。”

舞蹈审查也一直存在。因“非典”停演后，杨丽萍找机会重新开演，希望得到政府支持。省里的宣传部门来看过后，要求拿掉4个节目。“天葬那一场，说妇女不能登神山，又说宗教题材不能演。包括前面所谓色情的打歌，全要拿下。”后来在《云南的响声》里，有老虎调情的戏，母老虎说：“管好你自己的雀。”雀是当地生殖器的口语，也要删。

经历了高峰低谷的杨丽萍，已经学会与政府、媒体和商人打交道。“要清楚游戏的规则，比如跳舞，你必须吃饱了才能跳。”

从第一次跳《雀之灵》独舞，杨丽萍就非常清楚，如果想要买一条孔雀服，必须先挣到买孔雀服的钱。“既要能赚到钱，买到孔雀裙，也要让那条孔雀裙充满灵性，而且没有任何铜臭味，这是很难的一件事。”

“后现代孔雀”

这个热爱自然，特立独行的骄傲舞者终于证明，自己的成功并非偶然，而是源于发自心底的坚持，以及对美的追求。

这种纯粹的个性成就了她，也给她带来了麻烦。云南政协改选时，领导希望她能去参加，她迟到了好久，到了就问：“这个职位要开会吧？那我可不能干。”领导当场就变了脸色。

她的纯粹，还表现在她的“符号”上――几十年来，她爱孔雀，跳孔雀，久而久之，眉眼间也有了孔雀的神气。她也打算用《孔雀》来收官。“天鹅是西方舞蹈的代表，那么，东方舞蹈的代表就应该是孔雀。”事实上，《雀之恋》就是《孔雀》的一部分。

但这只孔雀生活的环境已然变化。她去云南的山寨采风，发现村民们不再唱、跳那些属于自己民族的古老艺术，就连她母亲也不穿民族服装了，因为“想学城里人”。

现代文明的侵蚀是迅速的，连剧团里的演员虾嘎也有了变化，“生活态度变了，想要穿名牌，常想我为什么要在这儿跳舞。”在物质的诱惑下，如何留住优秀演员的难题，杨丽萍也遇到了。

但她坚持认为，现代化不必以牺牲传统文化为代价。因此，2012年春晚，她选择王迪来作搭档，而不是自己舞蹈团的少数民族男演员。王迪本是跳现代舞的，《雀之恋》展现的则是中国民族艺术的魅力，杨丽萍说，传统与现代结合正是自己追求的“新东方美学”，她也常因此被朋友开玩笑地叫做“后现代孔雀”。

她再次成功了。两只孔雀精美的造型、精巧的动作、精致的情感、精湛的演绎，震撼了观众，也成就了一个舞蹈家的春晚。

（梁衍军摘自《中国新闻周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