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析绘画功能与时代精神

读《石涛画语录》，至尊受章第四有旬日：“夫一画含万物于中。画受墨，墨受笔，笔受腕，腕受心。如天之造生，地之造成，此其所以受也。”勃然心动，一艺之成，感天动地，参天地之化育，而表现“乾旋坤转之义”。石涛用他独到的视角，精辟地阐述了中国艺术“天人感应”独特的体悟世界的方式。也是石涛在他处的时代通过艺术传递时代精神发出的真诚心声。

回顾中国民族的艺术历史，一直以来，文化的先哲们，总是善于在周遭的事物中，在物、象、迹之中寄寓情感。又同时在情感的生发中，借助心、身、手、笔、墨，特定的精神载体，传递对物、象、迹的认识，实现“独与天地精神相往来”的审美境界。不仅如此，艺术作品作为文化的载体，在实现抚慰人生，完成对人身心愉悦，审美功能的同时，也在某些特定的时代精神的框架下，对人类社会的政治、伦理或宗教起到宣教的功能。从而担当文化表率的作用而得以永存。

(一)

所谓的时代精神，只有在亲鉴特定历史时期作品的解读与赏析中，才能找到合于历史风貌的更深刻的解答。

唐代张彦远在《历代名画记》中说：“画，挂也。以彩色挂物像也。……以忠以孝，尽在于云台，有烈有勋，登于麟阁。见善足以戒恶，见恶足以思贤。”这是在特定的历史时代，把艺术作为“成教化、助人伦，穷神变、测幽微，与六籍同功，四时并运”的教育功能的体现。

这种具有宣教功能的艺术，在中国绘画史中，很长的历史时期里，一直是绘画艺术的主流。东晋顾恺之的《列女仁智图》，就是取材汉代刘向所作的《列女传》，为宣传封建伦理思想的典型作品。还有《女史箴图》，也是作为艺术宣教功能而呈现出鲜明的时代性。

政治的需要，艺术常常在政治面前充当工具，或是在建立政治秩序时的文化手段，或是表现重大历史事件而还原历史事实的文本见证。唐代画家阎立本的《步辇图》，无疑是唐初时代精神的艺术代表。唐初政权的建立和强盛，大唐帝国政治秩序和法度的确立，以及政治宣传的需要，为阎立本的艺术创作提供了重大题材。在他这里，艺术创造和表现时代精神有着完美和谐的统一。

然而，艺术作品作为文化载体，也同时有它自身的规律，当“个性”意识的高扬，艺术创作者“自我存在”意识的觉醒，也就是说，当创作者主体清楚地意识到人的个体存在价值时，在艺术创作中时代精神的表现，就呈现出完全异于“宣教”的形式。

陈师曾先生在上世纪二十年《中国绘画史》时，有一段总结：“六朝以前之绘画，大抵为人伦之补助，政教之方便，或为建筑之装饰，艺术尚未脱束缚。迨至六朝，则美术始具独立之精神，审美之风尚因此兴起，渐见自由之萌。”这里的“艺术自由”，即是艺术家在创作中对“人性”的思考，在艺术中寻求精神的归宿。自觉意识的唤发，便有了为人生而艺术的理想追求。

在这种情形下，艺术家创作时在审美精神的参照中，画笔也从社会功用走向了自身的单纯。“时代精神”内涵的注解，也补充到了新的内容。这一点，在看唐人绘画中描绘世俗生活的众多仕女画作品时，便可清楚的感受到这种转变。品读唐人仕女画，那种“曲眉丰颊”的描绘特点，应该是唐代人物画最为典型的时代精神了。从《虢国夫人游春图》《捣练图》《簪花仕女图》中，大抵都能看到这样的时代特色。毫无疑问，在当时的唐人眼中，看到这样的作品，这无疑是当时最前卫的“当代艺术”。

在唐人那里，当绘画完成世俗意味为主题的时代精神表现时，艺术也就从宗教、政治任务和伦理理想的历史文化形态中挣脱出来，走向“人性”和人的情感宣泄的自觉。也同时将艺术创作主体，由先前地位卑下的工匠，或者称为画工，而转变成了从事精神劳作、引领人们精神享受的“画家”。这种自觉，凸显出来的绘画功能，即是由“助人伦、成教化”的宣教功能向艺术的“赏娱”审美功能的转变，也是特定历史时期时代精神的突出象征。

(二)

当绘画的功能以“赏娱”审美为主导时，所表现出的时代精神就和“宣教”功能为主导的绘画大异其旨。如果说“宣教”功能的艺术作品所表现的时代特征具有视觉经验的直接性、简明性，那么，审美功能的艺术作品在表现时代精神方面，就要抽象的多，也丰富、深刻的多。在“审美”的精神关照中，艺术主体的视点也自然从“图鉴”转向更多自身的关照，以及自身以外的周遭世界、自然万象，人和自然同在，从而挖掘到人自身存在于自然中的价值。时代精神也在不自觉间走向人与自然同在、生存价值感的认同。这种认同感，在中国绘画上，表现直接和突出的应该说是五代、两宋成熟并臻于完美境地的山水画和花鸟画。

在今天的人们看来，五代、两宋山水画和花鸟画艺术的时代精神风貌，其精神性、人文性是那么的鲜明！“黄家富贵，徐熙野逸”以及“百代标程”的荆、关、董、巨，无不是以个人的人格魅力，对中国绘画产生了深远影响，这是人的个人价值的完美表现。尤其是当艺术创作成为了人生理想、人生价值感的追求时，艺术作品作为时代精神载体的意义就更为重要。作品被作为人格表现的最高形式，作品和人品一道成为了赏鉴的内容，成为了个人魅力的理想演场。

五代、两宋绘画所取得的成就是令人向往、赞叹的，艺术家把艺术创作作为人生指向，这在特定的历史时期，有着特定的社会根源。山水画在唐末、五代的兴盛，实在是因为画人对自然、社会，以及人的自身有了崭新的认识，经历了唐代的繁华，人性中固有的对现世的留恋和五代战乱的厌倦，或许是这个时代的人们更多的有了对“人本”的思考、人的存在价值感的思考，这些思考都在艺术创作中起着作用。像莉浩“搜妙创真”的理念，潜藏着人生理想的追求，以至于影响到宋人所追慕的存在于天地万物之间的“常理”，从而一方面认识自然，在自然山水中寄寓情思，又不断地探索，创造着山水画的图式，这也就自自然然实现了绘画的另一功能一审美。

宋王朝的建立，在政治上综合国力等因素使大宋统治者没能建立起唐王朝那样的大帝国，而采取了“文治”的策略，以稳定大宋的政权。“文治”的实施，在文化领域内取得了丰硕的成果，在视觉领域，宋人异乎寻常的创造，留下的宝贵艺术遗产，取得了足以和唐人比肩的收获，其丰富的内蕴和艺术品质达到了令后世称羡的完美境地。宋代绘画艺术全面繁荣的直接原因，乃是皇家的重视、皇帝本人的参与和文人士大夫的引导，以及皇家绘画的重要机构一翰林图画院的设立。从宫廷画院画家的创作到民间画家的灵性发挥，都从不同的角度满足着不同阶层人们的精神需求。这种种需求，实现了绘画艺术在人类精神生活中担当的滋养心灵的功用。审美功能的意义，随着那个时代文化的高度成熟，渗透到各阶层人们的精神生活中，也渗透到中国知识分子看待世界、体悟自然、认识人生的思维过程中，实现审美的同时也完成了自娱，这和“明劝诫、著升沉”的宣教，有着典型的不同，绘画艺术由此而体现出的时代精神也自然有别于“助人伦、成教化”统领下的辅助政教，而显现出人的性灵。不再关注国家、王权的意志，在审美赏悦以及完成自娱之时，艺术家也关注到的是个人存在的终极意义。

(三)

“千载寂寥，披图可鉴”，在总体方面，绘画艺术所传递的时代信息，有时随着它所处的时代，艺术所担当的功用而趋于一致。然而，绘画终究是精神的产物，回到艺术的本体，他所表现更多的则是对物质世界的超越，或者是对现世的超越，走向独立的艺术精神的自觉。这种自觉，不是特定的时代风貌的注解，而是人类生存、精神存在永恒的折射。另一方面，也就曲折的传达了特定的时代精神。

“望秋云，神飞扬；临春风，思浩荡。”存在于自然中，人与自然同在的灵性思考，是绘画功能所揭示的精神指向。当今时代，提倡“以人为本”，在绘画作品评价中，经常会点击“彰显时代精神”的字样，“人本”的思考，也即是在绘画功能中省思人存在价值的哲学思考。这在历史文化的精神延展上，有着超越时空的承接。

作者简介

郭禹池，2006年考取西安美院国画山水专业研究生，攻读硕士学位。2009年毕业于西安美术学院，获国画山水专业硕士学住。2009年7月起，任职于陕西理工学院艺术学院。(职称待评，拟评讲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