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中、西部地区及全国经济发展中金融支持比较研究

摘要：文章在经济增长要素理论研究基础上，根据东、中、西部地区及全国实际统计资料，构造反映这些部地区及全国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关系的多元线性回归模型，利用1978～2006年东、中、西部地区及全国经济和金融方面的统计数据，对被解释变量GDP和解释变量模型中的参数进行估计，得出描述这些部地区及全国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关系的多元线性回归方程，从量化的角度揭示这些部地区及全国经济发展中金融支持的作用，比较分析这些地区及全国经济发展中金融支持的差异，剖析西部地区经济发展中金融支持存在的问题，提出解决西部问题对策措施。

关键词：东、中、西部地区；全国；经济发展；金融支持；比较研究；问题对策

一、研究背景

（一）国际背景

国际上关于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理论的研究，以Goldsmith的金融结构论（Financial Structuralism）与Mckinnon的金融压抑论（Financial Repressionism）为代表。金融结构论认为金融资产及其结构是经济增长的重要因素。金融压抑论则强调价格变量是影响经济增长的重要因素，低于均衡的实际利率与高估的国内货币等形式的金融压抑阻碍了经济的增长。尽管二者研究问题的出发点有所区别，但其研究问题的实质都是在寻求金融部门与稳定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其基本思路是，金融变量对经济增长产生作用的重要渠道是投资资源的有效使用及其生产效率的提高，完成途径是通过较高水平的金融发展与金融深化（王维国、张庆君，2004）。

（二）国内背景

多年来，我国学者对中国的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关系进行了积极的探索。贝多广（1988）、王广谦（1997）、青良（1998）、唐旭（1999）、吴少新（2000）、韩廷春（2002）、曹凤歧（2003）、贺力平（2004）、钟智（2006）等，从整体上解释中国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的关系，揭示储蓄、投资、金融制度、金融结构、金融中介与金融市场等因素对经济增长的作用。其继承了国外金融发展理论的观点，以一国内部不存在区域发展差异的现实为假设，忽略了金融发展与地区经济增长关系的研究。

针对国外与国内关于一个国家内部不存在区域经济发展差别假设，无法进行区域金融与区域经济关系研究的缺陷，张军洲（1995）、苟海儒（1998）、谈儒勇（1999）、殷德生、肖顺喜（2000）、蔡志刚（2001）、李广众（2002）、刘仁伍（2003）、周好文（2004）、王莉（2005）、李靖（2006）等，将中国金融发展的研究深入到地区层次，得出金融发展差距是造成各地区经济增长差距的主要原因的结论，揭示了金融发展可以促进地区经济增长，从而解决地区增长差异的原理。研究的视角停留在区域金融与区域经济关系的理论研究上，对于如何利用金融来促进落后地区的经济增长的问题研究比较缺乏。

在中国区域金融与区域经济理论研究的基础上，张宗新（2000）、崔建军（2001）、张满银、祝丹涛（2002），王小栓、梁军（2003）、朱小燕（2004）、李梅（2006）等，从不同的角度出发，探讨了区域金融与经济增长的关系，奠定了通过金融发展促进区域经济增长的理论基础，进行了区域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单因素变量之间的关系研究，但对于多因素变量之间关系的综合研究尚处于空白。

二、定量研究

本文以1978～2006年东、中、西部地区及全国GDP作为被解释变量Y，以1978～2006年东、中、西部地区及全国的城乡居民储蓄X1、金融机构存贷款X2、非国有固定资产投资X3和国有固定资产投资X4作为解释变量，进行多元线性回归分析，结论如表1、表2所示。

表1的结果表明，东、中、西部地区及全国的城乡居民储蓄X1、金融机构存贷款X2、非国有固定资产投资X3和国有固定资产投资X4与其GDP之间均存在高度正相关关系。通过F检验的结果表明，东、中、西部地区及全国的城乡居民储蓄X1、金融机构存贷款X2、非国有固定资产投资X3和国有固定资产投资X4与其GDP之间均存在显著的多元线性关系。

虽然东、中、西部地区及全国的城乡居民储蓄X1、金融机构存贷款X2、非国有固定资产投资X3和国有固定资产投资X4与其GDP之间均存在高度正相关关系和显著的多元线性关系，但是由于东部、中部地区及全国的城乡居民储蓄X1、金融机构存贷款X2、非国有固定资产投资X3和国有固定资产投资X4相互之间存在高度相关关系而引起的多重共线性，导致东部地区、中部地区和全国的城乡居民储蓄X1、金融机构存贷款X2、非国有固定资产投资X3解释变量与其GDP之间的多元回归参数b2、b3、b4都没有通过t检验，即在这项多元回归分析中，东部地区、中部地区和全国的城乡居民储蓄X1、金融机构存贷款X2、非国有固定资产投资X3解释变量对其GDP不存在显著的影响。只有西部地区各个解释变量城乡居民储蓄X1、金融机构存贷款X2、非国有固定资产投资X3和国有固定资产投资X4与其被解释变量GDP之间的多元回归b1、b2、b3、b4参数全部通过t检验。这一结果表明，西部地区的城乡居民储蓄X1、金融机构存贷款X2、非国有固定资产投资X3、国有固定资产投资X4对其GDP均具有显著的影响（如表2）。

为了进一步分析东部地区、中部地区及全国各个解释变量与其GDP之间的多元线性回归关系，在消除各个解释变量之间多重共线性的条件下，剔除没有通过t检验的各个解释变量，重新进行东部地区、中部地区及全国各个解释变量与其GDP之间的多元线性回归分析，最终选出通过t检验的东、中、西部地区及全国各个解释变量与其GDP多元线性的有效回归，结果如表3所示。

东部地区各个解释变量城乡居民储蓄、金融机构存贷款、非国有固定资产投资和国有固定资产投资与其被解释变量GDP之间多元回归的结果表明：东部地区的城乡居民储蓄、金融机构存贷款、非国有固定资产投资和国有固定资产投资共同拉动其经济增长，其中作用最大的是国有固定资产投资，其每增加1亿元，将促使GDP增加2.93亿元；其次是城乡居民储蓄，再次是非国有固定资产投资，作用最小的是金融机构存贷款（如表3）。中部地区各个解释变量城乡居民储蓄、金融机构存贷款、非国有固定资产投资和国有固定资产投资与其被解释变量GDP之间多元回归的结果表明：中部地区的金融机构存贷款和国有固定资产投资成为拉动其经济增长的主要因素，其中，作用最大的是国有固定资产投资，其每增加1亿元，将促使GDP增加5.16亿元；其次是金融机构存贷款（如表3）。西部地区各个解释变量城乡居民储蓄、金融机构存贷款、非国有固定资产投资和国有固定资产投资与其被解释变量GDP之间多元回归的结果表明：西部地区国有固定资产投资和金融机构存贷款成为拉动其经济增长的主要因素。其中，国有固定资产投资，其每增加1亿元，将促使GDP增加4.37亿元。西部地区非国有固定资产投资和城乡居民储蓄成为抑制其经济增长的主要因素。其中，非国有固定资产投资每增加1亿元，将促使GDP减少0.36亿元；城乡居民储蓄每增加1亿元，将促使GDP减少0.92亿元（如表3）。

全国各个解释变量城乡居民储蓄、金融机构存贷款、非国有固定资产投资和国有固定资产投资与其被解释变量GDP之间多元回归的结果表明：城乡居民储蓄、金融机构存贷款和国有固定资产投资成为拉动全国经济增长的主要因素，其中作用最大的是国有固定资产投资，其每增加1亿元，将促使GDP增加9.3亿元；其次是城乡居民储蓄，作用最小的是金融机构存贷款（如表3）。

三、研究结论

东、中、西部地区及全国金融与经济多元线性定量关系研究的结论表明，拉动东部地区经济增长的因素依次是国有固定资产投资、城乡居民储蓄、非国有固定资产投资和金融机构存贷款，这也是东部地区经济发展快于中部和西部地区及全国平均水平的根本所在。研究结果表明，东部地区投资规模和投资效率对其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非常显著，这也充分说明东部地区金融发展对其经济发展的促进作用，同时也反映了东部地区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之间存在相互促进的良性循环关系。拉动中部地区经济增长的主要因素是国有固定资产投资和金融机构存贷款，表明投资规模对中部地区经济增长具有促进作用。城乡居民储蓄和非国有固定资产投资对中部地区的经济影响不显著，表明中部地区的资金供给及投资效率较低，从而对其经济增长无显著影响作用。拉动全国经济增长的因素依次是国有固定资产投资、城乡居民储蓄和金融机构存贷款，表明投资规模对全国经济增长具有促进作用，非国有固定资产投资对全国的经济影响不显著，这一结果反映出全国非国有经济发展存在的问题从而导致投资效率较低，并对经济增长无显著影响的结论。拉动西部地区经济增长的因素是国有固定资产投资和金融机构存贷款，抑制西部地区经济增长的因素是非国有固定资产投资和城乡居民储蓄。这一结论充分显示，西部地区以政府为主导，以国有金融垄断资源配置，以国有经济发展为重心，非国有经济发展弱小，不能有效使用居民储蓄，储蓄不能有效转化为投资，资源配置效率较低，投资效率不高等为特征的金融与经济发展模式所产生的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之间相互制约的非良性循环关系。

四、存在问题

现代金融发展理论认为：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之间存在着相互促进和相互制约的关系。而经济落后的国家或地区低效率的经济发展是阻碍其资源积累，是阻碍其金融发展的最主要的原因（如图1）。改革开放以来，西部地区的经济发展有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但同东部发达地区相比还存在很大的差距造成这一差距的主要原因是西部地区低效的经济增长与滞后的金融发展。

（一）高度垄断资源配置的经济制度和低效发展资源积累的经济机制

由于西部地区通过国有银行高度垄断资源配置方式实现政府主导资源配置绝对权利的经济制度，低效的经济发展所形成的储蓄规模小以及由此引起对金融需求少的经济条件，导致西部地区存在一定的金融抑制。

（二）国有金融垄断资源配置机制

由于国有金融垄断资源配置机制引起的资本市场规模较小、结构单一，非国有商业银行发展严重滞后，外资银行稀少、金融机构体系缺位，无论是以金融机构为资金中介的间接金融市场，还是以金融机构为服务中介的直接金融市场，都缺乏在市场内在运行机制的作用下，通过市场价格等信号的变动，引导市场主体行为，进行资源配置的市场机制，所以不能实现储蓄资源的充分动员、储蓄的形成和储蓄水平的提高，进而影响储蓄向投资的有效转化，使储蓄资源不能得到优化配置，影响资本形成和投资水平的提高，促使投资效益下降，导致西部地区低效的经济发展。

（三）低效的经济增长和滞后的金融发展

由于政府借助国有银行以非市场经济方式主导投资，加上产权制度和金融体系的缺陷，国内储蓄很难通过市场机制转化为有效的投资，国有企业享有政府的优惠和扶持政策，国有银行将90%左右的银行信贷资金配给仅占5%的效率较低的国有企业，而将3%不到的银行信贷资金配给占95%的效率较高的非国有企业。政府主导投资机制推动国有金融垄断并支持国有经济发展的结果，导致西部地区较低的投资效率。

以上研究结论充分说明，西部地区国有经济主导，非国有经济发展缓慢，国有金融垄断，资金供给短缺，储蓄投资转化效率较低，投资效率不高，是造成西部地区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相互制约非良性循环关系的根本所在。

五、对策措施

第一，加大中央政府对西部地区的投资力度，一方面在于通过加大中央政府对西部地区基础设施等公益项目的投资，改变西部地区基础设施和投资环境，以便增强西部地区以外非政府投资主体的投资吸引力；另一方面在于通过加大对国有及国有控股企业的投资或加大中央政府对一些大中型企业、项目的参股规模，来提高企业的技术含量，提高企业的劳动生产率，以便实现西部地区以外非政府投资主体的后续投资，从而带动西部地区高效率的经济发展，在促进经济增长的同时，带动金融发展，形成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的良性互动。

第二，打破西部地区国有银行垄断资源配置的格局，发展多种所有制并存的金融机构，创新多样化的金融工具，发展多层次的资本市场，提供政策性和商业性的金融服务，是提高西部地区资源配置效率、促进金融发展、提升经济发展水平的关键。

第三，提高西部地区投资效率的途径在于：按照市场经济体制的要求，在国家宏观调控下充分发挥市场配置资源的基础性作用，改变政府主导资源配置机制，规范政府投资行为，确立企业投资主体地位，保护投资者的合法权益，营造有利于各类投资主体公平、有序竞争的市场环境，确立以市场化运作为主导的金融资源配置机制，促进生产要素的合理流动和有效配置，优化投资结构，提高投资效益，推动经济协调发展和社会全面进步。

参考文献：

1、王维国,张庆君.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的相关性分析[J].渤海大学学报,2004(9).

2、韩廷春.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基于中国的实证分析[J].经济科学,2001(3).

3、周立.中国各地区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M].清华大学出版社,2003.

4、陈茹.欠发达地区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的实证研究:基于面板数据模型的GMM估计结果[J].贵州财经学院学报,2007(3).

5、王文博.计量经济学[M].西安交通大学出版社,2004.

6、贾俊平.统计学[M].清华大学出版社,2004.

7、Clark,E.International Finance[M].Peking University Press/Thomson Learning,2002.

＊本文为教育部人文社科研究项目（05JD790135）《西部地区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研究》的阶段性成果。

（作者单位：新疆财经大学金融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