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白虎通》儒学思想的实现

摘 要：《白虎通》的儒学思想可概括为体现尊卑贵贱的“三纲六纪”和阴阳五行的神学宇宙观两方面内容。这些思想以对血亲的感情和对天神的崇拜为精神支点，通过以制度保证的一系列教化和严酷的刑罚，在当时得到了很好的实现。

关键词：三纲六纪；阴阳五行；教化；刑罚

中图分类号：B234.9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2596（2013）09-0048-03

东汉建初四年即公元79年，汉章帝在白虎观召集了由“汉儒”和许多官僚参加的规模宏大的儒学会议。《白虎通》是这次会议遗留下来的重要文献之一。陈寅恪先生说：“吾中国文化之定义，具于《白虎通》三纲六纪之说，其意义为抽象理想最高之境，犹希腊柏拉图所谓Idea者。[1]”《白虎通》儒学思想从文字向现实的转化，对中国社会秩序及其指导思想的形成，起了决定性的作用。本文试图通过分析《白虎通》儒学思想的合理性和外在因素的作用，来探讨这一思想实现的原因。

一、《白虎通》儒学思想的内容

东汉初，由于谶纬的发展和古文经学的兴起，政治思想和学术领域内出现了极其复杂的矛盾，造成了经义的分歧和人们思想上的混乱，令学者无所适从。因此，需要由当时的皇帝出面来统一经义。汉章帝建初四年，诸儒会于白虎观，“讲议《五经》同异”，“帝亲称制临决”[2]，《白虎通》应运而生。《白虎通》是对西汉以来儒家思想发展的一次总结，它在最高依据、哲学范畴、思维方式、核心内容等方面完全继承了董仲舒天人感应的神学目的论体系，并使这一体系更为精细和完备，成为东汉王朝二百年来儒学思想的代表作。《白虎通》儒学思想可概括为两大方面，一是体现尊卑贵贱的“三纲六纪”，一是阴阳五行的神学宇宙论。神学宇宙论是“三纲六纪”的终极依据，其“中心是论证人间的秩序”[3]；“三纲六纪”体现了天神的意志和阴阳五行的运行原则。

《白虎通》继承了董仲舒关于“王道之三纲可求于天”[4]的思想，采用了谶纬神学关于“三纲”的具体条文，提出：“三纲者，何谓也？谓君臣、父子、夫妇也。……故《含文嘉》：‘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5]关于六纪，《白虎通》说：“六纪者，谓诸父、兄弟、族人、诸舅、师长、朋友也。”[6]“六纪”是从属于“三纲”的，是为“三纲”服务的：“六纪为三纲之纪者也，师长，君臣之纪也，以其皆成己也；诸父、兄弟，父子之纪也，以其有亲恩连也；诸舅、朋友，夫妇之纪也，以其皆有同志为纪助也。”[7]《白虎通》的内容非常庞杂，可以说涉及了汉代社会生活、政治制度、文化、伦理道德等各个方面。但其主要内容都是围绕着尊卑贵贱的“三纲六纪”展开的，是“三纲六纪”思想的具体化和实现。从天子的巡守、征伐、封禅等重大政治活动到普通百姓的日常生活，都要遵循和维护“三纲六纪”，体现尊卑贵贱，甚至占卜用什么样的乌龟壳、蓍草等。都有各种不同的规定：“天子龟长一尺二寸，诸侯一尺，大夫八寸，士六寸，龟阴，故数偶也。天子蓍长九尺，诸侯七尺，大夫五尺，士三尺，蓍阳，故数奇也[8]。至于普通百姓，就连占卜的资格都没有了。

《白虎通》认为，“三纲六纪”的作用是“整齐人道”、“安上治民”。它说：“纲者，张也，纪者，理也。大者为纲，小者为纪。所以张理上下，整齐人道也。人皆怀五常之性，有亲爱之心，是以纲纪为化，若罗网之有纪纲而万目张也。[9]”对于表现“三纲六纪”的礼乐，《白虎通》说：“故乐所以荡涤，反其邪恶也。礼所以防淫佚，节其奢靡也。故《孝经》曰：‘安上治民，莫善于礼。’‘移风易俗，莫善于乐。[10]’”

更为重要的是，“三纲六纪”体现了天的意志，遵循了阴阳五行的运行原则。实际上，“三纲六纪”就是以天和阴阳五行为出发点和归宿的，并以之为最终的根据。《白虎通》认为，天是宇宙万物的创造者，自然、人事、鬼神的最高主宰，因此也就成为其思想体系的最高范畴。它说：“天者何也？天之为言镇也，居高理下，为人镇也。地者，元气之所生，万物之祖也。[11]”天为阳，地为阴，阳尊阴卑，地服从天，所以天为最高主宰。天的意志是通过阴阳的盛衰和五行的相生相克体现出来的。《白虎通》说：“五性者，何谓也？谓金、木、水、火、土也。言行者，欲言为天行气之义也。[12]”“三纲六纪”的人事原则，就是由天的意志和阴阳五行的运行决定的。《白虎通》说：“所以称三纲何？一阴一阳谓之道，阳得阴而成，阴得阳而序，刚柔相配，故六人为三纲。[13]”“三纲法天地人，六纪法六合。君臣法天，取象日月屈信，归功天也。父子法地，取象五行转相生也。夫妇法人，取象人合阴阳，有施化端也。六纪为三纲之纪者也。[14]”因此，人们按“三纲六纪”行事，就是“承天地，顺阴阳。[15]”在《白虎通》看来，只有阴阳之气和顺了，社会才能太平，符瑞才能出现。它说：“封诸侯以夏何？阳气盛养，故封诸侯，盛养贤也，封立人君，阳德之盛者也。[16]”“天下太平，符瑞所以来至者，以为王者承天统理，调和阴阳，阴阳和，万物序，休气充塞，故符瑞并臻。[17]”如果天子在治理国家的过程中，有不合天意的地方，天便会降下各种“灾异”，以示警告，促使天子改过：“天之所以有灾变何？所以谴告人君，觉悟其行，欲令悔过，修德深思虑也。[18]”

既然在《白虎通》看来，“三纲六纪”既顺天，又应人，那么，它就成为衡量人成其为人的标准了。正如董仲舒所说：“人受命于天，固超然异于群生，入有父子兄弟之亲，出有君臣上下之谊，会聚相遇，则有耆老长幼之施；粲然有文以相接，欢然有恩以相爱，此人之所以贵也。”[19]

二、《白虎通》儒学思想的实现方式和精神支点

一种思想的出现是一回事，此种思想为人所认可和接受，变为人内在的精神，则是另一回事。《白虎通》尊卑贵贱的儒家思想，毫无疑问实现了二者的完美结合。那么，这一结合在当时是如何实现的呢？汉代统治者采用的首要方式是教化。

早在董仲舒“天人三策”中，就极为强调教化。他说：“凡以教化不立而万民不正也。夫万民之从利也，如水之走下，不以教化堤防之，不能正也。是故教化立而奸邪皆至者，其堤防完也；教化废而奸邪并出，刑罚不能胜者，其堤防坏也。古之王者明于此，是故南面而治天下，莫不以教化为大务。[20]”《白虎通》继承了董仲舒的思想，设立了“忠”、“敬”、“文”三方面的教化内容。它说：“王者设三教者何？承衰救弊，欲民反正道也。[21]”“三教”以忠君为本，同时其它两方面不可偏废，要三管齐下。《白虎通》说：“三教所以先忠何？行之本也。三教一体而分，不可单行，故五者行之有先后。何以言三教并施，不可单行也？以忠、敬、文无可去者也。[22]”三教的表现形式多种多样，其中最为重要的是礼乐。《白虎通》将礼乐视为治国安邦的大计，它引用《孝经》的话说：“安上治民，莫善于礼。”“移风易俗，莫善于乐。[23]”为了将三教贯彻落实，汉代统治者设立了专门机构，将教化以制度的形式固定下来。董仲舒建议汉武帝设立太学，他说：“故养士之大者，莫大乎太学；太学者，贤士之所关也，教化之本原也。[24]”《白虎通》设立了“辟雍”、“泮宫”、“痒”、“序”等不同级别的机构，以保证教化的实现。它说：“天子立辟雍何？辟雍所以行礼乐，宣德化也。……辟之言积也。积天下之道德。雍之为言壅也。天下之仪则，故谓之辟雍也。……诸侯曰泮宫者，半于天子宫也。明尊卑有差，所化少也。[25]”“乡曰痒，里曰序。痒者，痒礼仪，序者，序长幼也。[26]”《白虎通》还规定对地方官吏以定期“靠黜”的形式加强教化的贯彻落实。它说：“所以三岁一考绩何？三年有成，故于是赏有功，黜不肖。[27]”教化不仅是国家和社会的事，而且还是家庭内部的事，是父亲对子女应尽的义务。《白虎通》说：“父子者，何谓也？父者，矩也，以法度教子也。子者，孳孳无已也。[28]”

一种理论要真正深入人心，变为人内在的精神，光靠以制度保证的外在说教是远远不够的。最根本的是要让人觉得其合情合理，觉得不按此理论行事，就不成其为人。汉代“三纲六纪”的儒学思想，就是以人们所普遍认可的两个精神为支撑点建构起来的。这两个精神就是对血亲的感情和对天神的崇拜。对血亲的关爱之情是自然形成的最纯真的感情。父母对自己所生的子女有着天然的感情，加上长期抚养，感情更为深厚。对后代的爱不仅存在于人类，而且普遍地存在于整个生物界。人们常说的“虎毒不食子”、“舐犊情深”就是这个道理。而孩子因长期受父母无微不至的关爱和喂养，敬爱之情逐渐生成。这种父子之情为人所共有。汉代尊卑贵贱的儒学思想，首先是以此种感情为支撑点建构起来的。三纲中，“君为臣纲”为最高，“父为子纲”要服从“君为臣纲”。但是，汉人把君臣之间的隶属关系与父子之间的血缘、伦理关系等同了起来，以父子关系解释君臣关系，加上天子头上的“神”的光环，“君为臣纲”、“父为子纲”的思想便深入人心了。《白虎通》说：“臣子之与君父其义一也。[29]”“夫臣之事君，尤子之事父，欲全臣子之恩，一统忠君。[30]”至于“夫为妻纲”，这是古代人类社会中普遍存在的思想，不为中国所独有。在当时社会条件下，生产力落后，技术不发达，体力劳动在生活资料生产中占有主导地位，男子比女子创造出更多的财富，女子依靠男子生活，男尊女卑的思想就自然形成了。《白虎通》说：“夫妇者，何谓也？夫者，扶也，扶以人道者也。妇者，服也，服于家事，事人者也。[31]”在古代社会，科学技术落后，人们对许多自然和社会现象无法理解。与自然和社会力量相比，个人的存在显得微不足道。人们无时无刻不感觉到自然社会力量的伟大和自己的渺小，对冥冥之中神秘力量的崇拜普遍地存在于人们心中，天神成为了人们精神的寄托和安慰。统治者利用人们的天神观念证明自己政权的合法性，强化自己的权威，维持社会秩序。《白虎通》说：“王者父天母地，为天之子也。[32]”人们本来崇拜天神，敬爱父母，而统治者大肆宣扬自己为天神之子，加上阴阳五行的系统论证，“三纲六纪”的思想便深入人心了。

三、教化成功的保证――刑罚

但是，教化不是万能的。社会的压迫，对生存的渴望，外在利益的诱惑，使社会上背离“纲纪”的事情时有发生。对此，汉代王朝制定了严酷的刑法进行镇压。《后汉书》对当时的酷吏做了专门记载。其中有一个酷吏叫王吉，“视事五年，凡杀万余人。其余残毒刺刻，不可胜数。郡中惴恐，莫敢自保。[33]”汉律中的“大不敬罪”、“不道罪”、“腹诽罪”、“诽谤罪”等罪名，都是为了维护君主尊严和权威。如果触犯了这些罪名，都会被处以腰斩等残酷的死刑，其族人也往往被连坐。为了维护“父为子纲”的原则，汉律明确规定了“不孝”、“大逆”等罪，凡子女控告父母的属于不孝，父母居丧未满子女发生两性关系的属于不孝，不孝罪一律判处死刑。大逆罪重于不孝罪，是指子女殴打杀害父母、祖父母的犯罪。犯此罪者除本人腰斩处死外，其妻与子都处以弃市死刑。但父母殴打子孙却不负刑事责任。“夫为妻纲”是汉代婚姻制度的基础，为了贯彻这一原则，汉律允许丈夫纳妾，但妻子必须从一而终，如私自改嫁，或夫死未葬而嫁，或与人通奸者，都要判处重刑，乃至判处死刑。汉律中的法定离婚理由为“七弃”。所谓“七弃”，就是妻子如符合下列七个条件之一的，如不顺父母、无子、淫、妒、恶疾、多言、盗窃等，丈夫都有权离弃妻子。虽然这一理由有时受到“三不去”的限制，但从具体规定来看，离婚主动权操于丈夫手中，妻子处于被动地位。

上述种种法律规定，是同汉代的基本统治思想相一致的。鉴于前朝的历史教训，汉代统治者确立了“德主刑辅”的治国策略。汉初信奉黄老之学，但“黄老思想的政治实质是法家思想。[34]”到汉武帝时代，刑法几乎成为维护皇权的唯一工具，而且用刑残酷。董仲舒想改变这一现状，倡导德治，但未能成功[35]。《白虎通》则对“五刑”的合理性、作用和目的作了明确说明：“圣人治天下，必有刑法何？所以佐德助治，顺天之度也。……设刑罚者，明有所惧也。……五刑者，五常之鞭策也。刑所以五何？法五行也。[36]”可见，“五刑”就是为教化的成功而设立的，其唯一的职能就是维护“纲纪”。刑法的实施，不但铲除了胆敢破坏“纲纪”的“恶人”，而且对社会上不安稳分子形成巨大的威慑，对“三纲六纪”的推行起了保驾护航的作用。

对血亲的感情，对天神的敬畏，制度的运作和刑法的实施，是《白虎通》儒家思想得以在当时实现的四大支柱。其中，血亲和天神是灵魂，制度是手段，刑罚是保证。《白虎通》尊卑等级的儒家思想之所以深入社会，变为人内在的精神，中华专制帝国之所以能延续几千年，中华文明之所以成为全人类流传至今的唯一古代文明，靠的就是这四大支柱。《白虎通》儒家思想自从被确定为统治思想之后，支配了中国社会一千多年的存在和发展，至今依然影响着中国人的思想和行为。从这个意义上说，《白虎通》对中国人思想的发展和行为的规范起着不可替代的指导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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