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会”闭幕,改革窒息?

当前,中国人大的难题是社会性和财富分配的公正性,也就是说,如何帮助社会贫困阶层,比如农民和民工分享到经济发展成果,这是中国人大制度面临的最大问题。两会上,总理承诺要通过改革收入分配制度让人民分享经济蛋糕,他赢得了2987名代表的热烈掌声。国务院行政首脑提出要让人民有尊严地活着,这在中国还是首次。不过,和他的部长们在处理中国问题时有两大最引人关注的问题遭遇失败,一是结束户籍制度,二是让过热的房地产降温。这两大问题的失败暴露了中国政府公平正义许诺的破产,而大权在握的垄断组织和企业集团与中央和地方官员关系微妙,为了维护既得利益也反对有损于自己利益的任何改变。

户籍改革望眼欲穿

中国的户籍制度阻止了8亿农民自由迁徙到城市,近年来,人们对中国行政管理部门改革户籍制度的期望值很高。就在人大会议召开的四天前,由《经济观察报》发起的13家中国大陆媒体联合社论认为,毛时代遗留下来的户籍制度所造成的永久社会分隔有违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在法律面前一律平等的宪法精神,这个制度应该立即废除。社论史无前例地写道:“中国患户籍制度之苦久矣!我们崇信人生而自由,人生而拥有自由迁徙之权利!”社论敦促中国政府停止拖延,“我们无法漠视那些已经、正在以及仍将因此政策而受挫、受苦的人们。对于他们,等待改革的迫切让每一分钟的等待都显得非常漫长。”

不过,在政府工作报告中,只是重复了过去的一些粗略的说法:“推进户籍制度改革,放宽中小城市和小城镇落户条件。有计划有步骤地解决好农民工在城镇的就业和生活问题,逐步实现农民工在劳动报酬、子女就学、公共卫生、住房租购以及社会保障方面与城镇居民享有同等待遇。”根据这个讲话精神可以发现,尽管中国政府同意增加2.5亿在城市打工的农民的福利,但并不愿意让他们获得永久居住权。

更严重的是,北京以可怕的审查制度和国家安全机构结束了这场“敏感”的讨论,并惩罚了这13家媒体的相关责任人,《经济观察报》副总编张宏被解职,其他人被警告。

中国的人大代表70%是中共干部,他们在为期9天的会议上根本不会正视中国的户籍制度问题,更不会进行认真的讨论。中共领导人中的保守派的理由很简单,反对放开居住准入的中共干部都来自大中城市,在他们看来,放开户籍管理将使北京等城市已经紧张的公共服务系统陷入瘫痪。“最让中央和地方政府担心的是新移民对城市公共资源的分配将构成巨大挑战,这对GDP增长是不利的。”美国汉学家王飞龄(音)说。而其他对户籍制度持顽固坚持态度的人也包括腐败的警察官员和市政管理官员,对他们来说,可以从“不法”居住在城市的新移民那里得到很多利益。

在遥遥无期的户籍改革状况下,仅有的好消息是,沿海和城市地区的干部答应逐步给予民工永久居住权。比如,广东省委副书记黄华华就有一个接纳民工的庞大计划,他表示,广东省每年可以为60万民工发放户口。一些广东城市已经开始试点给予民工完全意义上的城市户口。不过,对民工来说,最大的问题还是针对民工的在退休金、失业保险和其他方面利益的缺失,在城市里沦落为二等公民。对城市居民来说,特别是刚刚出现的中产阶级,得到他们的支持对中共继续执政至关重要,但过去两年来,随着财富价格的缩水,这个热点论题慢慢冷却了。据中国社科院调查,85%的中国家庭无法承担住房支出。不过,泡沫一词并没有出现在的工作报告里,他也没有表示要对投机行为采取强硬政策进行根治。只提到,北京的房价要保持稳定,房地产市场应该健康稳定地发展。

遏止房价难有作为

政府掌管住房和国土的部长们也阻止不了房价的飞涨,在回答人大提问,住建部部长姜伟新3月8日在全国人大十一届三次会议记者会上解释说:“未来20年是中国城镇化、工业化的快速发展时期,住房需求较大,但同时土地供应有限,因此房价上涨的压力仍然是很大的。”住建部副部长郭允冲的话更是引起了与会代表的哗然,郭允冲表示,住建部现在对房地产的调控手段已经十分有限了,“土地使用归国土资源部管理,税费由税务部门控制,贷款和利息则由银行说了算。”

政府被社会指责忽视了房价飙升的严重性。人大会议召开前一天,中国国家统计局公布了一项数字引起舆论哗然,该数据显示,中国2009年房价仅上涨了1.5%,但《北京晨报》报道说,官方数据与人们的感受相比显然低了很多,有媒体披露,中国房价去年上涨幅度达到30%,对于地方政府来说,房地产行业简直就是能下金蛋的老母鸡,每百万元售价中,地方政府至少能从中以税费形式抽走30%。

对地方政府来说,卖地更是一本万利的买卖,有着无穷的魅力。中国著名社会评论家胡星斗估计,像北京、上海、杭州和深圳这样的大城市,近年出售的土地价值超过1000亿元人民币。胡星斗在北京理工大学任教,他对一些城市承诺为老百姓建更多廉租房的效果持怀疑态度。“这只是在人大期间给代表一点安慰而已。”中国著名经济学家厉以宁不久前指出,除非地方政府结束依靠房地产赚钱的短期行为,否则房价不可能下跌。厉以宁指出,作为经济增长关键指标的消费支出目前很难有大的作为,“很多家庭被住房开支压得喘不过气来,根本不可能花钱消费。”

安保责任重于泰山

更值得注意的是,北京当局在经济成果分享机制的改革中显得十分勉强和被动。过去20年来,中国财富增长的很大一部分由于数十家国企的贡献而流向中央政府。上世纪80年代,在GDP增长11%的同时,工人工资增长率则下降了17%。在工作报告中承诺要加快央企结构调整步伐,其中,包括降低央企管理人员薪金标准,防止收入差距拉得过大。一些自由派学者,比如社科院的于建嵘和原《人民日报》副总编辑周瑞金对权贵资本主义做了很精彩的论述,不过,权贵资本主义这种说法在人大还没有得到认可。

对北京当局来说,公平分配有十分重大的意义,有助于将矛盾扼杀在萌芽状态。今年的人大批准了5140.1亿元公共预算开支,比去年增长8.9%。而用于军费开支则达到5321.2亿元,比去年增长7.5%。2008年和2009年以来,中国用于国家安全的开支戏剧性地增加了,很明显,中国每年发生上万起,警察、武警和其他安保人员人数有所增加,安全费用的增加也在情理之中。去年,中国公共安全费用支出4720.7亿元,增长16.3%。更有意思的是,中国领导人还在用“人民战争”的思维管理着国家安全。为了确保两会顺利召开,北京甚至组织了70万安保队伍加强社会控制。当然,5月1日开幕的上海世博会的安保力度无疑会更加强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