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前西部地区藏族青年思想与生存困境探析

【摘 要】近年来，我国藏区发生了一系列群体性暴力事件。事件波及范围之广、参与人数之多、破坏力之大，引起了国内外各界的强烈关注、解读和争论。是什么原因让一些藏族青年成为了暴力事件的主角？是部分极端宗教势力宗教层面的强烈诉求，还是社会生活压力、困惑的集中释放？藏族年轻人的思想与生存环境不能不引起我们的重视和思考。

【关键词】藏族青年；思想；生存；困境探析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社会的经济、文化发生了巨大的变化，民族问题也呈现出新老矛盾交织的复杂局面。在被动影响和主动探索中，藏族青年正面临着来自生存环境和思想认识等方面的诸多压力和困扰。

一、国家民族政策催生下的藏族青年族群民族意识异化

（一）“民族”的界定一定程度上弱化藏族青年对“中华民族”的认同

建国之初，我国掀起了轰轰烈烈的民族识别运动，形成了以“中华民族”为上层，56个民族为下层的“民族”体系。几十年来，我们一直在花大力气宣讲马列主义民族理论，介绍列宁的“论民族自决权”和斯大林的“民族”定义，这样宣讲和教育的结果就使包括汉族在内的国民把对“民族”的认识定位于56个民族，而不是包含所有中国人的“中华民族”。这导致近年来在藏族青年中出现了以下现象：不欢迎其他“民族”成员来到自己的“自治地方”；极力保护本民族语言在学校的使用、对部分成员不会讲母语特别关注；希望培育和发展“本民族经济”；极力通过宗教、风俗习惯、历史教育等增强本族成员的“民族意识”和凝聚力。可以说，在藏族青年对本民族界定认识越来越深刻的情况下，“中华民族”的认同感却随之弱化。

（二）民族区域自治制度一定范围内唤醒藏族青年民族意识

民族区域自治，就是将一个民族的生活方式、明确划分的地域和在特定行政区域内的政治上的自我治理，民族区域自治制度是我国的一项基本政治制度。但是就整体来说，民族区域自治法仍然带有比较明显的计划经济时代遗留下来的痕迹，不少条文仍比较笼统，难以具体操作执行。受其影响，一些藏族青年的民族归属意识不可避免的被导向了这样一些政治追求：要求在一块更大的土地上实行自治；要求提高已经实行自治的地方的行政级别。一个少数民族假如被分割在不同的自治区、州、县之中，那么，它的被唤醒的民族意识，就会强烈地要求结束这种分割状态，构建一个统一的政治实体；在已经实行民族自治的地方，人们会要求“真正的自治”，对本族人担任了多高级别的官员，在各级官员中本族人的比例是多少，自己的上司是否是外族人等等变得十分敏感，而这种地方民族主义发展到极点就是，将实行自治的地方纯粹看作是本民族所有的，从而想从这块土地上将外族人全部驱逐出去，最后就是尽力地为本族人在各个方面争取更大的优惠政策。

（三）少数民族优惠政策不断强化藏族青年的异化心理

在我国，少数民族优惠政策在政府行为中被广泛运用。少数民族优惠政策的涵盖面很广，包括计划生育上的照顾、考大学加分、升职升学时的优待，以及各种方式的经济上、技术上和干部上的援助和社会保障方面的倾斜等等。但是，由于在实施这些优惠政策时，政府都不是根据受惠对象和其他人完全平等的公民身份，而是根据其少数民族成员的身份进行的，因而，所有这些优惠政策，非但不能强化少数民族成员作为公民对国家的认同，反而强化了他对自己的族属身份的认同，并将这种族属认同置于公民认同之上。因为他完全是依凭自己的族属身份，而不是公民身份，才从国家那儿获取了这些好处。以“民族”整体为对象的各项优惠政策的实施使藏族青年的“异化心理”和“民族意识”不断强化。

二、经济快速发展下的藏族青年族群心理平衡失调

（一）藏族青年对现代工业化进程本能的排斥

近年来，在“西部大开发”战略的实施过程中，中央政府和沿海各省在西部少数民族聚居区投入巨额资金，启动了许多大项目，他们吸引了许多东中部汉族劳动力来到西部，在改变西部地区经济、社会结构的同时，这也使汉族与西部少数民族间的交流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时期，达到了前所未有的深度和广度。在“3.14”事件发生后，许多人出于对政府和受害者的同情，开始对藏族进行审视甚至是指责。但对藏族青年人而言，现代化的生活和种种“发展”标准并不是幸福的全部标准。兄弟民族的帮助和带来的“发展”常常同时伴随的是强力的变迁和藏民族本身意愿的不被尊重。受根深蒂固的藏传佛教的影响，藏族人的幸福更多的是追求上的自由，对人的尊重、对生命的尊重，能够施舍给别人而获得的幸福。与现代工业化急速发展进程中“发展才是硬道理”、“消费至上”等新的价值观念相矛盾，藏族青年开始陷入发展和自由的困境。

（二）经济开发中的利益分配失衡转化为民族情绪

由于近些年来各级政府在汉族民众中开展的民族知识与民族政策教育工作十分薄弱，一些来到西部地区的汉族企业家、管理人员和农民工们对西部少数民族的历史、宗教、文化习俗缺乏了解，其中一些人因为当地少数民族汉语交流能力差和固有的文化差异，而对他们怀有偏见和歧视。在藏区的部分城市中，外来民族流动人口的收入明显高于当地进城少数民族流动人口的收入，这些现象必然会导致部分少数民族成员感到不满，再加上外部敌对政治势力和宗教势力的鼓动与支持，一些朴素和普通的文化差异问题、利益分配问题就会转变为民族情绪，并使极少数青年激进分子铤而走险。这些极端主义的活动有时以恐怖袭击的形式出现，有时以街头骚乱的形式出现，由于这些活动的对象针对固定的“民族”，很容易激发民族之间的相互不信任和感情隔阂。而这些出现在双方普通民众中的民族情绪很容易被民族分裂主义分子所利用。

三、现实教育就业问题下的藏族青年族群社会融入困境

（一）大部分藏族青年受教育程度不高，文化水平低

近年来，无论是藏区的城市还是乡村，宣传九年制义务教育、鼓励奖励牧民送子女上学一直是当地政府教育工作的重中之重。但实际情况却不容乐观，尤其在西部农牧区，大多藏族青年只有小学文凭，藏族青年大面积文盲、半文盲的现象仍是不争事实。究其原因：一方面，传统观念认为读书无用。藏区家庭的生产结构仍然以放牧为主，孩子一旦上学就没有时间帮助家里放牧，且读书之后由于没有“门路”，很难留在城里工作，回到老家后又丧失了放牧、种地等传统技能，不如不读书直接在家帮忙维持生计，“新读书无用论”也在滋长；另一方面，当地师资水平和教育质量较低。藏区基层学校很多办学条件恶劣，教育基础落后，工作艰苦，基础教育人才的引进极为困难，尤其是高层次与高学历教育人才奇缺。由于学生数量多，教师奇缺，教师工作量大，再加上学生资助逐步提高，教师的待遇长时间没有较大改善的情况，教师工作者的积极性也一定程度上受到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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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职业教育和就业机会的缺乏对藏族青年的影响

目前，西部藏族青年基础教育普及仍有待发展，且不能立刻收到实效，解决在城市的藏族青年就业问题乃是当务之急。只有具备能够实际应用的劳动技能，藏族青年才能更快更好地融入现代社会。但目前，西部藏区职业技术教育起步较晚，发展缓慢，现有的职业学校校舍陈旧，教学实训设备空白，办学条件十分滞后，严重制约着藏区基础教育与职业技术教育的协调发展。藏族青年本来生活在传统农业社会，伴随着改革开放的进程，被动卷入工业社会，但他们大多从小生活在农业、牧业家庭，劳动技能表现为种地、放牧，一旦进入城市，便不能胜任工厂、工地的工作，从语言和劳动技能上都很难和内地打工者竞争。

（三）职业教育和就业机会的缺乏对藏族青年的影响

制约藏族青壮年进入城市生活的因素除工作技能缺乏外，“就业机会”也是一个人尽皆知却又心照不宣的的隐。所谓机会，即老百姓通常所说的“门路”。在西部地区，大部分藏族家长对于孩子读高中、考大学持消极态度，他们认为“即使读了高中，也很难考上大学，就算考上大学，家里没有门路也不能留在城里政府工作。”没有上学，没有门路，没有家底，又不愿回老家放牛放羊，只能在城市里游荡，为社会的不稳定埋下隐患。

四、缺乏深入了解导致对藏族青年族群民族认同弱化

（一）兄弟民族非理性的排斥对藏族青年带来的困惑

前些年在藏区发生的“3.14”事件和其他事件，虽然带有一定程度的“民族”背景，基本上是群体治安事件和个别极端分子实施的恐怖袭击事件。但是随后在北京等大城市和汉族地区发生的针对藏族人员的整体性歧视行为（出租车拒载、旅店拒住、机场歧视性安检等）却反映出汉族整体性的态度，这是非常令人担心的，这样的态度伤害了许多反对“3.14”事件和其他暴力行为的藏族民众的感情，也使汉族中的有识之士感到震惊。这充分暴露了政府在汉族地区缺乏民族知识、民族政策普及教育，在突发事件发生后，针对藏族的非理性排斥，给藏族青年带来较大的困惑。

（二）民族知识的宣传和普及力度不够

多年来，国家专门针对汉族的的中华民族“多元一体”国情、民族知识教育和民族平等的政策宣传非常薄弱，汉族地区普通中小学教育中关于介绍我国少数民族历史、文化宗教习俗和我国民族政策的内容很少，甚至许多方面可以说是空白。这使得汉族民众和青少年普遍缺乏关于我国少数民族的基本知识，在他们思考问题时有意无意地把“汉族”等同于“中华民族”，有些政府所属文化部门关于“中国人”是“华夏儿女”、“炎黄子孙”和“龙的传人”的片面宣传在客观上也加强了这一倾向。黄帝崇拜是特定历史条件下带有“排满”性质的狭隘民族主义产物，许多少数民族，尤其是藏族青年对黄帝和龙图腾并不认同，这些片面狭隘的宣传有损于中华民族凝聚力的加强，需要政府及时关注和纠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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