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谈河西宝卷的音韵学价值

摘 要: 河西宝卷是流传于河西地区的一种民间说唱文学,其中有大量的韵文和别字,这为研究它所反映的方音提供了丰富的材料。河西宝卷兴盛于明清两代,是对敦煌变文的继承和发展,因此研究河西宝卷的音韵有助于我们揭示明清时西北方音的概貌,对我们探求西北方音从唐五代经宋、明清至近代的发展与演变有重要的意义。

关键词: 河西宝卷 音韵材料 音韵价值

“河西宝卷,就是当今流行在甘肃河西一带(包括武威、张掖和酒泉三个地区的二十多个县)的一种说唱文学,即我国历史上盛行于明清两代的民间宝卷。”[1]作为一种民间的文学形式,河西宝卷在宗教、民俗、文学、音乐等方面的价值已为人们所认可。本文从另一个角度着手,意在探讨河西宝卷在音韵学上的价值与地位。

1.河西宝卷中的音韵材料

1.1韵文

耿振生先生曾指出:“在中国古代多种多样的语音材料中,诗文用韵是最重要的种类之一。”[2]河西宝卷是一种讲唱结合的民间文学,宝卷中有大量的韵文。宣卷人在宣卷时会用到讲、念、唱等三种不同的方法。讲,是一般性的讲述,讲的内容是不押韵的;念,是快速的讲,念的内容(我们称其为“念词”)读来琅琅上口,通常是押韵的;唱的内容即唱词也是押韵的,由宣卷人按照一定的曲牌或调式唱出。河西宝卷中的韵文主要就是念词和唱词两种。下面我们对这两种不同形式的韵进一步的介绍。

1.1.1念词

念词在河西宝卷的韵文中占得比重最大,以十言为主,七言和五言也比较常见,也有少数是四言或六言,可以出现在卷首、卷中和卷尾。

出现在卷首的念词主要是为了引起听卷人的注意,往往比较简短,以四句为主。如“长城宝卷初展开,众位乡亲都听来;声声悲泣离群雁,就像孟姜哭声哀。”(《孟姜女哭长城宝卷》)还有一些宝卷卷首的念词为八句,如“自古人间祸事多,历史是条血染河:水旱风蝗能吞人,昏君贪官惯放火!痛苦之下想极乐,天上阴司公平多。岂知那里亦如是,不信请读绣红罗。”(《绣红罗宝卷》)卷首念词超过八句的较少,我们所见的宝卷中只有《黄氏女宝卷》的卷首念词为十八句。

出现在卷中和卷尾的念词,句数两句到一百多句不等,长短视其讲述的内容而定。

念词的押韵比较工整,一般来说可以分为两种情况:一种是偶句入韵,一种是句句入韵。在河西宝卷中以偶句入韵最为常见,这也是最符合我们的语言表达习惯的。偶句入韵时,首字可以入韵,如“说完土地闹天宫,今夜念卷到此终。我念三天不怕累,只要大家高兴听。”(《土地宝卷》)也可以不入韵,如“刘婆开言道,哈哥你是听,王家提亲事,我来说分明。”(《黄马宝卷》)

相比偶句入韵而言,句句入韵的情况要少得多,仅在少数宝卷中出现过。例如:

他夫妻,进绣房,点燃灯亮,那林英,望相公,眼泪汪汪。有湘子,叫妹妹,不要胡想,你恩情,愚兄我,终生不忘;倘若是,到后来,仙家有望,我定然,来度你,同上天堂。林英女,听此言,珠泪常淌,新悲痛,扯夫手,坐到天亮。黎明起,韩湘子,返回学堂,见恩师,忙施礼,谈明家常。丢林英,坐房中,孤思寡想,但不知,到后来,怎样下场?

1.1.2唱词

唱词与念词不同,需要按照一定的曲牌或调式唱出来。河西宝卷中的唱词有两种:一种是曲词,一种是小调。

曲词是和着曲牌歌唱的。河西宝卷中有大量的曲牌,如傍妆台、耍孩儿、山坡羊、浪淘沙、西江月、炉香赞、驻云飞等等。曲牌往往会在曲词的前面标明。如:

[傍妆台]阅古书,汉武动兵事远图,将军报国心丹赤,血染征袍期献符。逞英雄,夸丈夫,一将功成万骨枯。(《仙姑宝卷・仙姑设桥渡汉兵第四品》)

[耍孩儿]丹进台吉心思想,告娘娘听心间,人心不足由天降。三番两次心不定,面是心非口又谎。从今后,再不敢欺心灭像修庙堂。(《仙姑宝卷・仙姑三次殃夷人第七品》)

这类曲词应该是受变文以及后来的宋词、元曲的共同影响而形成的。

还有一类曲词不标曲牌名,只是在上文提到“有佛曲为证”或“有首普劝词”等,进而引出曲词的内容。这类曲词的数量较少。例如:

有佛曲为证:婆婆呀,媳妇今朝来拜谢,谢你大恩与大德,剪去乌云心自喜……你老人家耳聋眼花,到底有些太昏迷。(《刘香宝卷》)

小调是河西宝卷中最具地方特色的一部分,它直接源于河西地区的民间小调。河西宝卷中的小调有“哭五更”、“莲花落”、“十月苦”等,以“哭五更”最为常见,往往由上文内容引出。例如:

坐那里,只觉得,脚麻腿疼,肚饿得,眼冒花,大哭五更:一更里呀好伤心,想起妈妈疼煞人,丢下孩儿罪孽重,继母心狠赶出门,我的娘呀,你在阴间可知闻……五更里来麻麻亮,想起妈妈心悲伤,你入阴司难回转,兄弟救我离难乡,我的娘啊,你可知我这愁肠?(《白长生逃难宝卷》)

曲词经常用在卷首起到总领全卷,引起听卷人注意,有时也会用在卷中,基本不用在卷尾。小调一般只用在卷中,用来抒发一种思想感情。

唱词的押韵格式比较灵活,往往因为曲牌或调名的不同而不同。有时,相同的曲牌或小调也会出现押韵格式不同的情况。

1.2别字

通过诗文押韵来研究语音有其局限性,“诗文韵部反映的是韵母的大类,不能完备、精确地反映韵母”。[3]因此,我们要重视对异文别字的研究,以便更精确地反映当时的语音系统。

河西宝卷是流行于民间的一种讲唱文学,相对于文字来讲更加重视语音。有些抄卷人本身的文化水平并不是很高,抄卷时会写一些同音的别字;还有一些抄卷人为了抄写方便则会使用一些同音的字来代替本字,所以,河西宝卷中存在着大量的别字(不包括异体字、古今字和形误字)。河西宝卷中的别字大体可归纳为两类:

一类是宝卷整理者在整理抄写时所写的同音误字。如“我母亲,和父亲,合葬坟营”(《天仙配宝卷》)一句中“营”当为“茔”的误字。又如,“有番将,听得说,非马进城”(《昭君和北番宝卷》)一句中“非”当为“飞”的误字。由于这类别字与本字的音韵地位相同,所以它们仅起到了记录本字字音的作用。

另一种情况是,有些别字虽然也与本字字音相同,但它们并不是抄写过程中的单纯的误字,而是起到了记录当时方音的作用,因此,这些字虽然也是别字,但与上一种情况的别字有着本质的区别。如《昭君和北番宝卷》中有“气红米,摔倒在地”一句,文中把“昏迷”写作“红米”。在《广韵》中,“昏”属晓母、魂韵,“红”属匣母、东韵;“迷”属明母、齐韵,“米”属明母、荠韵。“昏”与“红”在《广韵》中声、韵都不相同,“迷”与“米”也不属同一韵,而在河西宝卷中却是同音的。据此我们可以推断,在当时的河西方音中晓母和匣母是相混的,这是声母“浊音清化”规律的具体反映;魂韵与东韵也是相混的,这反映出了当时河西方音中[-n]尾和[-?耷]尾合并的现象;齐韵和荠韵平、上相混有则助于我们对当时河西方音声调的研究。

我们所要重视的是第二种情况中的别字,这类别字是我们研究当时河西方音的声、韵、调系统,拟测音值的重要材料。

2.河西宝卷音韵研究的可行性

通过韵文、别字来研究音韵必须满足两个方面的要求:一个是对材料的“量”的需求,一个是对材料的“质”的要求。下面我们便从这两个方面来分析河西宝卷音韵研究的可行性。

2.1河西宝卷中音韵材料的数量

段平先生在《河西宝卷选》的附录[4]中列出他所搜集的宝卷共108种;方步和先生的《河西宝卷真本校注研究》一书中,共收录宝卷10种;甘肃人民出版社出版的郭仪等人选编整理的《酒泉宝卷》共收录宝卷8种。现在,仅我们可见的宝卷就有126种之多,还有许多宝卷散落在民间,等待我们去发掘整理。

宝卷的数量很多,韵文又在河西宝卷中占有相当大的比重。河西宝卷中的韵文主要是:卷首的开经偈、焚香赞(即开场的念词或唱词),卷中的念词、唱词,卷尾的收场偈(一般是念词)。这些韵文几乎占了每卷篇幅的一半,《湘子度林英宝卷》、《何仙姑宝卷》等宝卷更是通篇用韵。由此可见,河西宝卷中的韵文材料是十分丰富的。

由于河西宝卷的自身的特点,宝卷中也存在着大量的别字。方步和先生在《河西宝卷真本校注研究》一书中,对《仙姑宝卷》、《唐王游地狱》等10种宝卷进行校注,共校出别字141个,398处。其中,有127个属于我们界定的别字的范畴,有115个具有音韵研究价值。

可见,河西宝卷中的韵文、别字完全能够满足音韵研究对于材料的“量”的需求。

2.2河西宝卷中音韵材料的质量

河西宝卷中的韵文有两个方面的优点:一是押韵工整,一是口语性强。

押韵工整,我们在上面已经提过,河西宝卷中的韵文主要是以偶句入韵为主。这有利于我们离析韵脚字,归纳韵类,为我们的音韵研究提供了便利。

口语性强是河西宝卷中音韵材料的另一个优点。罗常培和周祖谟二位先生在《汉魏晋南北朝韵部演变研究》一书中又指出:“我们首先要承认大部分的韵文是充分表现语音的真相的,因为韵文本身需要读得上口,如果根本读不上口,那就失去了韵文的意义。”[5]可见,韵材料越是口语化越能体现当时当地的语音面貌。河西宝卷作为一种流行于民间的讲唱文学,其韵文“大量使用方言,它似画龙点睛,形象、准确、生动,加浓了生活气息,突出了乡土特征”,并且“在各种唱调中,不断吸收河西的民歌小调”。[6]“哭五更”、“十月苦”等小调乡土气息十分鲜明,很好地反映出了当地口语的特点。这样的材料对于研究河西宝卷所代表的实际语音是很有价值的。

这些可以说是河西宝卷中音韵材料“质”上的优势。

3.河西宝卷音韵研究的必要性

3.1河西宝卷音韵研究的意义

河西宝卷音韵研究具有重要的意义,我们可以从共时和历时两方面来分析。

河西宝卷中的音韵材料实际上反映了明清时期河西地区的语音面貌。我们可以通过对它的研究来揭示明清时期这一地区的语音面貌。另外,前辈时贤已经对明清时期河西周边地区的方音如晋语、官话等做了系统的研究。我们也可以在他们的研究为基础,把不同的方音做共时的比较,探讨方音之间的相互关系。

从历时的层面来讲,河西宝卷又是研究西北方音演变的重要材料。河西地区本身便属于西北地区,河西宝卷所反映出的音韵面貌实际上是明清时期西北方音的面貌。并且,郑振铎先生在《中国俗文学史》中指出:“……然后来的‘宝卷’,实即‘变文’的嫡派子孙,也当即‘谈经’等的别名。”[7]段平先生则通过一个公式来概括佛经到变文的关系,即“佛经―俗讲―变文―宝卷”。[8]可见,河西宝卷是对敦煌变文的继承和发展。这更加有力的证明了河西宝卷中的音韵材料是反映当时的西北方音的。我们可以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探求西北方音从唐五代经宋、明清至近代的发展与演变。

3.2河西宝卷音韵研究的空间

河西宝卷的音韵研究具有广阔的空间。人们对河西宝卷的研究主要侧重于两个方面:一类是对河西宝卷的收集整理,侧重于对文本的校注、校勘,如上文提到的《河西宝卷选》、《河西宝卷真本校注研究》等著作。另一类是对河西宝卷文本内容的研究,即探讨它的宗教、民俗、文学、音乐等方面的价值。目前,尚无人对河西宝卷中的韵文、别字进行系统的音韵研究。

另外,人们已经对唐五代、宋以及现代的西北方音进行了一系列卓有成效的研究。然而,明清时期的西北方音尚无人做系统的研究。对于明清西北方音的研究有助于揭示西北方音从唐五代到今天的发展与流变,河西宝卷便是一个很好的切入点。

参考文献:

[1][4][8]段平.河西宝卷选[M].兰州:兰州大学出版社,1988.

[2][3]耿振生.20世纪汉语音韵学方法论[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

[5]罗常培,周祖谟.汉魏晋南北朝韵部演变研究[M].北京:中华书局,2007.

[6]方步和.河西宝卷真本校注研究[M].兰州:兰州大学出版社,1992.

[7]郑振铎.中国俗文学史[M].上海:上海世纪出版集团,200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